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一个大题目，写它肯定是件冒险的事。更何况它除去大，还十分耀眼，到哪里都顶着一圈光环，显着神秘，透着崇高。此外它还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世代代激励着无数人的心：雄心，爱心，野心，事业心，虚荣心…… 虽说在每一个国家或朝代，艺术常常显得叨陪末座，可它向来比任何宗派、主义、学说、守则生命力都要长，它可以说是青春永葆，弥久日新。政治可以风云变幻，时代可以更替消亡，而艺术几乎是不死的。当玛雅文明从地球上神秘地消失时，它的艺术却一直存活至今。不夸张地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全都是由艺术当驿站的，如果没有山顶洞人给我们留下的打磨染色的石块，河姆渡人的古拙陶器，阿尔塔米拉猎人的岩画，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我们几乎没法了解被岁月泯灭了的遥远古代。只有艺术能给我们留下先人远祖的生活痕迹，悲欣忧乐，甚至是他们的呼吸和指纹。真是这样的，艺术的生命活在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时代里。
面对这么个强大、悠久、高级的事物，我能说什么？我是个“搞艺术”的人：一个美术系的毕业生，一个艺术史的研究者，除了对它俯首称臣，赞颂吟俄，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然而，在这样表面平滑合理的逻辑下，我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却自顾自地走了一条曲折的路线。我们总说事理，事理，可“事”与“理”常常是不同的，假如我们能够抛开既定观念——“理”，而只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事”，我们或许能对公认的事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
我和艺术的关系说起来有些奇怪。我学画多年，可是最终没有做成画家。我曾经很痛苦地努力过，死死地追求过，而在那种情况下，我和艺术绝没有因此而贴近，它在我眼里高耸巍峨，象座隐在云雾中的奇峰峻岭。后来，我搁笔不画了，转而去研究艺术史，由一个当事人变成了旁观者。十几年旁观下来，艺术的形像反而在我眼里渐渐清晰起来。它铅华退尽，迷雾尽散，露出它粗砺的表面和纵横的沟壑，它几乎变成了脚下寻常的顽石和尘土。这正象从仰视山峰到最后爬上山顶的感觉——那感觉可真好。
这个过程花了我多少时间？差不多有三十年。这可真够长的。
于是，我立住脚，回过脸来，往事象废墟一样静静地立在那里，等人凭吊。
我是从小扶着桌子，看父亲画画开始对丹青绘事有兴趣的。我父亲是旧式的知识分子，属于那类面皮白净，聪颖善感的江南才子，惯会对月吟风，写诗作画。绘画不是他挣衣食的本事，只是个业余爱好，但并不妨碍他画得蛮好，作品常送去市、省美展，最高的一次参加了“华东六省市书画展”。他得了块奖牌，还有奖品，是一个绿布面的大画夹。画夹是现代的东西，洋派的，他这个画国画的人用不着，就一直收着。直过了十几年后，父亲让我背了这个画夹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四年下来，画夹坏得无影无踪，我的作品没有进过一次美展。
这有点讽刺，科班的比不上业余的，我在父亲前稍微有些狼狈。现在，这点狼狈也和那个画夹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世界上出奇的事也多，科班比不上业余算个什么事。世界上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家，哪个是哈佛ＭＢＡ（企业管理学）的高才生？何况我们的社会、环境、观念、人们一直在许多事情上孜孜不倦地帮倒忙。
这么说，其实有些推脱。我没有“画出来”，一些儿怨不得别人，归根结底只能怨自己没有才气。才气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放在嘴上说，却未见得就懂它的真意。就我的体会看，才气其实不是什么异秉，竟只是一个心意。你喜欢一件东西，就会找出各种理由躲开其它干扰，一心只想和它相处，浸润其中，毫不厌倦。对于绘画，我缺的就是这点儿心意。任何事情都可以把我从它那里拉开，而且自己还会找出借口来走开。
