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无可奈何中的奈何(2)

　　现在许多研究者，都在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诚然，毛泽东是那一段历史最大的主观因素，他的作用是永远都无法忽视的。但是，如果因为这样，把文革的责任全都推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是不合适的。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讲，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但是，文革又毕竟是由亿万群众参与的中国的文革。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是很难说的。正如人们所讲的，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是不能假设没有的，因为他确实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并不错。是苦难深重的中国造就了毛泽东，但又是毛泽东重望了中国。可以说，毛泽东是打开文革秘密的一把钥匙，因为他是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我们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是毛泽东把铃铛系在了文革这个老虎上，那也只有他自己能够解下来。可是，毛泽东早已驾鹤西游，所以文革也便成了永恒之谜，没有人能够把这铃铛解下来。也许，正因为如此，文革研究才具有魅力吧。解决不了，却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才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学术研究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关于文革的动因，李泽厚先生的分析是极为深刻的，他说：“……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分，但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基本史实，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他对毛泽东作了极为精当的分析：“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
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而毛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意志主义、理想主义的个性，也在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娴熟可以从心所欲的晚年中，充分展露了出来。毛的‘造反有理’的观念情感、浪漫的反叛欲求，从少年到晚年都一直存在，也表现在他的生活的各方面，只是有时被理智自觉压抑下去（如中年领导民主革命和晚年处理国际关系时顾及各种客观现实条件），但有时却由于有理论武装（如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等等）而更加突出了。对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兴趣，使毛从孔夫子到新文化、从党到政府的各种权威，一律加以批判和否定。‘不破不立’，‘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毛早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继续。但从早年起并在中年获得重大的成功的‘经验理性’却越来越被推置一旁，这当然与毛越来越脱离群众和社会生活有关。毛原来制衡得很好的自己的思想构架自1949年以后便开始片面发展，到‘文革’达到了顶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先生分析了毛泽东的双重性，而毛泽东的双重性恰恰是构成文革双重性的根源。文革确实打着毛泽东个性的烙印；把一个时代，打上自己个性的烙印，实在是不容易的，一般人都是被时代打上烙印而已。我们细看一下毛泽东的双重性，似乎哪一点都是无法否定的。追求新人新世界，这有错么？重新分配权力，这是国家领导者的分内之事；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这也没有错啊；怀疑大权旁落，也不是空穴来风；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更是可激可赏；而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又有什么不好呢？天理既然合理，那人欲为什么就不合理呢？没有必要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以天理灭人欲，更要不得，因为天理和人欲本就是一体的，正所谓“有一分天理，就有一分人欲”。然而，毛泽东所造成的文革，不仅天理膨胀到了极限，人欲同样膨胀到了极限。　　（四）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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