20世纪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大多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驳斥论敌的理论观点。萨特也不例外。萨特以为,福柯表面上取消历史,实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福柯构建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一个资产阶级能用来攻击马克思的最后堡垒。包括福柯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历史理论家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人类生活物质要素、生产关系、实践放在首位,因而不能撰写严肃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就指责福柯不是像他那样用存在主义来“医治”和“补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
福柯在许多场合回击萨特。福柯声明考古学要研究作为认识、制度和实践之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因而并非萨特所理解的一门学科。萨特把实践看作总体化过程。福柯并不像萨特所指责的那样忽视实践,只是对实践有特殊的理解。福柯从理论活性的角度来探寻使理论、制度和实践成为可能的具有共同构型的历史知识,并不像萨特那样从实践惰性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知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明确把话语当作一种作为在经济、社会机制等中确立起来的规则体系的特殊实践,并使用了话语实践这个概念。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又把话语看作是相互交织、连接、相互排斥的实践。话语与实践就是一体的。在1967年题为“论撰写历史的方式”的访谈中,福柯强调自己确实描述了“18世纪初始形式的科学话语过渡到19世纪最终形式的科学话语所充分必要的转换体系”[6—p585],不仅没有忽视实践,而且还因话语都依据历史模式而相互连接在一起而赋予历史优先地位。福柯不仅在《词与物》中考察了几个话语领域共有的理论模式,而且在《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还把握了话语领域与社会、经济、政治等非话语领域之间的关系。福柯指责萨特把历史当作辩证法的最后避难所,企图在历史中拯救理性矛盾的王国。 在距萨特答复两年后的“答复萨特”(1968年)的访谈中,福柯又有针对性地答复了以下几点。像萨特和梅洛—庞蒂那样探讨人的自由和存在的单一哲学已不再流行,因为作为自由和存在主体的人在哲学中消失了。萨特对自己的指责简直就是空穴来风,因为萨特没有时间读自己的著作。萨特对福柯“资产阶级最后堡垒”的指责,实是萨特在进行报复,因为在15年前福柯一度加入法共期间,萨特就被福柯等人看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福柯要摧毁历史连续性的宏大叙事,因为对萨特等哲学家们来说,存在着一种大写的历史的神话,这种历史“是一种巨大而广阔的连续性,个人的自由与经济或社会的规定性都将在其中相互纠缠在一起。当人们触及几个这样的大论题时:连续性、人类自由的有效行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规定性相结合,当人们触及这三个神话中的一个时,勇敢的人们就立刻开始抱怨强暴或谋杀。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像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夫尔、英国史学家等这样重要的人已经及时地终止了这个历史神话”[6—pp666～667]。福柯倡导间断性、断裂、界线、裂口等,主要都是为了取消传统哲学家的大写的历史神话。
福柯在对陈述作分析时,并不参照我思主体的内在意识,而是依据话语事件的外在性散布的规则。但在萨特看来,历史形式都是由主体的综合活动所确保的。怀疑历史,就是取消主体。否定实践,也就是否定主体。历史是理性的无序,结构只是实践—惰性的一个瞬间。
福柯把批判历史连续性与批判先验主体哲学结合起来,并不点名地指出萨特等人把结构与生成对立起来,既不能定义历史的领域,也不能定义结构的方法。福柯明确反对哥德曼、卢卡奇、狄尔泰、19世纪的黑格尔主义者们以及萨特等人“把历史分析当作有关连续性的话语,把人类意识看作一切生成和一切实践的原初主体”[1—p22][6—p775]。因为他们通过变换连续性论题的概念游戏,主要依据“传统”、“影响”、“因果关系”、“发展”、“进化”、“精神状态”或“时代精神”这样一些基于连续性的历史主义观念来说明历史变化。福柯认识到,连续的历史是主体之奠基功能必不可少的相关物。如果思想史仍是连续的、不中断的,那就将为意识统治权提供特许的庇护所。福柯断言,使历史分析成为连续性的话语,使人类意识成为所有生成和实践的最初主体,这是现代主体哲学同一个思想体系的两个方面。萨特等人基于目的论和意识自由,基于起源的研究,把一个社会的全部差异都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形式、一种世界观的组织、一个价值体系的确立和一个融贯的文明类型”[1—p22]。而福柯考古学则就话语本身来把握特殊的和多样的话语实践规则性,就完全摆脱了主体意识的引导。
总体性哲学话语存在与否,又是福柯与萨特论战的焦点所在。萨特认为历史运动是一个基于理性目的论的“永久总体化,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既在总体化又被总体化,哲学体现了被总体化的人努力把握总体化的意义”[5—p95],体现着每个部分的总体性大文本毫无遗留地说出了人们在话语实践中想要说出的全部内容。在1967年题为“论撰写历史的方法”的访谈中,福柯指责萨特等人把历史叙述成陷于总体化和被总体化游戏中的一大串事件[6—pp585～586]。福柯认为,今日从事哲学,不再是构建关于总体性的话语,捕捉世界总体性的话语,而是实际上实施某种活动,某种活动形式。在1968年“答复萨特”的访谈中,福柯又断言“从黑格尔到萨特的哲学仍然是一种总体化的事业,即使不是关于世界、知识的总体化,那至少也是关于人类经验的总体化”[6—p665],而福柯则把哲学看作一种分散在各个领域中的自主的诊断活动。在1969年《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把考古学定位为一种比较分析,“它既不想缩减话语的多样性,也不想勾勒出必定将话语总体化的统一性,而是想把话语的多样性分散在不同的形态中”[1—pp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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