除去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我和艺术的关系不正常。
如我父亲那样的旧式文人，和艺术的关系倒是很和谐的。那是一种平等关系，好像朋友相处，想起来了，彼此就“碰个头”——拿起笔来画上一阵子，兴致尽了，就搁开，一如晋代的风流文人王子猷的“乘兴而去，兴尽而返”，毫不功利的。在我们中国文化里，丹青绘事是个养性的东西，养性在一个“怡” 字。的确，如我一向看在眼里的那样，像我父亲这么个角色，处在那样一种历史时期，一生中遇到太多的不愉快，却没有一件是叫艺术惹起的。相反，在那些漫长压抑的日子里，绘画是他的一点安慰，是暗淡人生里的一点亮色。在文革期间，父亲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他没有说，可我幼小的心里感到了。我虽处于他的视线之下，但已经知道每天小心翼翼地观察父亲的脸色。他的脸若是阴着，我的心就提到嗓子里；可是如果见他画画，或琢磨画，我的心就落下来了：父亲的心情是好的。后来，我认识了一位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他告诉我，文革的时候，他也不想活了，在万念俱灰之时，是贝多芬的音乐救了他一命。他酷爱音乐，家中收藏了许多唱片。
就是这样，在丹青音律中，有一种东西和人的命脉连着。人其实是善于造孽的，层层叠叠，永无尽期，把生命荼毒得不象。可是，我们的命脉在本质上却走着另一条路线，连接着一个极其浩瀚的无意识领域，在非常的情况中，生命的这一面会突然闪现出来，可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准备，让它擦肩而过了。而丹青音律很大程度是对那个境界的模仿和追寻，让我们的生命有个追根溯源的通道。试问，自然缤纷的色彩难道不是上帝盈盈的笑意吗？而节奏韵律则根本就是天体宇宙的呼吸了。在这样的无穷之前，个人消失了，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父亲和那个美院老师，一定是在困顿无措，哀哀无告之时，借助丹青音律接通了那个大境界，于是，个人的痛苦被抚慰了：人是多么短暂呢，时局逆境则更是烟云了，漫过来，飘过去，什么也留不下。可自然的美丽永在，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这一对比，心就平了下来。是吧，父亲，一定是这样吧？
可能我说远了，我想说的是，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人和艺术的关系：和平与共的，相濡以沫的，贴心贴意的。
可我和艺术的关系不是。
尽管我在小时候涂一点画，但真正刺激我开始学画，是１９７３年，那是文革之后大学开始招生的头一年。南京艺术学院直接到各个市的中学来挑学生，这个消息象一次强地震，让全校的学生坐立不安。在那个年头，中学生够有多么苦闷啊，如果不是出生特别的好家庭，我们都是要被送到乡下去种田受苦的。逆境让我们早熟，我们过早地越过了游戏的，无功利的童稚阶段，像机警的小兽，露出爪和牙，寻觅各种可能的生存机会。于是，全校的男女，都收拾起害臊腼腆，拥进学校活动室，歌一曲，舞一段，抛头露脚，献丑卖乖。美术没有声音，只贴了一墙的画，我的也在其中，幼稚得不成模样，可并不妨碍自己想入非非。在那个场合，艺术在一个十几岁孩子的眼里，辉煌极了，耀眼极了，它不仅具备通常认可的美和优雅，而且还是体面生活的象征。我挤在人群里，脸色苍白，头晕目眩，觉得自己正面临天堂的入口。那些招生的老师，即使算不得上帝，至少也是上帝的使者，可以定人的生死。一个处在向往中的人，灵魂非常可怜，哆哆嗦嗦，惊恐万状。等这个事情过去，学校恢复了常态后，我和艺术的关系却因这个情境被确定了：它是我的救命草，敲门砖，它得帮我，我得靠它。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在艺术面前诚惶诚恐，完全直不起腰来。
因此我的学画过程一点儿不好玩，一点儿不惬意。我的欲念渴望把它弄成了一桩费心伤神的劳作，利益相关的交易。我心中早已盘算好了：如自己这样祖辈上有过田产人家的子女，在这个社会里是一无是处的，这个社会不信任我，不接纳我，除非我有一技之长。每个朝廷不总是要豢养一些名伶画工吗，借助这样的技能，我或许能让自己在高堂广厦里争上一张小凳坐坐。
