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岳：在新世纪不断求索探智的先锋文盲

　　在新世纪不断求索探智的先锋文盲
　　——评析先锋思想家文盲的先锋人文探索
　　
　　王洪岳（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先锋文化批评家）
　　
　　文盲，一位属于新世纪和未来的先锋思想家、独立批评家、自由书写者和反音乐歌者。文盲写作的先锋创造基于他自己的天性，这种天性体现在：清高孤傲，心底善良，正直厚道，热情奔放，心胸宽广，与世无争，大智若愚，讨厌人渣，爱结交有良知的朋友，等等方面。文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先锋。只不过对于文盲来说，他的先锋姿态不是在体制的设计之内；另外，他似乎没有寻求什么派别或流派，他就是一个人的先锋派。只有“先锋”这个字眼，才能表达文盲横空出世的创造性、锋利性和冲击力。
　　
　　作为真正的先锋思想家，文盲真正让人高度关注的，并不是他特别的书写风格和表达方式，而是他断然抛开世人无比热爱的知识，用独特的文盲智慧独创的40个先锋思想观点。这些先锋人文和先锋科学最前沿的原创奇思独特狂想（其中包括已被全球顶级先锋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牛津大学物理系教授、与霍金齐名）小组在内的国际科学观测三次所证实的高度科学假设），不但让很多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瞠目结舌得惊呼太离谱，而且也会启发那些真正的先锋探索者，后者是人类进步的本性使然。
　　
　　具体研究具体分析，本文主要是从先锋人文的角度，来探讨文盲对先锋人文这部分的不懈探索。
　　
　　一、文盲：一个边缘化的先锋（反）诗人和（反）文论家
　　
　　作为先锋，文盲的反诗作与他的（反）文论之反文本和反本文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如果说在他之前论过的先锋到今天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个个背影的话，那么，文盲的反诗歌和（反）文论则向我们敞开的是先锋那鲜活的面影。如果没有其反诗歌创作，那么其（反）文论也不会有横空出世之效。但其创作他自称是“反诗歌”，其文论自然也是这种反派的文论即“反理论”，他自命名为“反文学／反诗歌／反理论／反文本”。似乎一切人世的既有价值都在文盲的超越之中，他倡导“反文学／反哲学／反文化／反理论／反艺术／反科学”。在思维方式上，他似乎承继了尼采氏，尼采否定和反叛的是自苏格拉底至19世纪的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及其存在方式。看来文盲也具有这样的企图，所以评论和评价文盲的（反）文论思想是要有一定勇气和学识的。学者尚杰曾经在名为《文盲向说话制度的挑战》一文中指出：“文盲的说话方式”在体制内说话方式和民间（如博客）说话方式之外，开辟了一个领域。“文盲生活在文盲时代之外”，他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但是他不是乱说瞎说胡说，而是有其深刻的哲学思考为基础的。【尚杰：《文盲向说话制度的挑战》，载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科学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在21世纪的当下的文化已走入表演性误区，它近乎天然的先天不足，它停滞不前的审美思维惯性，它一百来年陈陈相因的阿Q性和陈奂生性，使它在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之际，永远走不出自怨自艾、顾影自怜的伪启蒙心态。他们有时候直奔“X个一”而去，他们的所谓评论家也是企图从其字里行间发现民众的苦难为鹄的，如果哪里的百姓遭了难，他们则如获至宝，赶紧跑回书房记下他们的意识流感觉和线性的伪理性的做抨击状的评论。这种东西百年来我们见多了。如果说一个愤青如此写还有其合理性而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当下这个全球化、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时代，任何丑事坏事都能在5分钟之内传遍全世界。民众的苦难如果你用文学的形式去表现，那真是晚了三秋。而且这类底层写作专找民众的痛苦、麻木和愚昧来刻写，他们不知道激发民众的本能和情感，而是像官办媒体样来让民众对着镜头或向记者（做妓者）发出憨厚的感恩的笑脸，记录他们数钱（自己辛苦挣来的可怜的那点钱）的感恩戴德的模样。这就是所谓底层写作及其鼓吹者们的目的。被抽去了筋骨的批评家暴发户（他们在赶场的过程中毫不脸红地拿被批评者——那些无名或稍有名气的作者给的“红包”）正是这类写作的怂恿者和助威者。他们狐假虎威的心态自认为有“高级”的奖项等着他们，他们以民众的悲惨生活和原型为晋级台阶筑就起来的红地毯和领奖台，不是最令人恶心呕吐的书写吗？那些像置身官场的官人一样的攀比自己的官阶级别高下的批评者（家）不是和这个罪恶当道、无耻横行的时代同流合污的最佳写照吗？
　　
　　如何走出这种深受“正统”意识形态支持乃至怂恿的文学思想潮流？我以为，在体制外开辟写作的领域，在体制外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体制外书写自己心灵深处的呐喊，把文化的、体制的、道德的、伦理的、政教的等意识形态的东西统统纳入感性生命的角度来重新观照，大概是一条新路。对此福柯曾经说过，“透过游戏和反讽，用戏弄的方式来超越它们（指资产阶级的礼仪和生活方式等——引者），是有益的（而真正的戏剧也就在这里）；把自己弄脏，让自己胡子拉杂，长肩披发，让男孩看上去像女孩、女孩看上去像男孩也是有益的：我们必须把那些在暗中到处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制度投入‘游戏’，予以揭露，加以改造，并推翻之。就我而言，这正是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试图做的事情。”【见［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6页。】福柯的话似乎在当下仍然有效。然而，福柯毕竟是在那个基本有自由言论的国度发出的声音，而且现在看来显得幼稚了一点。他反的力度和强度都没有文盲所处的环境所需要的大，文盲所处的环境是明目张胆地对我们发号施令的专制体制的强词夺理。福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通过理论话语来传达自己的声音和思想，而且他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完成他的哲学、美学、历史乃至整个文化重造的巨大工作。
　　
　　正是在福柯、德里达、巴特等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先锋美学家、文论家们的后现代思想的启迪之下，文盲站在21世纪新的起点上，通过南中国较为自由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开始了在他自己看来属于“先锋求智”的新探索。我称之为“先锋中的先锋”。因为体制内的文化包括文论日益“宫廷化”、被阉割化、机械化、犬儒化和商业化。那些体制内（文联、作协、大学、研究机构等）拥有各种头衔的人士，即使他们打着“先锋”的旗号，而其骨子里摆脱不了自己近乎先天的媚骨，也无法拒绝体制抛出来的各种诱惑。更遑论那些本身就是在这种文化体制内做稳了“奴才”的喜欢周旋于各种“工程”、奖项之中的已经蜕变为文化流氓的“学者”。所以，作为先锋，不是看他拥有何种口号，戴上了何种官帽，而是看他是否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犀利深刻的观点，看他是否表达了超前于时代的先锋思想。
　　
　　从这一点看来，文盲可谓是21世纪之初的一位真正的先锋。他从思想内涵到表达形式都超出了我们这个平庸时代的表征。时代的思维和思路有些赶不上他。首先一点最怪异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盲著作和（反）文论的题名都是长长的句子，如“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反文学/反诗歌/反理论/反文本（新跨文化理论）——专门医治灵魂阴暗与人性劣根的病态学和反构学”、“任何阻止生命自由灿烂的劣根行为，都是生命自由盛开的全民公敌”、“继续解放思想：一切和谐快乐从改变自己和帮助他人开始”、“文盲行动：作为反空间对自身的一种反构”、“朝反诗歌空间不断疯狂未智拓展的文盲行动——对反诗歌空间的非线性考古”、“作为不断探索未智和求智及超智的‘反’——反文学／反哲学／反文化／反理论／反艺术／反科学”、“灭魂时代，我们更需要魂——魂灵这种身体的身体对身体的开发及超越和反构”……不但如此，他的文盲式文论的表述方式也与一般文论迥然不同。一般文论往往要构筑一个框架并进而通过概念厘定，讲究概论、分论、结论之类套路。但文盲的文盲式文论舍弃了这一切，他往往开门见山亮明观点。他也不需要引证，在当今这个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所谓的“互文”时代，几乎任何写作、任何文本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本的明借和暗借，一个写作者不可能完全独立而存在，他的文本是前后左右上下文的文本的互文。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前文本存在的汪洋大海中，文盲刻意地坚持一种反互文性的文本操作方法和立场。他的反文本和反本文（比如《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一书）就没有一个对其他文本的引证和注释，唯有他自己心灵和大脑中汩汩而出的原创性思想。这也就是说他的反文本和反本文在努力保持一种独创性。这正如尼采的文论和哲学，至少在文字的表面是这样。
　　
