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七指示
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五·七道路究竟怎么回事。看到一些回忆文革的文章，总是讲五·七干校，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五·七干校，而不叫别的什么干校呢？这五·七又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其实，作为时间的五·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也并不怎么耐人寻味，最根本的是写在这一天的《五·七指示》，描绘了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我们以前总爱指责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砸烂一个旧世界，而实际上在他心中有一个建设新世界的宏伟蓝图，并且这个宏伟蓝图也在文革中部分地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并不是像许多人指责的那样，不懂破立的的辨证关系,实际上他很懂得的。《五·一六通知》是为了砸烂一个旧世界，而《五·七指示》则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李义山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实际上，毛泽东的文革是有双飞翼的，这双飞翼就是《五·一六通知》和《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而《五·七指示》所指引的五·七道路则淹没在了历史深处。这虽然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却不免让人发思古之幽情，诚然，文革算不得古，它是中国当代史非常悲壮的一幕，但是既然远去了那么多年，称做“古”也未为不可。我们先看一下所谓的《五·七指示》。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到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习惯上称之为《五·七》指示。
《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是耐人寻味的。当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按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着，《五·一六通知》即将通过，一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暴即将发生。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要搞成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目的是要摧毁全部现存秩序，即“砸烂旧世界”。那末，“砸烂一个旧世界”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这是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在部署“文化大革命”时，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指示》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指示》由军队讲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为、党机关工作人员；由农副业生产讲到办小工厂、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等，范围涉及各条路线，内容涉及各个方面。而且，它不是讲经济建设的一般方针，而是谈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它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
《指示》描绘了毛泽东心中“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它的大致轮廊如下：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指示》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办成大学校。每个大学校都要一业为主，兼营它业。它的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业都有工 、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这样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逐步消失。具体说，《指示》要求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指示》提出的“大学校”与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五·七指示〉初探》王禄林）
（二）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取消分工
我觉得，王禄林先生对《五·七指示》的核心内容是作了极大歪曲的。《五·七指示》从来就没有讲过取消分工，它只是在讲全面发展。所谓的全面发展就是指大学校内部的工、农、学、兵，不是固定的分工，而是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拿起锤子能做工”就取消了工人，“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就取消了农民，“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就取消了军队，“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就取消了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是这个样子吧。相反，工、农、兵、学，老死不相往来，才是真正可怕的。全面发展，并不是取消分工，而是克服分工造成的狭隘。《五·七指示》并不是用自然的思想来改造社会，更不是同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相反，它表达了一种非常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谁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越来越广，即使在工、农、学、兵内部，分工也日益在向深层次发展。但是，如果把《五·七指示》中的全面发展，歪曲为消灭分工，然后去批倒消灭分工，这丝毫无损于《五·七指示》的光辉思想。我们看一下王禄林先生的精彩批驳，他说：“消灭分工，只能造成工不工，农不农，学不学，兵不兵的状况，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它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全面倒退。‘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兵的结果，荒废了学业，造就了新一代的文盲。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严重降低。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的结果，使专业荒废，我国科技同世界的距离拉大。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所以干了大量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蠢事。象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资财，而且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遗害无穷。这方面的破坏不亚于武斗和‘打砸抢’。”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五·七指示》全面发展的美好理想，所造成的不过是灾难性的现实。然而，问题是这些灾难性的现实，是出于某些人的臆想，还是历史的真实。学生荒废学业，军队战斗素质下降，我国科技同世界距离的拉大，如果是真实的，那和《五·七指示》又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的真实可以捏造，必然的联系可以强加。既然讲《五·七指示》，为什么不讲讲当年正面宣传的东西，而只在哪里讲反面的，有缺点的东西呢？难道知青上山下乡，在农村的广大天地里大有作为，是灾难？难道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卫星上天，也只证明了文革，是浩劫。当然，文革失败了，被否定了，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便把尿盆子全部扣到美好理想头上。《五·七指示》全面发展的美好理想，被歪曲为取消分工，这不正说明人们内心深处成王败寇的思想在作怪吗？社会的分工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五·七指示》并没有要求取消社会分工，它只是让各个领域的人互相学习，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可以克服社会分工带来的缺陷。社会分工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异化。也就是说，人们在日益繁复的社会分工中，找不到自己劳动的价值，看不到劳动产品与自己劳动的内在联系。劳动产品已经不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是与人的本质发生了疏离。劳动成了与劳动者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本身甚至成了劳动者苦难的根源。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设想了“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情形已经消失”的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决不是自然经济的思想，它建立在更高的基础之上，而这更高的基础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取消分工，不过一个终极，甚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终极。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取消分工，是一个极大的歪曲；因为全面发展是可以在历史的进程中实现的。打破专业的限制，才能有所超越；相反，如果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是极其短视和近视的。《五·七指示》有着非常光辉的一面，并不像有些人所歪曲的那样，是文革灾难的根源。可能它的实践失败了，被否定了，但它的理想依然放射出熠熠光辉。 （三）商品经济可以消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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