我开始真正卖力地学画画了。所幸在我们做中学生的那个年头，学校念书用十分之一的力气就行。我每天一放学就和一个女同学去车站、轮船码头画人物速写。两毛钱一斤的白报纸称了买进来，画过了再当八分钱一斤的废纸称了卖出去。我们画得又多又滥。好在，模特儿不用愁，不用花一个钱，到处都是。那时虽是个荒凉的年头，却也是个朴素的年头，人比现在要老实太多。车站的旅人，老少男女，你说要给画像，人就坐好了让你画，一点也不调皮别扭。至多只有一些女性，事先会红了脸吃吃笑道：“画我？我这个样子？”笑过了还让你画。我记得在车站画过一个乡下姑娘，头发是乱的，皮肤亦粗黑，可是一双眼睛长得实在好看，我从此再没见过形状长得那么美丽的眼睛，而且眼睛后面的那个大脑对这样的美丽浑然不觉，那眼神只一味地天真无辜，憨厚自然。造化的神奇有时突然在粗糙的生活中闪现出来，是要让人目瞪口呆的。
除去练习，我们急需老师指点。当时学校有了一个美术小组，好像也是那次招生后刺激下的产物。美术老师是一个文雅含蓄，不苟言笑的人，可作为一个老师，话少得简直有些不应该。而且小组统共才一星期聚首一回两回，组里又有十多个学生，因此能得到他一句两句的指导简直象拾了宝贝。小组里头男生居多，而且画得好的，都是男生。他们不仅不把我们女生放在眼里，而且人多势众，次次把老师围定了，象是一群公鸡围定了食槽，我们只能在圈外伺机 “啄”上一口。我们女生对他们又是嫉妒又是仰慕，不知该痛恨自己还是痛恨他们。我们焦躁得象营营乱飞的小苍蝇，无计可施，只能一个劲儿地向未知的空间乱扑乱撞。
我的那位同班女生，是个敢打敢冲的角色，她的勇敢也还因为她成份好— —父亲是当时市革委会领导之一。于是由她领着头，我们满世界寻觅老师。找老师真不容易，那时社会的秩序被革命的暴力打散了，阶层断裂、错位、变形，读书人、艺术家象散落的珠子，跌进社会的裂缝和皱折中，我们得细细地，耐心地扒开每一个缝隙去找。那时候我们简直象乞食的游方僧，听到哪里有“ 会画画的”，就一路寻过去“化缘”。我们找到过县文化馆的画工，市剧团画布景的美工，工艺厂的画师……那时又不兴收钱授徒，又没个引见介绍，人见两个女学生孜孜地找上门来，拒绝是有些抹不开脸的，但作为师徒亦是没有一丝情份的，虽然也肯给指点，不过也就是造型上的长短伸缩，我们所谓的学艺术，不过就是学手艺罢了。
当时我们找到的最有身份的一位老师是中央美术学院过去的高才生，是当年美院院长江峰的得意门生，江峰一倒，他也跟着倒了，落难到我们这个城市来（他就是从我们这个城市去的）。自然，他在我们这个地方画名很高，可对头也多，因此轻易不肯与人接交，蚕蛹似的伏在自己的茧子里。全亏了我的女伴，周旋疏通，居然使他答应见见我们，那真是难忘的一幕。
先是他的住处就与众不同，房子倒还是普通的公寓房，外观跟寻常人家一样，可是很少见到内部收拾得如此整齐端正的。最不同凡响的是他家有一个客厅——一间没有床的房间（在我们那个时代，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一个房间中不放床）。客厅里除去有沙发（这在那个时代也是奢侈品），还有两只玻璃的大柜子，里面放满了泥塑根雕，墙上挂的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当时“宝像 ”也是家家必备），却是油画风景和人物头像素描。客厅中唯一与外部世界“ 接轨”的东西是一幅毛泽东咏庐山仙人洞的七绝手书丝绣：“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度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显然，这种当时被百姓人家用来表达革命立场的东西，在这里也被主人转化成艺术的欣赏，和客厅中的其它艺术品浑然一体，毫不突兀。我们在那个革命化的时代里，哪里见识过这样的地方呢？这完全是一个小型的美术馆哪！
当我们得知墙上的画和柜子里的雕塑全是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时，我们惊讶得面面相觑，同时又自惭形秽得不可收拾，我们几乎不敢正眼打量这客厅的主人。这个三十来岁的艺术家实际上其貌不扬，个头不高，体形消瘦，脸庞狭小，两眼微凸，鼻粱还略有些歪。但一切都不成问题，他的高大不成问题，他的潇洒也不成问题，在我们眼里，他是个真正的、了不起的艺术家。他的客厅足以做成他这个活肖像的镀金边框，他置身其中简直是熠熠生辉呢。可不是，一个和艺术如此打成一片的人，没有问题是超凡脱俗的。敬畏与震撼摄住了我们，我们心跳脸热，可手脚冰凉——我们不知道这是处在非常情绪里心律不齐的表现。总而言之，他是多么另类，多么少见啊，包括他不顶端正的相貌全该是艺术与众不同的体现！