　　当然，给人们造成冲击力的还远远不只这一点。给人最大冲击的是文盲企图颠覆一切既有知识和文化的雄心。这就是他的文化重建和文化批判的双重意义之所在。我和文盲之所以都选择“文论”这个概念，而没有用“文学理论”，其本意在于借此可以进行文学的理论言说，亦可进行文化的批判和哲学的思索，或者说通过文学理论的反思来对整个文化进行批判。文盲很巧妙地用了“文论”这个概念来编订他的文集（据文盲说，他本来用的是“反文论”，在出版时印刷出来却成了“文论”，这不能不说是种莫名的误会）。其反诗集及（反）文论著作《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的开篇《反诗歌这种“我”为什么要书写这些》的开首即写道：“人类已被知识这种各式各样的禁忌所禁锢，破除和淘汰这种禁忌是反诗歌的文盲（求智和探索）本能。”在反诗歌《我来到宇宙的边缘》中更是表达了一种超尼采超“超人”般、甚至上帝般的气度与创造力：“我造人纯属空虚／我要创造会千变万化的新人／把这个寂寞的未知空间搞得天翻地覆来点热闹／我只能造新人／可我不能让他们永生／我只能看着他们诞生／看着他们创造辉煌／看着他们死去／然后我又造人／看着他们诞生／看着他们创造文明／看着他们死去／然后我又从新造人／我没能力让他们不死／我没能力改变他们的悲剧基因／我甚至连我都改变不了”。在此文盲和尼采一样，都在渴望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来取代这个令人痛苦不堪的世界。但是尼采没有实现他的理想，而且在自己最后的十年岁月中因高扬超人哲学和唯意志思想而疯掉了。所以，我担心文盲如果不加节制地狂想，其后果会是怎样实难预料。可能文盲所谓的文盲行动和文盲本能在根本上是反价值的，他还没有陷进尼采的永恒轮回的超人价值之中。而问题接踵而至了：没有任何价值依托，那么如何去寻找存在之本呢？文盲这样来区分自己跟尼采：“我的反（超）价值之观点，就是揭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价值，这世界本身是无价值的：与价值无关。无价值无意义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真状态。所以，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是多余的。因为根本就没价值，还重估什么呢？！”
　　
　　文盲解释了“文盲本能”：对自己的探索与开发，对自由的探索和开发，更是对个体的创造力的无比尊重和凸现。【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页。】对自己的自由本性和创造力的探索开发，即为文盲本能。面对人的存在的卑微现实，这不啻为当代中国先锋掷地有声的回响。如果我的理解还不错的话，这就是其文盲行动和文盲本能的超价值追求所在。所以，透过文盲的字里行间，我们发现了一个主张正义和公平世界，一个维护人权超价值的先锋文盲。为此，他从人们习以为常但是又讳莫如深的且“被统治阶级指责为流氓的‘性’（人的本性）”开始书写，来打开一个新文化超价值的缺口。试想一下，当年尼采横空出世不是也引发西欧人的惊呼和咒骂么？尼采要把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费尔巴哈，从古希腊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基督教，全盘进行否定。他要重建一种价值，这就是通过回到古希腊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交相辉映的感性饱满的极乐状态，来重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文化价值。我在研究文盲的反文本的过程中，总是浮现出尼采的独特而伟大的形象。这是否因为文盲的（反）文论也有尼采的精神因子？倒不见得两人是类似的，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他们对既有文化和知识体系的全面质疑乃至反抗。尼采在上个世纪之交去世了，而文盲正在从事自己的抗议和创造。世上本没有路，路是披荆斩棘的先锋踏踩出来的。细读文盲的反文论，笔者又发现，他反抗或批判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而是那占有几乎一切资源、掌握生杀予夺之大权者们的无耻和他们对权力的滥用。颠覆一种知识体系或话语体系，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则是否定老朽腐败的权力体系更需要首先有勇气，勇气和智慧结合方可大显身手。
　　
　　在对流氓这一术语的重新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文盲思维方式之迥然有别于“常识”：“真正的流氓就是不许别人干这干那的那些架空法律的人，这些人把人民的性自由、对性的探索和开发权利剥夺没收了，只许自己瞎搞乱搞死搞。”而这种流氓行为则被叫做统治。【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2页。】想一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确有统治者自己很是性乱，可是却规定人民禁欲，人民因性而动辄得咎甚至被判死刑。所以，考察近现代法律和精神病历史的福柯曾经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强奸”重新进行解释和界定。当福柯提出强奸罪应当被视同于伤害罪时，曾顾虑到女权主义者可能不会赞成他的这一看法。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人可以制造这样一种理论话语，即：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应当以任何理由成为惩罚的对象。当我们惩罚强奸时，一个人应当仅仅因人身暴力受惩罚，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受惩罚。因此可以说，它仅仅是攻击行为而已：从原则上讲，在用拳头打一个人的脸或用阴茎插入一个人的生殖器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样说时，我很难相信女性会同意这种说法……”【Foucault, M.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7-1984,Edited by Kritzman, L. D.,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1988. 转引自李银河：《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所谓强奸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坏人打了我（受害者）脸部一拳（遭施暴），我（受害者）无非疼痛一阵子。我不能总是陷在这种被动的灾难和羞辱之中，应该尽快从中摆脱出来。这是福柯提出这一思想观点的意图之所在。而人们往往忽视这极其重要的一点。关于此，李银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挥。她指出，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改革有关性的法律的途径。许多性行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社会中实现了非罪化。这一法律改革的最高境界就是福柯所反复论述过的：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不应当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而那些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犯罪行为不应该是性犯罪。【参见李银河：《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近一百多年世界（西方）文化-文明观念的变化就在于通过对各种各类文化载体中的语言的语义分析而获得了新的阐释和新的意义。这也就是百年来哲学语言学（论）转向。从尼采中经海德格尔、萨特到福柯、德里达、巴特等，这种语言论的痕迹愈加明显。这里提及的尼采和福柯只不过是两个代表。
　　
　　西方的辉煌属于西方。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尼采和福柯。文盲（一个敢于起名为“文盲”的人首先就需要某种勇气，同时要承担某种被严重误解的后果，以及长久出于匿名的风险。）这样解释什么是文盲，为什么他起名叫“文盲”：“对于我们不知道的和不智到及不能到的，我们就是文盲；而一个合格的文盲，必须要积极不断地探索我们不知道和不智到及不能到的未知未智未能之空殖。”【文盲：《文盲行动：作为反空间对自身的一种反构》，《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96页。】面对误解、冷漠、隐姓埋名等等，文盲没有退缩，他的选择在目前或许还看不出被主流文化所承认的地方，他的书写与行动可能获得的影响力尚无可猜测。但是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他定会爆发出核子弹般的思想威力。我们且拭目以待。　　二、文盲的先锋精神与对先锋的超越
　　
　　我认为文盲的创作包括（反）文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代表真正的先锋精神，他也正因此而成为我们当下最具代表性的先锋人物。
　　
　　（一）先锋求智
　　
　　文盲自称先锋求智的文盲行动，他将文学的虚构和他对当前科学最前沿的超前狂想结合在一起，这一点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靠文字的华美、激情的宣泄、单纯感官的刺激所造成的先锋的表象。先锋不是拒绝思想的深刻和表达的奇绝，而是通过先锋的姿态把深刻的思想传达得极度令人震惊。文盲自称“先锋求智”者，尤其是“求智”一词改变了以前先锋们给我们的观感。前面的先锋派似乎就是要通过反智、彻底肉身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这种极度肉身化的过程中，先锋开始变得不那么先锋了。而现在文盲豁然显露出自己对智慧的积极探求。所以体现在其反文论中的智慧和思想就像闪耀着的水晶照射它的光芒。
　　
　　文盲谈到男性性器（他直接用一个口语“鸡巴”来写作）昂扬的形象中蕴含着生命的张力和向外攻击、占有的欲望，但也容易被女人轻而易举地紧紧抓住。而阴道则以其向内的无限虚空和虚空中无限的包容性，带给这个世界永恒的神秘和扩展的可能性。它就是看不见的通道，是暗物质，也是暗能量。它内缩的极限就是膨胀，膨胀的极限就是内缩：引力的弹性就是张力。在此文盲发明了一种双重辩证思维。在男性之根的功能和本体论意义上它具有进攻的坚硬和迅速退缩的疲软；在女阴的功能和本体论意义上它具有防守的柔软和缓慢扩张的紧缩式占有。而这两者又构成了大的循环的人生和宇宙辩证法。
　　
　　文盲的反文论试图打破一个存在几千年的道德的外壳，这个主要就是由儒道两家所构成的中国文化的框架。在儒家看来，性仅仅在于传宗接代，捎带着获得一点快感或愉悦；在道家看来，性是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之隐秘的快活方子，捎带着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两者都忽视了性本身的狂放、颓荡、粗砺、猛烈、壮观、高潮、急转等表现形式和生命内涵。两者都将性看得很平和、内敛、婉约、阴柔。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使然。而在近现代的统治者看来，性必须被抑制，否则它就会像争取民权和人权的公民，不服从他们的流氓统治。因此把人民搞得阴柔软弱起来、婉约起来、忍让起来，有了痛苦和快感也不便或不能喊叫表达出来，于是流氓统治者或统治者流氓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永享其罪恶的快乐。
