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轻侮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自然是不可轻侮的。因为我们都有很深的民族感情，我们深爱着自己的民族，我们把自己的一切与整个民族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民族只有自立于世界之林，我们个人的自由才能够得到保证。我们知道有个说法，叫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一个民族都衰败了，那么属于这个民族的人，又怎么会自由幸福呢？一个民族只有争得生存的权利，才有资格讲世界大同的理想。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当然是无比辉煌的，那伟大的汉唐气魄，为多少人向往啊。可以说，汉唐气魄，就是我们民族尊严与自豪感的源泉。在汉唐时代，民族主义是非常博大的。它并没有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它是广泛地吸取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譬如唐代，中外贸易非常发达，“丝绸之路”引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致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的创新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伟大的汉唐气魄。只有在汉唐气魄中，我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才是真正博大的，真正有尊严的。这样的民族主义，又有谁敢轻侮呢？但是，汉唐气魄早就成为了逝去的繁华。古代的辉煌，更映衬出中华民族近代的衰落。其实，近代的中华民族，也是在繁华中走向衰落的。康乾盛世虽然不过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但毕竟还是盛世。而在盛世中，人们往往有非常自大的心态，乾隆皇帝要做十全老人，而大清帝国，也俨然以天朝上国自居。论说，在繁华的盛世，人们应该有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敢于吸收各种文化。但是，康乾盛世所造就的，却是闭关锁国，自大而又狭隘的心态。实际上，闭关锁国，从明代就开始了。但是，我们现在记住的是郑和下西洋。然而，郑和下西洋算不得真正的开放，他只不过去宣传明帝国的国威罢了。有人说，郑和下西洋不过一场豪华的游行，这是再不错的。在明代的二百多年中，主要的是闭关锁国，而不是开放。当然，明代闭关锁国有它的道理的，那就是防止倭患。但是，因为倭患，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对么？而清代也继承了明代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清代所以闭关锁国，也有它的道理，那就是打击反清复明的势力。同样地，我们可以提出问题，为了打击反清起义，而闭关锁国就对么？尤其在康乾盛世，反清势力已被镇压，出现了难得的太平景象，这个时候再闭关锁国，还有理由么？当然有理由，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是不必与外国通商贸易的。乾隆正是以这个理由拒绝了英国使团开放通商口岸的请求。与后来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相比，乾隆皇帝的做法当然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但是，这种民族主义却不免狭隘了。康熙盛世，很快就成为过去，继之而来的则是黯淡无光的嘉庆王朝。嘉庆最大的政绩，也只是扳倒了和珅，至于其他，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而到道光皇帝，英国已经用大炮叩开中国的大门了。鸦片战争，确实是天朝上国的耻辱，诺大的一个中华，竟被一个万里之外，弹丸之地的撮尔小国打败，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也许，这正说明大刀长矛不是坚船利炮的对手吧。但是，即便在失败的鸦片战争中，依然有民族主义的高涨，譬如三元里抗英；当然，鸦片战争前的林则徐虎门销烟，同样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对鸦片战争，有的学者有不同的评价。他们认为，是英国的坚船利炮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所以，鸦片战争功劳大大的。虽然这方面的事实也存在，但话却不能这样讲。中国的近代化是一回事，但是中国备受侵略，却是最为的基本的事实。英国侵略中国，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相反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中国近代史的历程是与民族的屈辱相伴的。在侵略面前，要振兴的是民族主义，哪怕这种民族主义，有点狭隘。我们当然喜欢像汉唐气魄那样博大的民族主义；但是，在夷狄交侵，中原板荡的情况下，首要的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
（二）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可谓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最好写照。那么，是不是“非我族类”，就一定“其心必异”呢？如果理性的去分析，当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各个民族间是有共同的基础的。一方面是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的认同。各个民族间的大融洽，这是历史上常发生的事情。而民族间的大融洽，就是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最有力的反驳。大汉族主义，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况且大部分政权，都是由汉族建立的。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这个地位是动摇不了的；但如果因为这，便去搞大汉族主义，就不对了。实际上，所谓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霍去病讲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岳飞讲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是爱国主义。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我们都是认同的。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感情，都是崇高的、神圣的。许多爱国的名言，我们会铭记在心，譬如巴斯德讲的，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崇高的、神圣的感情，是不容亵渎的。所以，我们总是痛骂汉奸、民族败类。但如果汉奸、败类为自己辩护的话，他们会大讲世界主义；仿佛他们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似的。但是，以做汉奸、民族败类的方式，去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岂不是自欺欺人么？这哪里是什么超越；这是连狭隘的民族主义都不如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固然有许多的不好，譬如盲目排外，缺少理性的态度，但它毕竟是爱国的，有深厚民族感情的。实际上，在中国最能唤起民众的就是民族主义。有外国学者评论中国共产党1927—1937年的政策时说，这十年并不曾真的唤醒民众，因为他们宣传的共产主义离中国非常的遥远，而1937—1945年，中国共产党则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们是真心的抗日，而这就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在毛泽东那里，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那强烈地民族感情。他的格言警句，让每个爱国的中国人为之振奋。他说：“封锁吧，封锁吧，封锁上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当然，我们现在在为这话振奋的同时，也在思考他背后的一些问题。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往往导致闭关锁国。现在，一般认为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的时代，而这种闭关锁国，一方面造就了自力更生，但另一方面也很少得到国外的支援。我们现在是搞改革开放的，所以便觉得毛泽东时代太落伍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如果在毛泽东时代真的能够开放的话，早就开放了，我们读一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便能明了这一点。但问题是，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容许开放。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又怎么开放，向谁开放呢？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自力更生；而这种自力更生，也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所以，闭关锁国并不是民族主义的错，更不是爱国主义的错；而是形势逼得没法子。讲世界主义，当然可以，但必须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我们丧失了民族主义的基点，那恐怕只有在世界上流浪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不好的，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但问题是怎么超越？用做汉奸、民族败类的方式去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也只能够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只能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去超越民族主义；一方面要有国际主义的互帮互助，共同奋斗，另一方面还要自己民族的利益。以牺牲自己民族的利益的方式去成就所谓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大抵并不可取。我们只有属于一个民族，才可以成为地球村的成员。当然，我们最好的理想是世界大同；只有世界大同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神话才会破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在狭隘中，同样有慝的尊严。实际上，一旦民族主义抬头，狭隘的民族主义就容易泛滥。一面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面是世界大同的理想，我们究竟选择哪一面呢？世界大同的理想，当然美妙无比，但是，在大同的世界里，不是还要创造大不同么？当然这“大不同”，并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三）所谓的“盲目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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