这位艺术家和我们打交道时，十分矜持，不动声色。他不笑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他严厉，笑的时候也不觉得他和气。他仿佛是让自己搁在一个罩子里的，叫人完全感觉不到他身上的温度，他是莫测的。他的客厅，他的莫测愈使得他在我们两个眼里成为百分之百的艺术家。艺术不也是莫测的，他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带去的习作他是肯替我们看的，也给提提意见，不重不轻的。他对艺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解释是——他用一只筷子作比喻——“假如你画的对象斜着（他把筷子倾斜了十五度角），你画出来的时候该让它更加倾斜些（他把筷子倾斜到三十度角），这就是绘画艺术。”
这就是说，艺术的表现应该在生活的基础上强调，夸张。
这个定义是否给得太浅显了？是因为他理解得浅，还是因为他见我们稚嫩无知，不能深谈？后一个理由肯定存在，我们当时真是贫乏苍白，孤陋寡闻。可现在再来回想那时的情形，我怀疑他没有对我们深谈的部份只怕也有限罢。因为就他客厅里陈列的雕塑绘画作品看，显见得他对艺术有一份精心的维护，在这份维护的心情中，他向我们表达了一个陈陈相因的立场：艺术是一种高级玩意儿，是从庸常生活中划出来的一个特殊地盘，它象一个美丽的盆景，点缀在生活的大菜台上。
这难道错了不成？
在这里我一点也不想指责当年那个不取分文报酬，指导过我们的老师。我还知道，一个人在世间立脚是不容易的，对成人尤甚。他是一个受了贬抑的人，他即使在人前不能扬眉吐气，也得在内心里肯定自己，重视自己。无疑，他依傍的支柱是艺术。艺术曾经让他得意过，即使眼下让他失意，可他心内明白，艺术的地位不过是一时被政治压迫住了，可艺术的高贵名亡实存，它即便受贬也还是个落难的贵族。因此，他挟艺术而自重，他把自己的私人天地经营成一个充盈着艺术美的世界，他是其中的君王。可事情的要点在于，对艺术而言，最要不得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件外部装饰，而最容易的正是拿它当成一件外部装饰。当你把艺术当成一件外衣裹在身上时，你一定会忽略了艺术对内心的开发和对人生的改造。而艺术，就其根本来说，它最美丽的展示在于滋润心田的那个作用。它让你不只是对美，而且是对生命，对生命的鲜活充盈，圆满自在睁开双眼；让你的人生在舒展自如中绸缎般地展开，猎猎飘扬。
很不幸，在我们初涉艺术时期，没有人也没有机会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艺术的真相被遮蔽得结结实实，这遮蔽不仅是那个特殊的客厅和它的主人造成的，还因为那个使斯文扫地的时代反而更把艺术反衬得华美高雅。只要离了政治的掌控，它一样可以贵比王妃，傲视众生。政治可以统治人，艺术也可以统治人，只要它得了机会。
我们在那个年纪里并不知道，当我们从外面走进这间客厅，其实是把自己从一个充满政治压力的环境，转移到另一个充满艺术压力的环境。我们除去又惊又喜，更多的是又惧又畏。我们已经习惯了仰视，习惯了被压抑，以为这就是我们和艺术的天然关系。甚至艺术越高贵，我们越满意。直要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凡是让精神感到压迫的东西，无论那是什么，都不好。真正的好东西，仿佛一只大手，会把你身上的负担拿开，让你直起腰来欢畅地呼吸，心被解放出来，轻盈地往上飞，飞到很高的地方，甜美地融化在一片无垠之中。艺术如果是提升我们人类精神的，它难道不应该让我们放下包袱轻松自如吗？不该让我们从愚昧无知的惊惧中峰回路转吗？
这里有一个例证：我到美国学艺术史时，系里从别处请来了一位客座教授，盛传她名气很大。那时我正好开始对美国教授的自以为是、划地为牢有了相当感性的认识，不由地想，左右不过也就是个教授，能怎么个好法呢？出于好奇，尽管她的讲座和我的选题毫不相干，我还是去听了。这位教授上了台，张口说的第一句话是：“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ｒｔ？Ａｒｔ ｉｓ ｆｕｎ”（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快乐）。话音未落，台下掌声雷动。这教授果然是个好的，和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教授们比，她只一句话，就把每个人的心都照亮了。