　　
　　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性的被压抑不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深言之，这是一个有关人的自由解放的问题。尼采和萨德充分表达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索解和认识，经过萨特的身体力行和发扬光大，到了马尔库塞这个“西马”那里，他在1968年于西方（美国和西欧）掀起了新感性革命，也就是感性的肉体（主要是性）的解放运动，这一运动在福柯的认真实践之下达到了它的顶点。而反观中国，由于一直伴随着政治上的高压，人的真正解放无从实施，无论是政治（理性）的解放还是肉体（感性）的解放，都没有实现。所以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艰难程度非西人非他族所能比拟和形容。我在此前的著述中曾经指出过，自19世纪末叶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双重的解放之途上艰难地跋涉，即一方面是理性的分辨和重构（在西方反理性语境包围之下），另一方面是感性的释放和张扬。两方面的自由解放的任务都被迫挤压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还远远没有获取理性真正胜利之时，就被扭转到极度张扬感性的轨道，而感性很快就转到了自己的辩证法的对立面。感性解放表面上呈繁荣状，但实质上人民依然得不到真正的感性的自由和解放，而是给贪官污吏制造了一个假借自由而行恶作乱的环境和理由罢了。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文盲强调了“先锋求智”以祛除种种新旧蒙蔽。为此，他对先锋物理学、生物化学、天文学、数学、信息科学、大脑科学……极为热衷，并将自己对先锋科学的前沿的奇思狂想融和于自己的反文论和反诗歌创作中。在其反文论中，文盲对大脑反应图像、施旺细胞、人体23对染色体中30亿个碱基密码的阐释，等等，都体现了他对于先锋、对于求智的积极追求。求智不是求知，知识不代替智慧。
　　
　　在文盲看来，知识就是统治阶级奴役人的工具，就像把人装在瓮中最后发育长成畸形者。所以反诗歌和反文论就是反企图框住人的精神之瓮。这使我想起明清时代的“罐人”现象（游荡艺人把偷骗抢买来的婴儿装进罐子，久而久之就成为我所说的“罐人”或“罐孩”，用于乡镇集市的表演牟利）。明清时代还有一种我所说的“狗孩”（把小孩子的皮肤一条条割下来，再将狗的一条条皮毛粘到小孩身上，让小孩子从小就学狗那样四肢着地行走，学狗那样地吠叫，久而久之，天真的小孩子就成为像狗一样的“动物”，用于表演赚钱。）。残酷残暴残忍至极！中国古代还有割舌、挖眼、劓、刖、剥皮、凿颠、镬烹、磔刑（凌迟）、抽肠、车裂等等刑法（罚）！这就是文盲这样的先锋所面临的历史和现实图景。中国既有的无论一般现代主义还是最为先锋的创作者的想象力，如果不借助于某种超前的或超越性的维度或方式，实在不易把中国流氓统治者及其治下邪恶化的厉民无所不用其极而“发明”的“高超”技术加以文学艺术的表达？这也是我对文盲及其文本特别关注的原因之一。
　　
　　在西方作品中，对于酷刑和杀戮之术的描写已经很多。在中国，“正统的”作家害怕污染他们“纯洁的”心灵似的不屑一顾。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太优雅了，太纯洁了，以至不能容忍丝毫的不快、肮脏、恶心和卑贱。面对侵略者和统治者造成了层层叠加累积起来的、用下层人的血、肉、骨、髓等等堆积起来的丑、恶，本应作为被统治者代言人的作家、诗人、批评家、理论家却躲在自己的安乐窝、象牙塔里闭上了眼睛，任由邪恶者和施暴者横行霸道。轰隆隆的推土机对民房民产民权的恣意毁坏、占领（以致民众为了抗争保卫自己的财产只好自焚），和轰隆隆的现代化武器对人民生命的碾压和剥夺，何其相似乃尔！新时期结束以来，在所谓“后新时期”先锋哪里去了？甚至先锋意识哪里去了？真乃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在一个知识分子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算计、工程、计划、报表、考核、验收、评估、开会、讲话、鼓掌、举手……一切都在一个目的：统治者的永远的高高在上，所谓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奴化的帮忙或帮闲而已。在这样一个丑恶横行、媚俗大行其道的时代，真正的探索就显得无比珍贵了。
　　
　　因此，对既有的习以为常的话语和阅读接受习惯进行彻底的颠覆，还要假以时日，同时也非常需要对此进行猛烈冲击的新的智慧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发现”了文盲正可以做这样一个没有先锋的时代的先锋。先锋就是要把人们恶心之处指出来，并且说，这是粪便！对于粪便这种人和动物的排泄物，所谓“正人君子”是厌恶的，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是这也是由他们的肛门和尿道里排泄出来的。它是人生在世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想起少年时代读高中时候的一位女同学的做派。那时在市区中心的我们学校里尚有一大片麦地，平时的劳动课就是种地，给麦子施肥包括人畜粪便。我的这位皮肤白净的女同学不得不去现场，可是闻到粪便的臭味便远远躲开了。这种粗老笨重的肮脏活只有我们少数几个农村来的男生在干。这是我的亲历亲为的事情。好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总有一类人认为自己是或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人士，他们高贵而这种活计只能要下贱人去干。当然，这是现实当下的等级制的展现，与文盲所张扬的透过对粪便的书写而揭示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和统治者们虚假而肮脏的存在迥异，但是其内里有某种一致性。由此我们发现所谓文明和文化人原本同样肚里装着粪便，但他们像路遥的《人生》所写的张克南的母亲那般对为其清理他们的排泄物的人们是如此一副面孔和作态！所以在这种所谓的高雅、纯洁、甜香的氛围中，统治者们所掩藏着的正是黑暗、丑陋和恶臭。为了揭露和鞭挞这些黑暗、丑陋和恶臭，就需要表里如一。“做人做事必须实实在在，活得实在才踏实，活得虚假连觉都睡不安稳。”【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7页。】
　　
　　在《反诗歌这种“我”为什么要书写这些》之五《人为什么会自然死亡（神经细胞生成后为什么就无法再生成）？》中，文盲认为这是人死和人活着的区别。这当然是现代脑科学所探究的最前沿问题。那么，为什么文盲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这是个体生命和思想的存在的重大问题。举一首文盲先锋求智的反诗歌《人类必须向癌细胞学习》：
　　
　　癌细胞不会衰老
　　只有癌细胞才青春常在活力四射
　　要想长生不老
　　我们必须向癌细胞学习
　　
　　癌细胞是我们的老师
　　癌细胞这个老师是不收学生的
　　我们只能向癌细胞偷学
　　学习它如何能够自动重组基因
　　学习它究竟是如何把死亡激素和死亡细胞干掉的
　　学习它瞬间突变万千的不死之非凡智慧是如何
　　把脑下垂体切除掉的
　　……
　　一般来说，人们谈癌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可是先锋思想家文盲反其道而行之，真正做到了“反构”、“开发不可能”【2009年9月20日文盲致笔者的信。他在信中这样阐释自己的思想——我那本书中提出了很多新的先锋思想观点，涉及反哲学、反文学、反理论、反书写、反文本、反科学等等，我的“文盲”、“拓扑”、“悬浮”、“空殖”、“反”、“行动”、“反构”、“我”、“学习自己”、“自我教育”、“建议就是淘汰”、“文盲启蒙”、“未知”、“未智”、“魂灵”、“疯狂”、“无中生有”、“开发不可能”、“空白”等思想观念。我把秘密藏在字里行间。（另外）福柯、德里达、德吕兹、罗兰巴特、德曼、米勒、利奥塔尔、鲍德里亚、布朗肖、巴塔耶、罗蒂、哈桑、鲍曼、詹姆逊、霍金、索罗斯、威腾、瓦法、薛定鄂等人的著作，（以及）华人后现代学者和先锋科学家翻译和研究的著作，也是理解我思想的有效参考。我的思想既是对他们反传统的精神继承，同时也是试图对他们探索局限的超越（反构）。等等，而不仅仅是破坏和解构。】在他提出的众多的观点或反方法中，我特别注意的是上述两个。在上面提及的这首反诗歌中，我们会发现作者思维方式或创新方法的反向、变向、立体。“反构”作为思维方法，对于文盲反文论的建构意义重大。“反”恐怕不仅仅是反对、反叛，还含有丰富的意味，诸如德里达的延异，在不同中、差异中发现、发明或创新。简言之，在绝境无望中获得新生。　　（二）反构的思维形式
　　
　　文盲在审智形式乃至思维方式上进行了极度的创新。诗歌、文论、音乐他都有很深切的体验和创作实践。但这一切都是以决绝的“反对派”、“反动派”姿态来表达的。
　　
　　在其反文论中，文盲首先辨析了诗歌“为什么会死”的问题，他认为，诗歌以落后为先锋，关于诗歌的先锋理论主张只有破坏才是建设，而唯美等被文盲看做是无聊的诗意，诗歌专注于技巧，诗歌探索的是已知领域，其语言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诗歌创作靠灵感，其修辞停留在语法层面，其诗性是对诗人的驯化和对现实的美化，封建权力化的诗歌语境，渴望被接受的伪阅读等等十来类“诗歌为什么会死”的原因探讨。同时他提出了“反诗歌”概念。文盲自然就是反诗歌的开创者。反诗歌也可叫“非诗歌”。他揭示道。反诗歌的反，就是反诗歌的非诗歌性。进而他提出了反诗歌的十点特征：（1）反诗性。即是指对诗性的淘汰和超越，以及对自身的淘汰和超越，这是反诗性的特别性能。反诗性也就是一种没有特权，全部人人平等，全靠自觉遵守自力更生的生存原则。（2）反诗意的反意义和反价值。诗意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诗的意境地理空间，其二是诗的意义的价值取向空间。两者都是忘我和麻醉我而设置的。反诗意就是要维护我的心智和个体真正的自由，它是在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上的一种“解放心智的本能”，是“激活心智自卫的本能”，包括“本能的智慧和智慧的本能，还有只属于自己的魂灵。让自己的心智独立而自由。没有美和丑，只有我要。没有好和坏，只有我要还是不要”。（3）反语境。诗歌的语境在文盲看来是一种自闭。而反语境就是不确定性，它在沙漠和未知空间及危险空间与不确定空间的疯狂扩张拓展，使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4）反语言。语言伪性和奴性导致了语言痴呆。而“反语言”以开放、明智的民主手段对付语言的封建保守，从而变得更强大和深得民心。