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可奈何中的奈何”，大抵即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又是什么办法呢？我想，这办法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大抵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希望中国能够像涅槃的凤凰那样，浴火重生。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中说：“由天下打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在姚文元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的一篇长文中加了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其实，理解这样的话，是需要语境的。很可惜，当时的语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要理解这话，就有很大的困难。我也只能以我所处的语境揣摩一二。“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将有专文讨论，我先就不说了。我只重点看一下毛泽东所加的那段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的灵魂，这个“灵魂”怎么理解呢？要按下面所讲的，灵魂首先指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政治大革命。我觉得，所谓的政治立场，不过是站队的问题：只要站对了，即便有点错误，也可以原谅；若站错了，即便有圣贤般的道德，那也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里有一个根本点，那就是灵魂是从属于政治的，而对于这，我是很难认同的。我以为，灵魂是个人的、独立的，它首先具有的是文化的意义。人的灵魂，既不应从属于魔鬼，亦不能从属于天使，即便交给上帝，我们也不放心。灵魂是自由的，它不应从属于任何东西。我们再看灵魂的第二层含义，即“世界观的最深处”，这就是指思想了；思想为政治服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对于这，我同样不好认同，我以为思想同样是独立、自由的，它完全没有必要惟政治马首是瞻。灵魂的大革命当然会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那个时候，人们似乎对过去的道路，不怎么放心，所以才有无休止的检查与交待。好像不把过去交待清楚，就没有法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其实，即便是最高尚最正直的人，也没有法子把自己的过去交待清楚的；因为许多事，除了天知、地知以外，是没法子找证人的。过去，真的那么重要么？重要的是将要走的路。可将要走什么样的路，不是皮鞭与棍棒能够解决的，这要靠自己的选择。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只能走一条道路，那才是最大的荒诞呢。然而，文革确实是让所有的人，去走一条路。在这一条路上，不乏忠实的朝圣者，但也有许多阴谋家、野心家。阴谋家、野心家，当然会危害这条道路，但他们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忠实的朝圣者背离了这条道路。文革确实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史，它这种触动几乎把中国革命史变成了《圣经》，而且是面目全非的《圣经》。说文革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那实在是因为人类未曾有过以变革灵魂为目的大革命。文革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呢？它是不是锻炼出了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呢？如果真的如此，那就不会有后来对文革的全盘否定了。可以说，文革虽然制造了“死地”，但人们并没有像凤凰涅槃那样获得更生。甚至人们对这“死地”也是有所怀疑的；人们并不以为这是真正的“死地”，以为这“死地”不过制造出来的“青春游乐场”。正是基于这一点，有的西方学者把文革称为“温室里的革命”。文革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已经胜利的背景下进行的，真正的急风暴雨早就过去。所以，这样的革命，虽然也有流血、牺牲，但却不过盛大节日的游行。温室里的花朵，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长大；但是，文革所谓的风雨，不过电扇扇的风，喷壶洒的水。虚拟的“死地”，能够锻炼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么？然而，这虚拟的“死地”，在历史的洪流中，又变成了真正的死地。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是否锻炼出来，还是未知之数，但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却毁灭了。无可奈何的奈何，同样奈何不了什么；即便“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成了虚花泡影。
（五）宗教与陷阱
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这话当然非常深刻。有人由此引申说，毛泽东迷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毛泽东的陷阱。然而，这引申的话，就不怎么准确的。毛泽东一生没有迷信过任何东西，对信仰，他都没有迷信过，更何况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毛泽东迷信文化大革命，就不会给它“三七”开了。毛泽东是不相信什么宗教的，所以也就没有理由，更不会去创立宗教。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有宗教的色彩，但却并不就是宗教。把文革当做宗教，那不过一厢情愿，并且还不符合事实。“文革”是陷阱，大抵不错，因为它走入了多重精神的迷宫。在这精神的迷宫里，当然是无法自觉它是陷阱的。不只无法察觉它是陷阱，而且以为找到了一条光辉的道路。毛泽东要在有生之年干一番更加伟大而壮丽的事业；通过“文化大革命”，消除其他国家没有消除的弊端，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挽“修正主义”狂澜之既倒。这种伟大而又高尚的动机，带来了什么呢？如果只有一个人陷了迷宫与陷阱，那还没什么。因为普通的个人，实在是渺小，大海一滴，太仓一粟，又能对历史发生什么影响呢？关键的是，走进精神迷宫，掉进宗教陷阱的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偏生是毛泽东。毛泽东进入了迷宫，掉进了陷阱，整个中国也就进入了迷宫，掉进了陷阱。我在想，如果毛泽东当年意识到文革会成为他精神的迷宫与陷阱，那还会不会发动文革呢？这很难说，但根据我的揣摩，即便意识到，他依然会那么做。况且，谁也不敢说，他当年就没有意识到，不只他个人，就是整个中国已经进入了迷宫。我们能想到的，他早就想到了。文革决不是冒失和冲动的产物，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滴水洞的传说，即是深思熟虑的明证。在那七天七夜里，毛泽东究竟想了些什么，恐怕外人永远难以知晓了。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他出了滴水洞，文革就开始了。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武功大师的闭关修炼，等到闭关修炼出来以后，武功便大进，甚至成为一代宗师。毛泽东在滴水洞，大抵完成了一种崭新哲学的建构，这种哲学即可以称为毛的主义；后来所谓坚定的毛派，大抵即是毛的主义的拥护者。如果只是建构一种哲学，那滴水洞就成不了传奇了。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把这种哲学运用到实践中去。毛的主义的实践，大抵即是文革。文革后来被否定了，那毛的主义就不再那么正确了。我们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文革那么大的一场政治运动，总应该有个先兆吧。然而，所有的先兆似乎都是事后才发现的。当先兆作为先兆存在时，并不为人们所认识。文革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大地震，然而，再大的地震，也有它的震中，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天塌地陷的。学术研究同样要找准震中，而文革的震中就在毛泽东那里。理解了晚年的毛泽东，也就理解了文革；明白了毛泽东那里发生了什么，也就知道文革中发生了什么。1966年5月，毛泽东在南巡的时候写了一首七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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