就是这样，艺术应该照亮人，应该把我们的昏昧愚浊照个透亮。应该甘露般地抚慰当年那两颗焦躁无着的幼稚心灵，让她们觉得，跨进这扇门，顿时天地开阔，风轻云淡；让她们知道，学习艺术就是学会睁开自己的眼睛，张开自己的感觉，无论你的技巧如何，但在任何情况下，你是自己的主人，你如其所愿地表达，你的幼稚你的急切你的寻觅你的感动都是自己的，独一份的。你要学会的是放松你自己，释放你自己，展开你自己，生命于是象被拨动的琴弦，在一片寂静中叮咚鸣响，和谐震荡，这，才是艺术。如果那个叫做“艺术”的事物让你觉得自己渺小鄙琐，庸凡不堪，实则不是艺术，而是压迫。
我们生而为人受的压迫难道还少吗？宗教，传统，宗法，政治，习俗，帮派，门户……人类一向有一种极拿手的本事：制定规则，广设教条，甚至能把艺术这种代表生命快乐的状态也做成一个外在权威。通常说来，来自其它的压力——比如政治的压力——当头时，我们或者还知道在意识中抵抗自卫，而艺术的压力却相当隐蔽，它的美好称谓掩盖了它可能会具有的威胁。因此我们甚至不等它来压迫施虐，已经是自觉自愿地投到它的脚下。就权威的意义而言，政治和艺术这两件表面对立的东西，其实可以合成一把双面宝剑，在伐杀我们的心灵上几乎充当相同的角色。
不幸在很长时间里，艺术和我始终处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即使进了大学专习艺术，也决没有朝艺术更靠近一步。我看不破艺术，在艺术面前我依然非常紧张，那真是一段充满焦躁的岁月。
进了大学，等于从“游击队”摇身成了“正规军”。跟过去不同的是，我可以使用专门的画室，巨大的石膏像（是徐悲鸿从法国带回的），裸体的模特儿，各种名家画册……跟过去相同的是，我继续做着素描色彩的练习，艺术依然故我，从两个方面挟制着我：一是它无可推诿的技术训练，另一是它无可比拟的“精神价值”。尤其后者的挟制变得更为具体了。过去罩着艺术的那个朦胧光环现在则发出清晰耀眼的光芒，在这个光芒里所有大师全都眉目清楚，一下子从陌生人变成了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排排从高悬着的画像上投下沉重凌厉的目光。情形似乎更加严峻了：你或者成功——成为大师，或者平庸——做一个普通“会画画的”，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可怕的距离，即艺术也有一种 “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意味——只要你成功，你的混涂乱抹也成杰作，抢着被人收藏。反之，你哪怕画得再好，画得灯枯油尽，形销骨立，都是白搭。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同学间竞争是公开的，得失是点滴入心的。社会已经把跑道给我们划好，大家蜂拥着朝目的地撒腿狂奔而去，你必须冲在前面，否则你就没有希望。
那时我好糊涂，没有停下来稍微想一想，美是什么？除去视觉的，它那看不见的部份——心灵的——该如何体现，如何落实？其实，那时即使找不到高明的榜样，至少自己父亲可以成为一面镜子：他一向拿艺术调节自己，滋润生活。可我想，他是个“业余的”，闹着玩儿的，不懂！我可是专业的，知道前头有多少大师，了解道路有多么漫长，形势有多么严峻，父亲那样的“写意” 态度如何学得。我的眼光很早就越过了他，投射到了不起的远方。
父亲生性温和，从不来批评我；可母亲就不大客气了，她时常会对当时那个困顿、急躁、紧张甚至沮丧的我上下一看，把一个问题直扔到我的脸上： “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弄的？也算学艺术，‘艺术’到哪里去了？”母亲的工作和艺术无涉，从技术的意义说她也是真不懂艺术，可是她的直觉准确地直逼核心：艺术应该是件叫人高兴的事，化解一切人生负面的事，可瞧瞧自己女儿 ——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变成这付样子啦？
这真是错！错！！错！！！