它是充满智慧的拓扑凸显的智慧本能和本能智慧，它是反语，是对反诗歌对自身的不断更新的源动力。（5）反表达和反意识形态。在文盲看来，表达和语言一样已经沦落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表达和反意识形态就是反人为（伪），让每个字都行动起来，并且充满智慧和自己本能的生命，字变得陌生起来，超越自己，反构自己，“让每个字都具有拓扑、悬浮和空殖的本能。”它是能的狂舞，是狂乱但清晰的，具有惊世骇俗、触目惊心的刺魂之效果。（6）反抒情。文盲认为抒情具有造作虚假性。而反抒情就是拒绝任何抒情，它是不动声色，是深藏不露在狂乱中更清醒，“反抒情不悦耳也不刺耳，而是惊魂和刺魂及悦魂。”反抒情强调本能，而本能不需要情感的抒发。（7）反文本和反结构（反构）。文本和结构在文盲的眼中是集权和专制的代名词，它是对个性和差异的排斥和没收。因此，需要个体自由自愿重组成新的和而不同（这个词不是传统中的那个“和而不同”，而是揭示存在的张力的不同差异性和突变性及文盲性）的构态。解放和敞开探索的本能，“激活每一个分子，开放文字，激活每一个文字的本能智觉。”在这里，我发现了文盲思想与后现代之间潜在的联系：“让反构超越感觉和意象与认识，一个个性的碎片就是完全陌生的崭新爆发点。激活碎片的基因，让碎片疯狂分殖和增殖及空殖。淘汰思维的逻辑专制，淘汰情感的无知愚昧，淘汰文本结构的位置关系的一成不变。”碎片化的存在或世界其实可以变成为创新和增殖的源泉。（8）反诗歌的审我、审想、审要、审物。文盲反对审美、审丑，那是意义和价值的形而上及形而下。从信仰神到信仰人（英雄、偶像）到信仰人（自己）再到信仰物。人在丧失了自信的时候唯有恐惧。而反诗歌的审我就反我性和反作者性；审想就是反诗歌的智慧本能，对未知的求智行动；审要就是反诗歌的反欲望的不断陌生的本能需求，即反诗歌的文盲行动；审物便是反诗歌的未知未智。世界和存在本来毫无意义，无聊便是存在的本来面目。（9）反叙述或反叙事。文盲认为，“叙述的叙述性和叙事的叙事性才是诗歌毒害人类的一个美丽而极具诱惑力的大陷阱。”而反诗歌是以真诚以血性以灵性以魂性为质证的。在当今社会，到处是叙述或叙事的天下，小说、诗歌、戏剧、新闻、影视乃至网络，几乎都被叙述或叙事所占领，故事密集地轰炸着可怜的现代人。人们生活在现实中的种种层层的故事当中，而通过媒体艺术品又不断看到叙述或叙事。整个地现代人被故事所包围了。人们几乎被故事所窒息掉了。由此状况看来，文盲的反叙述或反叙事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反叙述或反叙事是自己制造陌生和未知未智，但陌生不是秘密，反诗歌就是反对用秘密来实行遮蔽和专制。反诗歌就是要用文字制造的原子弹来取代叙述和叙事。（10）反阅读：欢迎二度创作及N度改写。无论作者创作机制还是读者阅读机制，都是试图维护意图和目的的预谋进入，反诗歌就是要撕毁作者-读者-文本之间所谓的合作契约。要文盲化，反阅读就是解释真相，作者和读者也不再相关，文本和阅读也同样无关。【文盲：《反文学／反诗歌／反理论／反文本（新跨文化理论）——专门医治灵魂阴暗与人性劣根的病态学和反构学》，《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35-153页。】
　　
　　文盲的反音乐和反诗歌一样，制造了一种神秘意味、宇宙之声，甚至带有些许未知因素，从遥远的星空般的宇宙边缘滚滚而来。它不讲求既有所谓音乐规则，完全打破了我们原有的音乐观念。它是混沌的，但又是清晰的；它是粗砺的，但又是真切的；它是原始的，又是先锋的。我们只能在颠覆了非秩序或反秩序中才能接近它。我听着他通过反音乐唱片传递出来的音响和声音，感受到他穿透了某种硬壳——加在各种媒体媒介中的虚饰的抒情（尤其是唱滥了的爱呀情呀恨呀思啊想啊盼啊，等等）——他直捣直揭那个文明和文化包装下的反本能的音乐。这一如他的反诗歌及（反）文论。文盲的反向及其碎片化思维而不断反构和空殖求智的过程，即便是自身（即便自身在碎片状态中）在自我反构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向另一形态（阶段）的演变，从而保持激活和自由状态，由此，否定（反）方能成为创新和增殖的源动力和原动力。否则，作为否定（尤其是否定自身的否定）、作为反（尤其是反自身的反）就不能成为创新和增殖的源动力和原动力。这就是文盲的反构作为自我否定中的自我肯定，作为自我肯定中的自我否定，不断在肯定和否定之间迅速他化（文盲谓之“迅速异化”）。“在混沌的无序的反序当中，反构使本质无能，使时间无效，陌生空间变异的奇妙距离，就在你我魂灵之中。”
　　
　　从总体上看，文盲所指出的：“反诗歌也是精神世界的病变学，对本真的狂人激情的考古，对社会的阴暗对人性的卑劣以及对生命认智的测绘。”“反诗歌自我反构的粗砺淘汰了无能的圆滑以及卑劣的恶搞。”【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52页。】说实在的，文盲虽然以反向的思维、反派的姿态、反抗的行动的反诗歌理论来反叛这个专制邪恶的时代，但是他的内心是温柔的善良的。所以他才看穿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灭魂”的时代，这可理解为我所说的“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魂早已经丢失了，或者被摘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行尸走肉”。所以我们更需要重新找回魂，以及通过魂来开发我们的身体、维护我们的身体。一种属于心的内在性良知性在深沉的背后支撑着他不断开拓出既属于他自己又属于未来的反诗歌文论。而魂灵不是灵魂，和身体不是对抗的，魂灵是身体的质量本能，身体的觉醒有赖于魂灵的建立，让身体成为身体，身体自己为自己负责，让身体的潜能变得无限。福柯曾说过，产生快感的身体部位不只在性感区，它在人体的每一个部位。他要让身体的每一寸皮肤、每一个部位都成为（性）快感区。这是一种对自身的关切的自我伦理学和身体美学。文盲不认同这种以技术化来传达的所谓艺术，因为福柯的所谓关切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畸形行为。倡导魂灵作为身体的质量本能的文盲认为，被魂灵守护的身体是生命最忠诚的守护者。文盲论身体和魂灵，实际上是在论自由，批判和揭露野蛮、愚蠢的权力对人的身体及自由的压制、镇压、剥夺。“压迫、剥削、榨取、掠夺、霸占、没收民众合法利益、独裁、垄断等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流氓无赖行为，从未被法律界定为非法行为，反而还被法律界定为合法行为。……反抗和抵制这些流氓无赖行为不但没被法律界定为合法（维权）行为，反而还被法律界定为非法行为。”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谁有权谁就是法律，“这样的法律成了流氓无赖的打手和帮凶。法律也成了专门巩固流氓无赖搜刮民脂民膏的阶级利益之有效工具。这样的法律对人民不但没用，反而还有害！这样的法律看来必须废除。人民的法律要由每个公民来定，而不是由法律专家和所谓的什么人民代表来代替决定。”【文盲：《灭魂时代，我们更需要魂——魂灵这种身体的身体对身体的开发及超越和反构》，《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63页。】
　　
　　文盲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灭魂的刽子手们也打着创新、自主、探索、求智、和谐的幌子来灭魂”，来反对真正的创新、自主、探索、求智及社会和谐稳定，这就是刽子手们的阴险和狡诈。“统治阶级把压迫剥削及榨取和愚民的流氓手段不断翻新铁腕花样”，他们“不断提升流氓无赖的独裁统治水平，让人民永远也翻不了身永远都被牢牢控制”。【文盲：《灭魂时代，我们更需要魂——魂灵这种身体的身体对身体的开发及超越和反构》，《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65页。】文盲的反文论话语不是虚无缥缈的能指游戏，而是及物的文盲行为，勇敢而不失智慧。“流氓无赖的独裁统治”无论怎样为巩固自己的阵营而绞尽脑汁，但终究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对身体的现象学分析和对身体的政治学分析，使得文盲的反文论迥异于传统文论仅仅对文学至多对软性文化进行的发言。文盲不但对诗歌（文学）进行彻底超越，他还对身体及其身体的质量本能——魂灵——进行分析。他认为，对身体的禁锢，如用贫穷、失业、苦难、恐惧，甚至监禁来统治所有的身体，让所有的被压迫者无暇顾及反抗，久而久之就培养出某种奴性，也就丧失了身体背后的坚定支撑——魂灵。而要恢复或者重建被奴役的身体，就要对身体持热爱的态度。文盲的热爱不同于福柯的关切，它是身体与身体之间、欲望与欲望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魂灵与魂灵之间的相互流通，热爱就是无限的力的激情的爆发。
　　
　　在上述（反）文论中，文盲以特有的反向思维和表达方式，充分传达了自己的反诗歌和反诗性等反诗学思想。在当下21世纪之初的这种姿态和写作无疑具有很强的先锋性。所谓反文学，在20世纪中期法国这个现代派的大本营就已经出现了。1958年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Mauriac）出版了《当代反文学》一书，他把新小说、荒诞派戏剧以及其他所有摈弃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看作“反文学”。1969年该书再版，反文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术语。再版后的《当代反文学》都可称为先锋作家，包括卡夫卡、贝克特、亨利·米肖、巴塔耶、罗兰·巴特、阿兰·罗布-格里耶、娜塔莉·萨洛特、克洛德·西蒙等在内的21位作家。这里面有现代主义作家，有所谓后现代主义作家，而莫里亚克用了“现代派（现代主义）”一词来来统称此类“反派”创作。将法国学者总结的这种“反文学”与文盲的“反文学”（反诗歌）来做比较，在表面上看来，两者具有某种相似性（在命名方面），但是仔细研究，我们还是会发现文盲的反诗歌（反文学）完全不同并已经开始超出了诗歌（文学）本身，举凡社会运动、政治、法律、军事、先锋科学等领域都进入了他的创作视野，并且他是从根本上来对既有文学和诗歌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淘汰和超越。文盲自己的“反文学”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淘汰和超越；而莫里亚克的“反文学”是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一种新的文学，而不是反文学本身。从大体看来，文盲的反文学、反诗歌行为和创作，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国人概括的反文学。文盲的反文论和创作之所以深具先锋性，不但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而且因为他的反叛往往带有某种终极性的思考在里面。
　　
