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黄亚洲的作品出得很多，甚至有点“爆发”之势。记者参加中国作协“走进红色岁月”活动中，恰好和黄亚洲在一个采访团，看到他总是笔不离手，无论驻足何处都不停地写写画画。在采风中的各种场合，他都用他那并不标准的“杭州普通话”给大家朗诵新写的诗，诗中很多精彩的句子赢得了同行作家的掌声。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黄亚洲能有如此澎湃的诗情，多少让人有几分好奇，于是我们聊了不少关于诗与文学创作的话题。
记者：您最近几年写了长篇电视剧《淞沪风云》、长篇小说《雷锋》，又因诗集《行吟长征路》荣获了鲁迅文学奖，还出版了散文集。光是去年一年，您就整理出版了四部诗集：《母亲，母亲》《毫无准备》《老子骑牛》和《我的美人鱼》，真是高产。而我一直认为，写诗是年轻人更愿意做的事情，是这样吗？
黄亚洲：你这话让我觉得自己真是老了，我或许是一个“反季节”品种。说实话，现在人们总感叹“诗歌不景气”，说诗歌对于这个世界很无力，依我想，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一种偏见。诗歌活着，活得好好的。诗歌的写作建立在对生活的强烈兴趣之上，如果你用一双很“老到”很“世故”的眼睛来看世界，很可能就发现不了生活中的美。诗歌的本质是思想和热情，其实也可以叫做世界观。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少诗意，就如罗丹所说，世界从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生活中的诗意无处不在，就看你是否能发现它。再者，写诗是一种“个人爱好”，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愿以诗描绘世界，这种习惯很难改变，算我老顽童吧。
记者：在西柏坡参观的那天，我就看见您写了四首诗，写作的速度真让人惊异。
黄亚洲：诗情来了，你也赶它不走。汶川大地震后，我随中国作家采访团到都江堰、彭州、绵阳、绵竹、什邡、北川等重灾区采访，也是一路走一路写。十天写了10篇随笔和47首诗，后来由作家出版社快速出版了诗集《中国如此震动》，那是六月上旬，距大地震未满一个月。
记者：《中国如此震动》写得这么快，您是怎么处理诗作的选材、构思以及措词呢？
黄亚洲：这本诗集的情况比较特殊。整整10天，我们在川西不停地行走，踏着脚下的废墟，闻着空气中消毒粉的味道，那真是痛彻心肺的感受。人在那样的情况下，腿在打颤，心在打颤，情感在打颤，诗句几乎是和热血一起奔涌而出。那时有些诗就是几分钟写就，你想停笔都不成。而当时的那种特别强烈的感觉，随着我离开四川回到浙江，就写不出来了。我想，诗人要想创作动情的作品就一定得“在场”，你有一种被龙卷风卷着的感觉。
记者：您是一位以勤奋著称的作家，创作速度那么快，显然不是一时之功。
黄亚洲：你夸奖了。一方面，我写得并不怎么样，要继续向同行们学习。另一方面，短短几句诗确实也需要有长时间的积累。功夫在诗外，这话有道理。作为写作者，要紧的是始终保持求知欲望、保持一种进取心态，这是一个人面向未来的最佳态势。艺无止境，学无止境，向四面八方汲取艺术养分，永远保持谦和勤勉的学习状态，可能是当代作家最需要的。我认为一个作家可以不成功，但一定要勤快。我曾担任某文化单位的一把手职务，一做十年，特别缺少时间，但文学创作又是我的喜好甚至是生存状态，不能舍弃。惟一的办法就是把零星时间都用到创作上去。比如旅途中，打开随身的稿子就写。有时路途遥远，那简直就是完整的“黄金时段”。出席程序性的会议或无聊会议，膝盖就是办公桌。总之，成功靠天，别去主宰；勤奋在己，可以把握。我不讳言我算是勤快的，但更勤快的作家也很多，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写得脖子都不能动了，我深知其中之艰辛，我向他们致敬。
记者：创作小说和剧本《雷锋》过程中，您是如何看待这类主旋律题材创作的？
黄亚洲：我觉得，雷锋应该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精神标杆。学雷锋，不仅仅是学习雷锋做好事的模式，而是在我们内心深处都应有一份像雷锋那样与人为善的情怀。在雷锋那个年代，大公无私是普遍要求和普遍追求，而当今社会，虽然价值观念多元化了，但“大公无私”、“无私奉献”不应死亡，而且内涵应更加丰富，视角也应更加开阔。我们这个时代难道真的没有内在的“崇高”要求了吗？并非如此。寻求人性的自由发展，对思想、精神有新的要求，这很正常。比如现在的人们，对以前长期忽视的许多公民基本权益都认真起来，这是社会进步带来的思想解放的必然效应。作家心目中既要有对个性解放的尊崇，也应该有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坚持，不要轻言放弃。我乐于此道，这也是这些年我对“主旋律”创作始终热情不减的原因之一吧。
记者：在此中，作家该怎么做呢？
黄亚洲：我觉得，作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他既追求艺术的灵魂，也承担社会的责任。中国文坛每年出产一两千部长篇，但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品还是凤毛麟角。我有个比喻：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名片。正如要懂得俄罗斯民族，就要看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要懂得法兰西民族，就得看巴尔扎克一样。一个民族，如果缺少足以代表自我形象的文学作品，那是很伤心的事情。回到雷锋这个话题，一个民族也必须树立一杆或几杆精神标杆，这个民族才有形象，才有脊梁，才有灵魂。雷锋就是这样的标杆。平时，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对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埋怨，但只要出现大灾大难，我们的民族就会空前团结，就会涌现很多震撼心灵的人与事，“雷锋”也会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是不是值得探讨？我想，作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用文学努力树立民族精神的标杆，要高扬起理想的大旗，这也许就是文学命中注定的使命，无所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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