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终极的无奈
“奈何”这个词在古诗文中是非常有诗意的。我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对于良辰美景，我们实在无可奈何的。“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时光是留不住的；时光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更是难留。所以对于良辰美景，我们要懂得珍惜；如果良辰不在，美景虚化，岂不凭空增添许多悲哀。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看到良辰美景，辄呼“奈何”。他又奈何什么呢？他只不过希望这良辰美景永远留往罢了。其实，不光他有这样的心思，我们也有；但纵有这样的心思，又能如何呢？毕竟良辰美景奈何不了天啊。时间的流逝，不仅会带走良辰美景，带走青春的容颜，而且会把人必然地带向死亡。“死去无知万事空”，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年轻的时候，对死亡大抵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年轻，后面的日子长着呢。可是，到了衰朽残年，就不得不独自面对死亡了。其实，死亡并不可怕，虽然死的时候，可能有痛苦，但这种痛苦并不足以成为深悲巨痛。人们的深悲巨痛，来自于对在世时光的留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活着真好”。如果在世的时光不值得留恋，那“惟求速死”就可以理解了。人总是不免要死的，但不能白死，总要让这死有点价值，有点意义才好。正因为有价值、意义的装点，这死亡才变得不那么可怕，甚至有种崇高的东西在。怕死，是人的本性，因为“自古艰难惟一死”；不怕死，甚至慷慨赴死，则是人的道德。价值、意义的装点，高尚道德的伪装，掩盖了人们对死亡的无奈；而死亡恰恰是人的终极，人们对这终极真的很无奈。许多时候，人的无奈可以通过达观表现出来。魏晋时候的士人大抵是非常怕死的，譬如刘伶，那是怕的要命的，但他偏生让仆人扛着锸，跟在后面，说“我死便埋”。普通人对死亡无奈，英雄豪杰同样对死亡无奈，而且尤其的无奈。既然我的着眼点是文革，那就先看看毛泽东对死亡的态度吧。可以讲，他对死亡是非常达观的，虽然这种达观掩饰不了内心的悲凉。他说，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会死。等到毛泽东死了，你们可以开一个大会，说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这是辩证法的胜利。他还说，他生前最爱吃鱼，死了之后，就把骨灰洒到了江里喂鱼。这是一种让人难以想象的达观，然而他真的达观么？在这达观的背后，是不是还隐藏着什么？当然隐藏着什么，如果他真的这么达观，也许就不会有文革了。可以说，毛泽东一生都是非常乐观的，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的悲凉。但到了晚年，尤其在文革，在他的内心深处，悲凉之雾开始弥漫。普通人面对死亡，大抵一了百了，什么都不必管，但毛泽东却不同，他握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杖，而且他还是这个强大国家的缔造者。他虽然不得不面对死亡，但考虑最多的，还是身后事。无论任何人，对身后事，都是无奈的，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正因为管不得，所以才有忧虑；如果什么都管得了，那忧虑什么呢？毛泽东的谈话向来是海阔天空的，正是这种海阔天空，让他的谈话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他说，再伟大的人都是要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都死了么？他们死了，世界革命不照样进行么？并不是离了谁地球就不转。人类也有灭亡的那一天。灭亡了，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被更高级的东西取代了。他虽然这样讲，但隐忧却是巨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不就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么？赫鲁晓夫不也把斯大林否定了么？他的思考，不由得转向了中国：是不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睡在我们身边呢？忧虑过多，那现实就可能变样儿。对于终极，毛泽东同样的无奈，谁也不敢保证以后怎么样。对终极无奈，但对现实，他却很有办法；也正是基于对终极的无奈，才有了对现实的办法。他的办法，积累着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由他的办法而创造的文革，在理论上，无可争辩的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高峰。据说，晚年的毛泽东很爱看解放军攻入一个城市，群众夹道欢迎的纪录片。他经常看得热泪盈眶。
（二）对现实的奈何
毛泽东对现实是非常有办法的。早在他是毛委员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他有办法，所以碰到什么难事，都找他出主意。在别人看来的死马，他却能医活；在别人看来，已经山穷水尽，但是他却能够起死回生。他的办法，往往是棋高一招的；不经意地布一个棋子，就可以使全盘皆活。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总是有办法挽狂澜于既倒。遵义会议就不必说了，会后的军事指挥，确实到达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岂是白说的。以区区三万余人，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端的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的办法，当然是从现实中来的，但是他的办法又远远地高于现实，所以他才能够引导现实。他的办法和他的哲学是不可分的，哲学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毛泽东的哲学里，认识论当然有极重要的位置，但他更看重的还是方法论。可以说，他的哲学，就是一个又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早就讲过，以往所有的哲学都只是如何认识世界，但重要的却是改变它。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古代哲学，关于“泰初有道”还是“泰初有为”的争论。可以说，在古代哲学中占主流的是“泰初有道”，可到了近代，人们则普遍认同了“泰初有为”，浮士德精神就是这种认同的明证，而毛泽东所看重的方法论，当然是这种认同的余绪。哲学走出书斋，去改造世界，是让人神往的；但更让人神往的，却是它居然真的改变了世界。正确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怎样得来的呢？当然是从实践中找出的。毛泽东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对找到正确的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分析事物的矛盾，既看到事物的主要矛盾，又看到次要矛盾；既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看到矛盾的次要方面；重视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等等这些理论，不仅是毛泽东的创论，而且很好地运用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总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这种游刃有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常山率然之蛇。常山率然之蛇最大的特点，就是“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兵家最喜欢的就是这常山率然之势，因为这不仅游刃有余，而且无往不胜。毛泽东从容不迫的心理素质，也是非常让人欣赏的，他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虽然这不过泰山崩于前亦不变色的意思，但做到，却实在太不容易了。也许，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现实从来没有难倒过他，即便再艰难，他都能够从容应对，稳操胜券。在他心里永远是一轮朝阳，他是那样的乐观，从来不会被困难压倒。他说过，越是在困难的时说，越是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以此来增添我们的勇气。面对现实，他几乎是不败的；但对于终极，他却有太多的忧虑。他对终极的忧虑，也影响了对现实的判断。也许，正是对终极的过分忧虑，让晚年的毛泽东走上了悲剧之路。我说过的，毛泽东对终极无奈，但对现实却极有办法。然而，毛泽东对现实的方法，已经不再来源于现实本身，而只是来源于对终极的忧虑。终极是高于现实的，我想，没有人怀疑这点吧，但正因为高于现实的缘故，所以它很容易脱离现实。由终极而得来的方法，当然高超，但这种高超，却造成了现实的灾难。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所有英雄的梦想；也许，只有在毛泽东这里，才会变成现实吧。你能说这种现实只是幻象么？可以说，文革中毛泽东对现实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谓的“一句顶一万句，”虽然有些夸张，但未尝不是另外一种真实。虽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却感到了空前的孤立，甚至对现实本身，也不再那么自信了。文革带有很大的不可控制性；所以不可控，并不是因为廉颇老矣，而只是因为文革实在是一枚精神原子弹。你即便以最高尚的动机引爆它，但它只要炸开，就不是高尚的动机所能左右的了。毛泽东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亦是忧心重重。本来他的无奈，只在终极问题上，但后来，在现实中，也每每有这种感觉。有人曾当面称赞毛泽东改变了世界。然而，毛泽东不过微微一笑，谁又能够改变世界呢？他说，他只不过改变了北京的几块郊区罢了。
（三）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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