　　他的反语言最为激烈和决绝。文盲认为，他的反语言不是只反对语言，更重要的是发现语言之外的一切缺失。这里文盲所提出的反语言强调的正是反语言的疯狂的活跃性，是对以反语言方式呈现出来的自己及其存在的深深着迷。反语言（反语）形式就是自己（存在）的依据。文盲提出的“反抒情”也不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继承，而是对它们的某种程度的超越。法国新小说派理论提出小说（文学）的反比喻、甚至反人道主义，要还原事物的本真状态。文盲继承它们提出了的这种反比喻、反象征精神，但是对其反人道主义则持保留乃至质疑的态度，因为文盲的“反”和新小说派的“反”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文盲在字里行间是个坚定的世间弱者的义工（文盲反对任何的代言对其他的遮蔽）。他那发自内心的憎恶对着那些骑在人民头上拉屎的专制者、独裁者、打手们，对着那些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狗日的”伪君子真流氓喊叫。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在致笔者的信中文盲指出：“我所谓的反语言是把语言文盲化/自由化/个性化：是对集体语言的消解和超越（因为集体语言在压迫和吞噬个体语言，并导致个体无声无息）。”【文盲致笔者的信（2009-11-25）。】　　文盲是以“反构”这种思维方式或形式来反对既有形式结构。何以达到反构？这要依靠反抗，是反抗成功之后才能进行反构，反构不是重建，而是不断自觉进行自我更新的超构行为。反构与“空殖”连在一起，“反构其实就是生命自我空殖的未智状态。反构的生命张力来源于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异化的未智本能的空殖本能。”从这里我发现了文盲文论的核心词——身体。与该词相关的有空壳、行尸走肉、性、欲望、本能，以及魂灵、灵魂、禁锢、反抗，悬浮、拓扑、空殖，等等。与海德格尔不同，文盲没有把语言看作存在之家（园），而是把身体看作人的存在之家园或监狱。通过打开封闭的身体，把智慧释放出来，让身体变得开放而空灵，才能把身体这所监狱反构成家园。在这众多的术语中，身体和魂灵是一组相对的术语。“没有魂灵，身体就是空壳，就是行尸走肉。没有身体，魂灵就是飘的（没有重心）。身体只有开放，魂灵才自由。只有魂灵自由，身体才能超越低级的身体。只有魂灵才能让沉重的身体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在太空中自由遨游。”【文盲：《文盲行动：作为反空间对自身的一种反构》，《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94页。】在未知状态下，文盲揭示了什么是他所谓的悬浮、拓扑和空殖。所谓悬浮就是反任何根据，就我们和我们存在的世界都是出于悬浮状态而变动的。拓扑就是把悬浮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空殖就由此产生，就是对生命张力的空间反构。【文盲：《文盲行动：作为反空间对自身的一种反构》，《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94页。】于是文盲提出了“反诗歌”，并以此来“反对圆滑和无能，主张粗砺和锋利”【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1页。】。所以谈论文盲离不开他自己命名的“反诗歌”。
　　
　　近三十年中国诗歌从朦胧派到新生代，再到民间派（我称之为自戕派，那些书写民间的所谓诗歌其实是诗人的自慰，基本上是些惺惺作态，与真正的民间无涉），到目前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孤绝飘散的境地，简直没人再来“欣赏”和理会了。原因自然在于诗歌本身日益局限于自身能指而不能自拔。自甘为精神贵族，结果诗人自己都不保，自杀的、杀人的、自闭的、自慰的，都统统与民众的生活隔离起来。某些新诗人一上来就写一些风花雪月，或者记录某些小感触、小心得、小情感的小诗，因而其结果就只能具有小知识、小气度、小境界。其形式无丝毫创新、陈陈相因。而文盲的反诗歌是另一种写法、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气度、另一种境界，是一种新的智慧。而这种智慧缘何而来？文盲揭示道：“我的激情和智慧来源于对传统的反抗。来源于对政治及权力的反抗。更来源于对未知未智的探索。”【文盲：《文盲行动：作为反空间对自身的一种反构》，《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95页。】请看其反诗歌《在全球经济的巨大灾难中，人类无数的钱都不见到哪里去了》，他不断追查人类无数的钱的下落，从佛陀、基督、真主，到联合国秘书长、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行长、全球经济市场、股票，再到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再到索罗斯、巴菲特、比尔·盖茨、霍金，再到独裁、国际恐怖组织、贪官、妓女……都说不知道。那么，钱到哪里去了？这追问真实、直接、令人震撼！这就是文盲所谓的“反诗歌”。他这里没有花前月下、莺歌燕舞，没有社会和谐与盛世发展可言，唯有对人及其存在的追问与探求。在题为《不是我去适应社会，而是让社会来适应我》的反诗歌中，他以掷地有声然而似乎又隐含着深刻的文盲辩证法表达他的反诗学。在《我永远都是个无法解开的谜》中，文盲揭示，“我喜欢得病”，“我最想得的就是艾滋病／……不是通过吸毒／不是通过扎针抽血／而是通过性交／而是通过人类的本能／我喜欢漂亮丰满的女艾滋病人／我只想被她感染／我情愿被她毒害／让我在高潮时得病／让我在快感中死去”。离经叛道吧？！的确，文盲以直探极致、站在悬崖峭壁乃至他自己所称的宇宙边缘的冒险精神在不断探究终极的存在，给读者和社会以震惊。这就是先锋精神在当下的反照和冲击。
　　
　　有时候文盲用了“你们”作为作品的接受对象，直指“你们”——那些狗日的贪婪者、杀戮者、剥削者、压迫者们，“特别是在人民头顶上拉屎拉尿并空投灾难的流氓恶棍”们。这个文盲面对现实生活的各种不公和暴行，简直怒不可遏了。形式的因素，比如将文本的接受对象——你们——一一做了审判。而“这是上苍的安排（文盲反诗歌：《我会看着你们正一个个死去》）”。他有时候又用了“你”作为其反诗歌写作的接受对象，这个“你”和前述的“你们”在其写作中有同样的接受作用，即作为反诗歌写作的审判对象，“你”是一个诗歌的独裁者、专制者，是一个诗歌的奴隶似的被动的接受者。但有时候文盲反诗歌中的“你”却又是反诗歌的创造者，是文盲行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当然更多的时候他用了第一人称的反抒情的“我”——顶天立地、超拔先锋、无所畏惧、真正视死如归又视生如死，“我”又在诗歌的废墟中创造反诗歌的新形式，也在被桎梏的人的死寂的知识世界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有时候文盲的反文论以“他”这个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待“文盲”这个他者。反文论的作者称“文盲”是个先锋怪胎。“（文盲）他在反诗”，“他的本能就是他的老师：只需要激发。”这个“他”（文盲第三人称的自称）很独特，但也很孤独，就像在荒漠里狂奔咆哮着的“大恶牛”闯进了人类种植着理性这种植物的庄稼地。在运用这个人称（他）的时候，文盲最能客观地观照自身，在反观自身的同时展开他的表述，此时其反文论往往异常清晰而有力。如在表达他（文盲这个“先锋怪胎”）的时候，反文论的作者（其实还是文盲）就简洁而清晰地辨析了审美、审丑和审要：“诗歌对传统者来讲，是审美。诗歌对先锋者来讲，是审丑。而反诗歌对文盲来讲，是审要。对文盲而言，美和丑只是价值的时代虚拟。美和丑作为价值的镜像生产，已被人的本能所打破。而价值作为人的时代的镜像生产，已被人的物性打破。所以价值是时代的虚拟。只有人的本能，才是现实的，才是超级现实的。”【文盲：《朝反诗歌空间不断疯狂未智拓展的文盲行动——对反诗歌空间的非线性考古》，《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99页。】审美、审丑并不是文盲先锋探索的追求，他追求的是“审要”。这个构词奇特而直追要害。
　　
　　当然更多的时候文盲所用的陈述或论证视角或人称是第一人称的“我”。这个“我”与“你”、“你们”构成了相对照或相对抗的姿态。这是个极力维护个体尊严（自后现代以来的哲学美学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原先仅仅认为只有理性和信仰才是人的尊严的源泉，到意识到非理性、本能、欲望等都是人的尊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理性以其刻板、模式化、僵化而被人所唾弃，至少在艺术创作中。）的反思想家、先锋反诗人、反音乐唱作人。他敏感而深邃的情思、哲思、爱思，都指向了他文盲行动般的生命本能的激发、创造和维护方面。
　　
　　因此，无论是其反诗歌的形式，还是其反文论的形式，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在文盲的文字似乎有一种内在的相通之处。文盲的横空出世和尼采在19世纪末叶的出现一样，都是一种对既有文化的坚决反抗。只不过尼采所面临的是西方理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桎梏，所以他反抗和批判（正是在反叛的坚决程度上，文盲认为尼采比德里达更凶狠有力）；文盲所面临的是东方最邪恶而狡猾之专制等级文化对人的全面专政和对人的权利的无节制的剥夺，它以为民、民主之旗号行独裁之实，所以文盲坚决反抗和批判。尼采在20世纪终于得到了喝彩，并成为现代哲学、美学的真正起点，享受了至高的荣光；而文盲在21世纪之初刚刚起伐灭魂的、反生命、反自由、反人权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以其狡诈狡猾、有时候又与流氓无赖行为沆瀣一气地结合在一起正畅通无阻地大行其道。文盲还年轻，他充满生命力、爆发力、创造力、创新力，他给人许多的期待和希望。
　　
　　（三）反构与盲构
　　
