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当然是不对的；然而，所以不对，也许只在“盲目”二字吧。盲目排外的例子，可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义和团运动对西方的一切都是盲目排斥的，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洋人。当然，我们现在的理性又出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洋人都该杀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答案也就很明显了，洋人中也有好人，不能全杀的。但是，当年义和团所面对的却是侵略中国的洋人。所以，义和团杀洋人，也具有了反侵略的意义，张扬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不讲：“我也是义和团”么？”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中说：“试问，中国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所谓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一卷213-2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列宁的论述，可以解释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根源；只有找到了这个根源，我们才可以深刻地理解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义和团运动所宣扬的民族主义，纵然是非常狭隘的，但是它还是民族主义。为了中华的崛起，我们可以理性地对待欧洲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丧失民族主义的立场。当然，义和团运动，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处于非常幼稚的状态。早在鸦片战争过后，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后来有洋务运动，又有维新变法；而义和团运动则是在维新变法后的。义和团运动，并没有继承以前时代的理论，而只是渲染了民族主义的感情；不过，这也印证了中国当时的民族危机是多么严重。救亡是第一位的，但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并没有抵挡得住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所以，只凭着血肉之躯和强烈的民族感情，是完成不成救亡任务的；但是，要完成救亡任务，还必须有满腔的热血，和强烈的民族感情。盲目排外，可以最好地宣泄民族感情，但是对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中国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虽然老师总是打学生，但是学生毕竟找到了先进的理论，也运用这种理论，最终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毛泽东时代，尤其文革，是盲目排外的时代。但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文革中，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妙。那个时候讲两个拳头打人，一手反苏修，一手抗美帝。中国面临着封锁，正是这种封锁，使那个时代不可能走向开放。因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并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大革命与大动荡。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打出了整个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那整个环球就是赤旗的世界了，所以，当时中国的革命青年就梦想着攻占了白宫最后一个制高点。解放全人类，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啊！可在这理想的支配下，人们又做着怎样的清秋大梦啊。其实，文革时代，并没有盲目排外。如果真的盲目排外，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怎么拉开的；而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神话又是怎么创造的？与盲目排外相对立的，自然是走向开放。盲目排外，往往会更加地注重自力更生；而走向开放呢，又往往依赖外部的力量。所以，要真正的走向开放，必须把这开放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只有开放了，我们才可以理性地对待西方文明。在文化上，我们不总是追求中西合璧吗？如果盲目排外，又怎么中西合璧呢？只有真正深刻地了解了西方的文化，才说得上中西合璧。 （四）走向开放
闭关锁国所造就的不过是狭隘中的尊严。尊严，固然为我们所追求，但若过分地狭隘，那实在有点顽固不化了。在闭关锁国的背景下，人们最容易形成两种心理，一是夜郎自大，老子天下第一；一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如果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夜郎自大结合起来，又是一副什么样子呢？闭目塞听，不思进取，以为已经达到至善止境，而实际上，却非常的落后。可以说，每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都是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造就了不可轻侮的民族主义。但是，正因为我们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与民族自豪感，所以我们才不能够闭关锁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而应以开放的姿态面对这个世界。所以，由闭关锁国，到走向开放，可以说是必然的。虽然经济的开放，是走向开放的基础，但这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要讨论的是文化的开放。实际上，文化的开放，不过两点，一是吸收外来文化，是保有自己的传统。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两次更生，都有赖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更生，是在魏晋时期，用鲁迅的说法，那个时代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的自觉；一个是文的自觉。而那个时代，所以能够做到这两个自觉，是与人们对印度传来的佛学的翻译、吸收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更生，则是五四时代，正是西方文明的影响，促成了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作用、影响，可以说非同小可；但是外来文化，是不是都是好的呢？显然也不是这个样子。西洋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许多也是负面的。就像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讲的，西洋文明对中国文化有两大影响，一是梅毒，一是鸦片。梅毒，是道德堕落的象征，而鸦片呢，更是摧残着民族的志气。我们应该看到西洋文明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其实，这些负面影响，并不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而是因为西洋文明本身就有许多糟粕。所以，对待外来文明最好的态度，还是鲁迅先生所谓的“拿来主义”。这拿来主义，是我们自己主动地拿，而不是别人强迫给我们送。西洋文明给我们运来鸦片，那我们只能还给它个虎门销烟。被动地送，一方面是强迫，另一方面也未必安什么好心。而我们自己主动的拿，则有甄别，有取舍，正所谓：“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外来文明，还必须立足于我们的传统的。许多偏激的人，是瞧不起我们的传统的。他们认为中国就像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颜色的东西，放到这个大染缸里，出来的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黑色。实际上，这对我们的传统太绝望了，我们传统中也有许多好的东西。况且，外来的文化只有和我们传统相结合，才能真正地生根、发芽。印度的佛教到中国来就变成了禅宗，而禅宗是中国的佛学，它有着儒、道的许多东西；而相反，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对我们反而没有太大的影响。玄奘舍身求法，但是他从西天取来的真经，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即便去问问货真价实的僧人，恐怕也说不清楚什么是阿赖耶识。玄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并不是他舍身求来的法，而是他舍身求法的精神。外来的文化，定要植入我们的传统，才能造成久远的影响。问题是，如何才能把外来的文化植入我们的传统。一方面，要精通外来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深刻地理解我们的传统。但是，精通外来的文化，真是谈何易啊！而深刻地理解我们的传统，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好在前辈的大师们已经给我们树立了融贯中西的典范。钱钟书先生讲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融贯中西就是可能的。其实，融贯中西，也不过为了一个世界大同的梦想。费孝通先生曾经讲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的文化究竟会趋向大同，还是继续各种文明间的冲突呢？可以说，前者是理想，后者则是现实。文化的开放，势必带来一点，那就是让我们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只不知，这是不是变成了现实？其实，只有拥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而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本身，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结果。
（五）找回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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