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台湾《创世纪》诗刊三驾马车之一，代表诗集有《深渊》等，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月亮出来了——这不是诗；月亮来了——这才是诗。”痖弦微笑着说。我很喜欢这种随意交谈中的灵性展现。
今年暮春和痖弦在台湾，是第三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二十一年前深秋的广州，第二次是在十六年前残冬的台北，吟出“月亮来了”的这次，是在台中。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名目很堂皇的研讨会，开幕式有领导人出席讲话，议程排得满满的，从台北经台中、台南再绕到东部花莲，一路上是和四所名牌大学合作举办。无论是个人演讲还是专题讨论，都有若干宏大的议题与深入的探究，但我觉得于我收益最大的，还是休息时间里，随缘而聚的那些闲聊。
其实文人相聚，开会是开不出作品来的，倒是茶叙闲聊，有时颇能在三言两语之间，刺激出灵感火花来。痖弦娓娓地讲起与晚年梁实秋的交往，其间提到梁一次跟他说起，早年在山东时，曾有一小姐到梁家做客，临别时问梁借两毛钱，两毛钱能买什么东西？梁心中疑惑嘴里不问，给了她两毛钱。那小姐下楼后，梁从窗口往下望，只见那小姐到马路对面的小店，用两毛钱买了一粒糖丸，转身，将糖丸抛起，伸长脖颈，仰头，嘴巴大张，准确无误地将糖丸接住，然后快活地走掉了。
梁先生给痖弦讲这个小镜头时，当然知道这位女性的人生曲线，但不言其他，专形容其人生中那抛食糖丸的一瞬，这，恐怕就是文学家与政论家的区别——他更关心的是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其人性中潜伏的那些微妙因素，这些因素因外部力量的刺激，可能演化为壮丽，也可能变异为乖戾。“她是个坏蛋”——这不是文学；“她人性中的恶如何被调动出来”——这也还不完全是文学；“她携带着如许的人性在如许的世道中演出了正闹喜悲的活剧”——这可能比较接近于文学。
痖弦公布于世的诗作不多，他长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主持《联合报》副刊。经他扶持，在“联副”露头走上文坛并蔚成大家的，可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对有苗头的投稿者，认真复信，对于诗歌作者，他的复信会比那稿件长出很多页。
席慕蓉未出名的时候，投来的诗作常是既有妙句也有陈词的状态，痖弦给她回信耐心地分析说明，哪几句是诗，哪几句是败笔。席慕蓉非常感动，后来就写信给他：“您太费时间了，以后，您退稿时只要在妙句下划红线、败句下划蓝线就行了。”痖弦照此办理，席慕蓉果然有悟性，就依那红蓝线修改，有时划红线的也改，再寄回去，洵为好诗，“联副”刊发出来，读者反响强烈。席慕蓉所保存的那些划着红线蓝线的诗稿，以后无妨公开，算得宝贵的文学史料。
我对痖弦说：“文学编辑工作固然会影响自身的创作，我自己担任杂志主编的时期，创作量就有所降低，直到卸任后，才又有几部长篇小说的诞生。但从事文学编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像您在席慕蓉诗稿上划红线蓝线，就是一种行为创作啊。”痖弦听了追问：“你说是什么创作？”我重复：“行为创作。”他再重复这个说法，蔼然颔首。
痖弦主持“联副”时期，提倡过“全民写作”，鼓励普通老百姓拿起笔来，用质朴清纯的笔触，写出自己的人生感受，后来汇编成散文集，也曾寄赠给我。那阵子大陆文学界正是从现代派朝后现代派转换时期，“文本颠覆”啊，“文学就是语言”啊，“意义消解”啊，“平面拼贴”啊，“看不懂的才是文学看得懂的不是文学啊”……新潮滚滚，浪花淘尽文豪。
痖弦在“联副”刊发的那些普通人写出的世道人情，散发出沃土草根的气息，我读到很喜欢，也深受启发。痖弦告诉我，其实台湾也是一样，打过“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摆子，也不是说文学不能那样弄，那也是多元格局里的一些花卉，但是，到头来，写实的，贴近民生疾苦的，表达普通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特别是能从细微处探测到人性底蕴的，恐怕还是生命力最强，也能拥有最多读者的文学吧。
痖弦退休后定居加拿大温哥华。我和一些与会者要返回北京，他到桃园机场送行。我们紧紧握别，但没有互留联络方式，我们将相忘于江湖。
□刘心武（北京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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