　　如果说文盲的“反构”是一种思维表达的方式，那么，盲构则是他自己的建构性的思想。其一，其切入点是“性”。文盲以性的语言——如果站在较为传统的观点来看，那是颇为放肆的语言——来表达他对“文化”、“文明”的反构，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批判。但是他所写的性不只是生理上的性，也不只是心理上的性，而多是“智慧的性”、创造的性、不死的性。文盲以自己的真诚来揭露和“亵渎”虚伪做作的性观念和性心理，他对权力拥有者借着道德来打压正常的性活动，表达了极度的蔑视和嘲讽。有时候其语言激情澎湃、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怒不可遏的精神界之先锋形象凸显出来。他写道：“性是个体的，也是自由的，人只有开放才是政治的，只有封闭和压制才是极不正常的，把性纳入独裁专制，是流氓政权的流氓行为。让性自由和开放，才是社会民主的真正体现。”【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2页。】前几年在大学里流行一部话剧，这部话剧以独特的话语及其表达形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就是美国先锋话剧《阴道独白》。把人身上的性或生殖器官当作话剧的主题，让许多女大学生和女教师、女演员在舞台上大胆大声地喊出“阴道”和做爱所带来的快感，以及“有了快感你就叫出来”的本能无畏，极大地冲击了既有的性道德和性法律。所以通过打破人们尤其是当权者们设置的一个个禁区，大胆地喊出性的器官的名字，才能揭露“道德和道德卫道士们的虚伪”。文盲揭示道，性的快感就是通过摩擦的差异重复来达到高潮，这是身体和身体的疯狂摩擦，这是对生命快活的疯狂嚎叫。它是生命的嚎叫而非呐喊，是自律的而非他律的，是本能的而非伦理的。文盲试图通过这些性的多层次的挖掘来实现带有终极性意味的体验，而绝非仅仅局限于肉体的性本身。
　　
　　其二，超知与求智及文盲行动。求智如果仅仅是一种策略，一种回环的技巧，那就失去了先锋的价值。文盲的先锋之所以存在，不仅仅是技术的，他必须勇于面对现实，哪怕这现实黑暗无比、蛮横无比、残暴无比、无赖无比、流氓无比、邪恶无比！而这才是真正的先锋精神。在反诗歌《我必须制造一种仪器来主宰和开发时间》中，文盲追问：“操纵民众的权力哪里来的／民众是如何失去权力的／权力在哪个骗子手里赖着不还／那些骗子是如何运营权力的／那些骗子是如何运用权力来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的／……把更大的灾难强投给民众是他们唯一的丰功伟绩”。在貌似狂放的妄思狂想中，作者的心始终指向弱者，心向往着和平，他祈愿主宰时间的仪器可以使全球所有核武器失灵甚至消失殆尽。有时候文盲简直不能自已，当他面对巨大的邪恶和权力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如此。《当法律被架空，成为某些人手中工具的时候》就是如此：“当法律被架空／成为某些人手中工具的时候／我不开窍的脑袋突然完全明白／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一直是某些人手中的工具／原来我们敬畏的法律／一直在帮某些人更加变本加厉的／剥削压迫和榨取民众”。法律权钱勾结的局面何时才能瓦解？“谁来废除这部已变成打手的法律呢？”文盲的反文学和反思想不是轻飘飘的风花雪月，而是勇敢的智者行为，沉默的声音化为行动——话语的利剑，直刺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心脏。文盲行动除了对邪恶之权力的猛烈抨击和揭露，还体现在其“自我启蒙”（反启蒙）方面。文盲的自我启蒙就是每个人的本能行为。如何来理解这一点呢？本能其实与人天生俱来的性不可分割，而本能、性、身体等又是与人的个体的“我”分不开的。
　　
　　文盲在题为《对权力这种禁区的敞示》一（反）文论中，非常智慧地通过对他的一首反诗歌《我想到中南海里面随便走走》中的词语的揭示，以“我”为圆心生发出很奇妙的反哲学、反理论的反文论。这篇反文论通篇都在不断演示26个关键词语是如何通过新的揭示而获得新的语义，并进而把其反诗歌置于不断增殖和不断拓扑的语义场域之中。他首先揭示“我”，然后依次揭示了“想”、“去”、“中南海”、“随便”、“走走”、“看看”、“阶级斗争”、“政治”、“封建”、“臭狗屎”、“饿肚皮”、“霸占民宅”、“瞎搞”、“贪官”、“女人”、“自由”、“冤假错案”、“病”、“公仆”、“开放改革开改社会”、“文盲特色”、“墙”、“办证”、“是人间地狱改造好了我”、“万岁万万岁”。“我”是具有指代性的，也可理解为客体的主体，也是主体的客体。“我”是存在的不断变异的主体动词，是主体动词存在的客观确认。“我”也是民众。民众被边缘化，而民众的“我”站在边缘，但以自身的变异为中心，来消解中心地带对“我”的排挤和边缘化。“我”是“在敞开当中反构，在反构当中空殖”。【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227页。】“我”不断创造出生存的空间，这个空间又不停地膨胀、拓殖。其中的推动力是欲望本能的无意识所不断生成出来的对“我”的消费，“我”处在不断悬浮、不断拓扑、不断空殖当中。这样，“我”就超越了物性的“我”，超越了肉身的“我”，超越了性本能的“我”。“我”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其存在是拓扑和悬浮及空殖性的。这个“我”不是有计划的理性的自我，“我”是不确定的、反序的、移动的，在游移当中释放无限的欲望，同时也不断填补想象中的时空。这也就是“我性”的不断创造，无中生有。　　而这一点正是文盲所理解的反启蒙，它是一种启智，一种自我启蒙（启智），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自我启智是每个人最终的自我实现。这就是文盲行动的关键所在。在这个角度看，文盲的反文论是一种深层次的超启蒙，自我内部的裂变过程中的自我增殖和自我拓展。透过对“我”的各种揭示，我们可以看出文盲对于术语的反构思维方式。透过对这26个词语并置起来的串联考察和各种揭示，我们又可以发现某种后现代意味，在这种后现代思想中文盲又以超构和反构的方式加进了他自己的超后现代思想，或者叫“先锋本能求智”。这使我想起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座高原》中所提出的“块茎”概念理论。陈永国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块茎’在地表上蔓延，扎下临时的而非永久的根，并借此生成新的‘块茎’，然后继续蔓延。”【陈永国：《德勒兹思想要略》，《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当然文盲的反文论不同于“块茎”理论。据他自己的揭示，其观点是在悬浮中生存的：是反根性的、反支撑点的和反土壤性的。同时，他如此地将这些语词并置在一起，开拓了一个思维的崭新空间。但是由于文盲的指向是“我”的物性和魂灵性相结合的及物的书写，他的思索始终指向的是那个制造不公正、不自由的邪恶制度和泯灭人性（包括性的快感和自由）的体制，所以文盲的反文论写作（反书写）就和德勒兹的思想产生了差异。文盲认为，只有超越了地面，只有脱离了地面对我们的控制和奴役，我们才能真正上升为悬浮。
　　
　　其三，先锋与现实关怀及人性张扬之关系。求智先锋不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他还要伸展到现实的领域，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展开对邪恶而狡猾的文化和体制进行直接批判。文盲将历代哲学家仅仅把哲学思想局限于思想层面的做派不以为然。他通过对德里达的批判而从后现代哲学的固步自封的境地走出，通过对德里达的“宽恕”分析而超越了后现代哲学。宽恕不是无限度的，而是有边界的。宽恕的边界便是人性，对待非人性，宽恕是痛苦而无奈的，没有用的。“宽恕只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文盲：《作为不断探索未智和求智及超智的“反”——反文学/反哲学/反文化/反理论/反艺术/反科学”》，《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70页。】虽然和德里达解构宽恕的思路迥异，但是文盲的揭示却显得更加合乎情理和法律原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德里达关于宽恕的思想似乎还带有基督宗教的影子。而文盲对宽恕的分析则带有他所深潜的文化背景色彩。这里也可看出文盲反文论与宗教（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分野。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正是近现代哲学或所谓先锋反哲学交锋的关键所在。文盲认为，“我讲的集体，是专制是知识是权力是独裁是压迫和剥削及榨取，揭示的是集体对个体的无情压迫和吞噬。”他所说的“文盲语境中讲的只能是对个体的解放和自由及开发，而非宗教”。【文盲致笔者信（2009-11-25）。】
　　
　　（四）文盲先锋思想来源的断层探寻
　　
　　如上所述，文盲反文论之来源的不仅仅是后现代哲学，但后现代哲学在文盲的反文论中无疑起到了一个奠基的作用。文盲强调“先锋求智”的“求智”就别有意味。如前所论，求智的智是智慧之智，非知识之知。知识和智慧在文盲看来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他的智慧所涉，在先锋意义上属于当代最具前沿性的、尚处于模糊状态的人类的探索（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方面）。
　　
　　首先，文盲哲学文论的承继性。我与文盲在2009年9月15日的一次通话中，我们谈到了他的文论思想所受到了后现代哲学的影响的话题。德里达、巴特、福柯以及他们的前辈萨德、尼采、阿尔托、乔伊斯、卡夫卡、巴塔耶等人，都对他有影响。我在他的一首名为《人一生下来，脚，他妈的就朝死亡方向走》的反诗歌中发现了这么几句：“让我去看看梵高达利沃霍尔米勒海森堡／让我去看看尼采福柯德里达德·曼爱因斯坦／让我去看看萨德阿尔托卡夫卡乔伊斯性手枪／让我去看看马克思贝克特格瓦拉地下丝绒”。这表明了文盲先锋求智思想资源的一部分。但接下来的一句则又解构了这一切的名人：“我必须得给他们各带一个自慰器”。这简直是亵渎了，即使这些名人也没有多少值得留恋的，是建设中必须淘汰和超越的。因为他们的伟大在于破坏，但破坏之后他们没有创新，只留下一片片废墟。这就是文盲的看法。
　　
　　其次，先锋求智中的清理与批判。在对知识的批判中，文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反文论术语。文盲反文论在后现代之后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形式：对话式的文论（哲学）。他反文本中的“你”、“你们”、“狗日的”、“流氓”……往往是独裁者、专制者和无赖之徒，而“我”、“我们”、“民众”、“人民”……往往是求智先锋、弱者、底层人，这构成了前对话或审判的双方。如果对话不成，那么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对施暴者、邪恶者和伪君子们的审判——如果按照常规他们一般是不会听这种（对）话的。按照文盲具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观点来看，现在没有（德里达所认为和理解的）“政治”，而是只有赤裸裸的为权力服务的“法律”。现在的所谓“政治”都是流氓无赖（按照文盲的看法）在操纵，抑或根本就没有“政治”。在我看来，所谓“法律”，无非是统治阶级以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的桎梏和锁链，它是一种反法律，非法律或无法（无天）的“家规”。无耻的统治阶级蔑视真正的“法”及其源泉。我以为，法应该体现至高无上的公平、善和正义，她的来源只能是至高无上的至善者上帝，除此无从寻找法及其来源。世间任何想充当法律本身甚至想当然地意志用事蛮横地想作为法的来源者，都是痴心妄想。袁世凯做不到，希特勒做不到，斯大林做不到，任何自以为伟大但实际都渺小的人或集团、党派都做不到。在这样一个对话不成的情势下，文盲寻求和解。甚至他认为，那些反对我的人也是我的朋友。他要的是对话，而非持续的对抗。反对你，不是因为要置你于死地，而是要寻找更高更大更坚实的对话平台。这种境界，现在法律的制造者和实施者还远远没有认识到，更不智到，更做不到。