至今想起来，我都为自己珍贵的，可是却糊涂渡过的青春岁月惋惜，痛悼。这仅仅只是由于自己的无知造成的吗？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后来我学习了艺术史才知道，艺术“作孽”甚多，因它而毒害人生者大有人在。那些寂寂无名者蹭蹬不遂，挣扎煎熬，不去说它；即使有些功成名就的人，也照样会碰死在艺术的白玉阶下。艺术这部所谓美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触目惊心的人的历史。艺术，从它最初原始的，朴素的，本能的冲动——愉悦自己开始，走了几千年的路之后，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的等级观早已把艺术变成一件外在的东西，艺术已经不是一个心灵活动，而成了社会性的事务，它染着了所有的人情世故，具备了一切的利益是非。
尤其到了近现代，艺术一直走着一条向上攀的路线，它要远离寻常人生，超凡入圣。当绘画最后走入它的“纯粹”状态——抽象时，艺术家的精英身份也就最后达成了。想想那个抽象画的创始人康定斯基，他永远摆出一个旷世天才的姿态：衣冠楚楚，油头净面，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神情庄重高贵，目无下尘。他笔下的点，线，面，三角，圆圈全都不同凡响，个个都能“散发着精神的芬芳”。在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作品面前，我们是什么？凡夫俗子！只配下跪叩头。
到了这个地步，艺术里有什么？它让你精神解放了吗？让你提升境界了吗？说穿了，艺术不过成了一个缩小了的袖珍社会，这里头有权威，有等级，有门派，有斗争，你不过是从一个大战场换到一个小战场，而且斗争的白热化程度毫不比那个大战场逊色。那么我们一味地推崇艺术，坚持认为它比生活高贵是从何说起的？
然而，艺术还存在着，还发展着，我们并无“取消艺术”的必要，必要的只是“返璞归真”。
毕加索说过一句很妙的话，“人只有在越过无数障碍之后，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家，因而对艺术非但不该加以鼓励，相反应当压抑艺术。”这是句何等至情至理的话，然非亲历者，恐难体会。只有学艺术的人才会知道，学习的路上障碍众多，而最大的障碍便是艺术。只要这个障碍不越过，你便不能“称得上是艺术家”。这不是在玩一个语言的游戏，而只不过是一个朴素的事实。事情正是这样，在西方艺术史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艺术家，不是那个创造出抽象画的“教父”康定斯基，而是一个把艺术打翻推倒的人——杜尚。他把作为外在权威的艺术推翻了，让艺术重新回到生活，重新变成心灵的体会，变成对自由一点一滴地落实，变成心无羁绊，行云流水的人生。
这情形正如叔本华描述的：“坏的艺术模仿，好的艺术创造，最好的艺术超越。”
等我看清了这一点，我的磨难也到头了。
现在我常常忍不住想，艺术作品终究能算个什么？要说作品，天地万物可不全是造物主的作品？我们生而为人，本身就是一件精致作品，做这个家，成那个家，哪里比得做纯粹的人来得直接了当。我们除了借助乐器、文字、画笔、颜料来表达自己，怎么就不能用我们的身体、感官、言语、行为，即我们的全部存在来表达自己？我们老想着用作品来指示深刻真理，传达人生境界，怎么就不能用自己的人生直接去反映那个真理，达成那个境界？说穿了，如果我们能一天天地活好了，活得丰满自适，喜悦诚恳，就是最了不起的创作了。禅宗讲“做人生的艺术家”，也就是这份意思。在艺术里也好，在宗教里也好，我们人生的追求都在于让自己活得好，活得高兴，不然我们成天瞎忙什么？当我们的教育过于实用，我们的生存格局过于局限，我们的习惯定见过于呆板，我们唯有在艺术里寻找精神的自由了。但是，我们与其在艺术中寻找自由，不如直接到生命中寻找自由，这不仅是一份大自由，而且还可以保证你能做成真正的艺术家——生活的艺术家。
现在母亲常笑眯眯地给我的一句话是：你是个叫人不用操心的孩子。我听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视此为自己人生的最大成就。
(10/2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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