　　
　　福柯揭示：知识即规训。而文盲则揭示出“知识即规驯”。文盲认为，福柯揭示的规训只是权力用知识这种教育来训养（培训）人，用知识来把人训养成听话的良民，从认知上来训化人。而文盲认为自己揭示的权力之“规驯”之强制手段，是把人驯化为服从听话的模范良民，从本能上驯化人，把人全都驯化为没个体意识的不用思想之物（任权力随意剥削、奴役及榨取）。福柯揭示的“认知规训”之真相和文盲揭示的“本能规驯”统治之真相，这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求智分子、悬浮、空殖、拓扑、扫盲行动、恶毒等等，当代先锋科学、后现代哲学、民间先锋探索……文盲在文盲哲学、反文论的思路之下，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对孔子大规模地进行全面批判之后近百年，除了四十年前（文革）那个统治阶级极端丧失掉一切统治术的时代的大批判（实为丧心病狂的胡批乱判），文盲是近三十多年来第一个对孔子发起猛烈和根本性批判的人士。文盲认为，“中国选择孔子这是一个贯穿整个历史的巨大悲哀。”我以为，每当矛盾丛生、斗争激烈的时代，统治阶级就搬出孔子并大肆倡导之，有其统治乏术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孔子具有某种可以帮助伪君子行恶者们重建丑陋恶毒的专制等级文化及心理的功能。文盲对孔子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权力等级制度进行新的猛烈批判，自有其考虑。20世纪是一个“圣人死了”又借尸还魂，并且在20、21世纪之交又回光返照的世纪。孔子这具僵尸在近代曾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大肆张扬炫耀过，被辫子党张勋所痛哭流涕地展示过，虽说后来（文革）被重新从坟墓里拉出来进行“鞭尸”般地咒骂，但是对孔子这具“僵尸”最富有实用主义意味的利用却是当下这个时代，它超过了袁世凯时代和张勋昙花一现的时期。世纪之交，连民本主义都大踏步地退却，更遑论民主主义了；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公开肆虐，像碾肉机一样碾碎一切个体。所以文盲要对孔子进行新的批判。反孔子实际上是在反孔子所代表的背后的等级而且邪恶的专制文化和体制。
　　
　　第三，他提出了“文盲辩证法”。在文盲看来，与破坏和批判不同，它指向淘汰和超越。但在我看来，没有否定，就没有批判。在文盲进一步看来，没有批判就没有反构，没有反构就没有肯定，没有肯定就没有超越。超越是另一种建设，是不需要破坏的建设，是不断淘汰的超越，是激进但不是暴力性的。【文盲：《文盲行动：作为反空间对自身的一种反构》，《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95页。】文盲认为，“我也不是否定的辩证法，而是文盲辩证法，即对否定的肯定是批判，对肯定的否定则是超越和反构及盲构。”【文盲致笔者信（2009-11-25）。】文盲在《文字的焦虑》一文中曾指出，文盲行动是“对目标的靠拢和击中及穿越”或是“在不断击中中穿越”【文盲：《文字的焦虑》，《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281页。】。在文盲的话语中，“反构”在此是个关键。文盲的文论充满张力地揭示了人类天生存在的自我矛盾。比如他有时候揭示人类追求和捍卫人性包括本能，但有时候他又揭示人类将人性同神性、奴性、兽性、权力、道德、利益等并置。他深深揭示出：人生在世还能有什么是可以信赖的？似乎没有，但似乎又还有，那就是对身体——文盲性的对身体及其本能的生命性和未智性的空殖——开发和拓扑。文盲认为，如果身体没有魂灵性（人的自由意志依此而获得，魂灵并不是灵魂，只有人才有魂灵，人之外的动物只有灵魂）的支撑或“注资”，它就不是所谓的“人”，它就和其它动物没有区别。人的身体之所以魂灵（不是灵魂）附体，在文盲看来乃是因为它有魂（魂灵）性（而不是宗教的神性）。而身体仅有肉性（物性），而没有魂（魂灵）性的话，那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你可以否定理性、反对理性、远离理性、抛弃理性，因为理性对人的压抑尤其对人的感性肉身的压抑太久太烈了，最后往往会毁了人本身。魂（魂灵）性积淀在人的本能和肉身方面，通过自由意志而使这本能和肉身摆脱了物性。文盲认为，“身体的奇妙并不在于它多么有规律，而在于它是多么的突变和反序。身体的不可知性和不可智性及不可能性使身体神秘无比。”【文盲：《文盲行动：作为反空间对自身的一种反构》，《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85页。】也就是说，身体之所以奇妙无比神秘无比，乃在于它分享了魂（魂灵）性，魂（魂灵）性的光辉照耀了它。
　　
　　他的反语言文论，也是靠语言本身的书写或叙述来完成的。这里面文盲又在揭示着人类的各种矛盾和深刻的悖论。他的先锋是在透彻的清醒之前就存在，更是在那未智之本能的无比锋利的清晰之后仍存在。性，而不仅仅是性本身，它包含了宇宙和宇宙辩证法。　　三、文盲的先锋启示
　　
　　（一）真正先锋的机智与对苦难（反本能）人生的真切关怀
　　
　　如上所论，文盲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和写作创造一种反诗歌及其反文论。追究他的思维运演的方式和求智的反构方式，我们会发现文盲思维的“反动性”——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意义上的“反动”。一切既存的文化形式和文明形态，在文盲看来都是令人怀疑的。几千年来人们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也是愚弄和麻痹人的东西。尤其是现今流行的、借助权力形成了庞大体系的政经意识形态和大部分科学技术，正在铺天盖地地盘剥人民。文化就其本源意义看，就是对人进行分类、分等级、分出高下尊卑。所谓有文化人的对立面就是无文化人。人原本在基督教那里，在上帝看来，不都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吗？这个平等、独立、自由的基础就是人都有本能和死亡。本能只有不干涉和毁坏他人的利益，就是值得肯定的和值得张扬的。所以要想在意识领域乃至在行为当中打破这些禁锢，建设张扬人的魂灵自由舒张的未来社会，就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思想的力量及其表达方式，文盲似乎天生地（他18岁就开始了这一巨大、悲壮而充满未定数的极具挑战性的探索工作）发现了她——反构。反构（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反诗歌和反文论）构成了文盲反文论思维和反诗歌理论的推演发动机。我以为他在构筑反构形式，主要靠打破了语词和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界限，使能指和所指的边界互相逾越。关于能指和所指之关系在近现代有一个很大的演变，这就是从传统（古典）思维方式注重所指忽视能指，到现代思维方式注重能指和所指的统一，再到当代思维方式强化能指而忽略所指。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能指和所指已经开始交互渗透，彼此打通，两者的界限趋于模糊。在这一点上，文盲对这种后现代思维关于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处理有所继承。在此基础上他做出的努力和思维成果体现在“反构”及其话语能指与所指的交通交融而非断裂方面，而且他所要瓦解的对象客体是极其混杂坚硬蛮不讲理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无视世界的宇宙法则，把自己当成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亿岁！）的绝对真理的化身，不容任何的思想异端批评，更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窥探。所有由此而衍生的反对派及其思维就成为不受欢迎甚至被辗压的对立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说的，“反对我的人是我的朋友。我会邀请他来和我对话。”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就不是我们的权力人物所容易理解更不容易接受的。
　　
　　一个真正的先锋并非对世间苦难视若无睹、冷眼旁观，而是以良知来直面。真正的先锋敢于直面现实尤其政治的黑暗，敢于反抗独裁专制，改造打着民主的旗号行专制之实质的社会现实。真正的先锋追求真正的社会民主和个人的自由。所以，似乎是时代的呼求，也似乎与冥冥之中上苍的召唤，上个世纪之初的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介绍尼采来张扬新民性的思想启蒙相类似，文盲在我们这个世纪之初在其反文论中开启了一种社会思想的先锋和（反）诗学先锋的合体。对邪恶、专制、独裁和虚伪政治的揭露、批判依然显得犀利而震撼人心。文盲在自己的话语和文字中“还原”了先锋的原本意思，她首先是一种社会先锋，是对邪恶的不容忍和不妥协。仅此一点就值得关注。
　　
　　（二）中国的当下需要先锋
　　
　　当今中国，无论文坛还是什么坛，已经没有了“神”，也基本上没有了先锋，有的只是很多码字匠和对某某奖项趋之若鹜者。先锋要舍弃几乎在世的一切，先锋只追求他本真的存在。先锋不能仅仅靠在祖宗的坟上捡拾遗产，而应该有自己的不断的创新。要创新就需要新的先锋的存在和引领。先锋的产生既需要合适的土壤即文化及其体制环境，更需要创作主体与理论主体强悍的勇气和身体力行。没有一个先锋是躺在温室里的花朵，也没有一个先锋是与世俗合拍一致的，他总是横空出世，对这个世界、宇宙、人生和艺术发言，并且做出自己迥异于常人的举措。先锋可能昙花一现，亦可能像恒星般永恒地以其光芒照耀世界。文盲正是在这样的让人颇为期待的时空诞生了。无论从他震惊天宇的思想的先锋（以性为突破口进而对整个道德文明和社会基础进行解剖和激情般的批判），还是他表达方式和形式的奇崛自由（反诗学、反哲学、反文论、反音乐——超摇滚的一种反音乐创作），都显现出当下只有他这类的思想与行动合一的人才代表了先锋探索及先锋存在方式。这种文体他谓之“新跨文化理论”。从文盲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论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与真正的先锋紧密联系起来。没有先锋的推动，所谓的文化建设就将陷于僵局而不能自拔。
　　
　　（三）中国先锋需要给社会和时代提供深厚的智力和思维支持
　　
　　作为先锋，作为文盲先锋思想言说方式的反／否定（另一种肯定）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成为历久弥新的先锋表达方式，自有其存在的依据。这就是既有文化、文艺形式在存在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它变得逐渐保守起来，甚至僵化起来。文艺及其理论形态的总结和言说，就需要不断地克服这种惰性，不断推动人类思想往前迈进。文盲在《对权力这种禁区的敞示》一文中，他说他喜欢反对他的人，同时他指出：“反诗歌并不是专门为了反对诗歌，也可以说反诗歌并不反对诗歌。”反诗歌不是反对诗歌。文盲特意辨析了这两个术语。“反诗歌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也不会相信时间，反诗歌只有不断变化和异化，不断在千变万化中延伸生命的张力。”【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226页。】
　　
　　另外，文盲的先锋姿态与此前的先锋不同。此前的先锋往往打着某种主义，如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新感觉（主义），以及“现代派”、“先锋派”、“野兽派”等等，这些基本属于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还没有达到反文化的地步。这众多的派别还没有意识到现代文化乃至文明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弊端，存在着未来人类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还基本认同既有文化本身。但是文盲的先锋本能说、先锋求智说、反诗歌理论、反构-超越-拓扑-空殖理论等，在根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指向上都一改此前诸先锋派的做派。这个反构为基本方式的反诗学、反文论，处在后现代语境之中，自然受到后现代诸大家如德里达、福柯、德吕兹、罗兰·巴尔特、德·曼、米勒、利奥塔尔、鲍德里亚、布朗肖、巴塔耶、罗蒂、哈桑、鲍曼、詹姆逊等的影响，同时文盲又有意识地吸取先锋科学家霍金、威腾、瓦法、马丁·里斯、薛定鄂等，以及当代经济界大师级索罗斯、巴菲特等人的思想。但他对这些成果的吸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将他们作为自己创造的起点，甚或是反面、反向思维的起点。这就是文盲的先锋探索超过以往人文领域的过人之处。
　　
　　（四）文盲或“先锋求智”反文论的“反意义”
　　
　　反诗歌及其反文论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的关注。如著名诗歌汉学家柯雷把反诗歌当作先锋诗歌来看待。被世人称为中国“诗坛匪首”的先锋诗人、诗歌理论家、自由思想家杨春光也将反诗歌当作先锋诗歌，将文盲的反文论看成先锋文论。先锋文化批评家蒋原伦这样评述文盲：“反诗歌和反文学对于文盲来说，则是一条自由先锋探索之路。”【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封面折页。】美国后现代教育哲学代表人物／伊利诺伊大学教授Micheel A Peters认为：“他的先锋见解具有横跨当代生活的划时代反意义。他不但反哲学，而且还提供了不断求智的充满未知的反文学、反音乐和反思想。他的反诗歌揭示了宇宙和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分子反构动态。”其他如清华大学王宁教授、美籍物理学家沈致远院士、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中国社科院金惠敏教授、尚杰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汪民安教授、南京大学张子清教授、法国行政学院金丝燕教授、著名先锋批评家／宪政学者刘军宁教授、先锋批评家／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黄瑞祺教授，以及海内外的其他著名先锋学者都对文盲的先锋求智思想进行了认真论析，都敬佩文盲的精神勇气，而且都给出了较高的评价。如哲学家尚杰认为，文盲的话语书写具有先锋性和后现代性的领悟，这也就是对生命的领悟。这是与官方说话或话语方式，以及被边缘化的分散的民间说话方式都不同的说话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尚杰：《文盲向说话制度的挑战》，载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273页。】陈晓明认为，“‘文盲’的自我命名是一项当代文化的激进革命措施”，但也是“狂妄言论，也就姑妄听之”。【陈晓明：《文盲的自我命名及其先锋意义》，载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176页。】也有学者提醒文盲在闯入无人之境之时，尤其要小心别误入歧途。【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封底。】
　　
　　以上是海内外知名先锋学者对文盲及其先锋探索的积极评论。
　　
　　那么，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如何来看待文盲及其反文论呢？从其反文本以及他与笔者的交往当中，我发现了文盲有一种非常超出常人的思维惯性，即反向思维。任何事情和研究对象在文盲眼里都得打上巨大的问号。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才能在后现代这个“干什么都行”的时代，去发现和揭示日常生活、文化创制、政经制度、法律体系及其运行中的反人性、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的独裁专制性。有的是以伪善的形式和话语出现的，文盲也能以自己犀利的反向思维解剖刀来加以大胆且切中肯綮的解剖和抨击。
　　
　　其次，文盲的（反诗歌）文论全面出击、遍地轰炸，这样一种表达策略或方式，给其阅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另外他还出版了反音乐唱片，其形式和表现的内容同样先锋得无比惊世骇俗。他的修辞和书写风格一直是一种“反知性”的突变的方式。他反构的一切都是在反文化（包括哲学、宗教、历史、伦理、道德、音乐、文学／诗歌、艺术、理论、文本、科学等等）的大框架下的具体运作。上述领域无一不是文盲反的对象。这种思维据文盲自己陈述说“有些失控”，它是一种自身的“空殖”。【文盲致笔者的信（2009-9-25）。】而大处观之亦可发现，文盲不仅仅在形式上进行反叛，而且他试图提供一种真正的先锋，她一定是“刺激魂灵和开启心智的作品”。但文盲不同于上世纪的达达主义者们，达达主义倡导自动写作。他们就是只有形式而不顾及内容和思想，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反构思维形式下的先锋求智的拓扑和空殖，反的是现行的知识、控制人的本能的各种机制。人的在世自由就被这些知识、机制所操控和规驯了。如何摆脱这些压制人的异己的知识力量和机制存在？文盲在努力找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在文字的疯狂的自我繁殖中表达了文字的原始森林和文字的神奇宇宙。一种后现代进入中国二十年来终于有了自己更具先锋性锋芒的反文论和创作。
　　
　　第三，先锋与求智嫁接在一起，这是文盲在反的思维方式中的颇具反构性、建树性的一个重要举措。如果只是反对，那么就似乎缺少一个立足点。而如果没有了支撑的基点，如何才能在反知识的同时来建构什么取代之？文盲认为反知识的目的就是求智和探智。目标有了，而支撑点在哪里？我以为是他的开发“自己”，也就是他倡导的自我教育和激发本能。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论题时候探讨的本能上。这个本能的求智的自己（自我）绝不仅仅是肉身的（肉身自然是它重要的物性载体），它还承载着丰富而复杂的智慧之空殖。空殖可理解为空（无）中生有，繁殖发达，无限生长，生机勃勃。但这其中的转化也极为复杂。其空殖的动力源来自于身体的自己之本能。它摆脱了海德格尔的“恐惧”（畏）、萨特的“恶心”等因素及过程，唯有强力意志下张扬一往无前的本能，源源不断地在自我激荡、自己激发中爆发生命的自由体验。自由的精髓便在这其中。而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恰恰是文盲者所确立的目标。
　　
　　第四，文盲的反文论自由、洒脱、嬉戏、无所顾忌，然而又充满魂灵灌注、严肃执着，其背后是一种文盲所欣赏的天才和大智慧。在这方面，德里达似乎永远都是文盲所敬仰和崇尚的大师。他认为德里达的所有努力都在动摇一切既定的不可否定。文盲自信地认为，“我的‘拓扑’、‘悬浮’及‘空殖’与‘文盲’等概念，则是对他未完成的事业之有效增补，这种文盲增补是变异而未知未智未能的文盲行为，不断变化得连我都不可能把握。”【文盲、灭魂：《任何阻止生命自由灿烂的劣根行为，都是生命自由盛开的全民公敌——灭魂对文盲的访谈》，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第291页。】我想，研究文盲再也不能用传统的考据、小学的方式亦步亦趋，而是要越出伦常方式，超出知性分析法，而是直接将感性和（辩证）理性融合的方式，做推断和演绎；另外还要结合文盲文本来全面地理解式阐释，因为其文本不局限于传统文学理论（反诗歌理论也超出了传统文论），她汪洋恣肆不拘一格，她挥洒自如匪夷所思，她反既有传统之道而独行之、笃行之，她越界跨出了文学文论而涉及政经法哲宗教科学诸科界，她悲天悯人追求高智至善。
　　
　　因此，我们研究文盲的反文论思想应该拥有如下的思想认识、智慧准备和先锋胆识：“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当反人性的恶之花不再绽放，‘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文盲的先锋求索就是这样的尝试！”【刘军宁对文盲的评价语，文盲：《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封底。】我就用自己最欣赏的学者之一刘军宁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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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岳：在新世纪不断求索探智的先锋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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