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反对将文学与市场单纯地对立起来，他强调：“至少不要将文学与市场简单地对立起来，好像一强调文学就是曲高和寡，一说市场就要损害文学的品质。文学是个好东西，市场同样也是个好东西，当然市场有自己的规律与层级之分，面对将文学与市场简单地对立起来者，恕我话说得狠了一点，这真是既不懂文学也不懂市场。 ”他认为，一些貌似深刻的“理论”误导了大家，“我们出版社的工作首先强调的当然是文化使命与责任，但我们更是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来努力承载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因此我们不主张抽象空洞地谈论所谓文学的品质与市场，而是实实在在面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与具体的市场进行分析研究与思考，切实找准读者的需求与作品的定位。我承认目前确有一些市场巨大但文学品质一般的作品流行于市，但不少市场一般的作品其文学品质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就文学创作现状而言，后者恐怕更需要自省。一味地视市场为文学品质的天敌，抱怨读者趣味不高，其实更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伪。 ”
而宗仁发则提出了不应把纯文学的命运完全交给市场决断的观点。他说：“我们不是迂腐地抱残守缺，君子罕言利，而是不赞成所有文学的权利都交给市场主宰。 ”他认为，在文学市场中消费者即读者当然就是上帝，但这个上帝并不会给所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签发畅行无阻的通行证。 “被称为诗人之王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代表作 《牧神的午后》当时发行195册，11年后，他的自选集更可怜，才发行25册。兰波后来对20世纪诗坛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在地狱中的一季》，当时只印了500册，而且，除了作者自己拿走了6本之外，其他的都被丢在印刷厂的仓库里。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一版是自费出版、自己印刷的，发行量是795册。显然市场的逻辑并非是文学的逻辑。许多经典作家作品的遭遇是如此，当下中国的纯文学的命运大家就更清楚了。如果我们认为纯文学对市场还会有什么不容置疑的作用的话，那就是纯文学是市场的一种解毒剂。假如我们同意不能把纯文学的命运完全交给市场决断，假如我们又同意纯文学不应奄奄一息、坐以待毙，那么，就应该维护一个纯文学赖以生存的有效机制，也可以把它称为‘纯文学场’。 ”
另一方面，目前，国家要求纯文学杂志改企，程永新不讳言《收获》也不得不考虑市场，前提是，《收获》一贯的文学立场并不会改变。据悉，《收获》的发行量依然能够达到10万册，相比其他的传统文学期刊，经营情况尚属稳定，“我们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建立自己的网站，办刊物需要考虑整个文学发展多元的情况。比如，我们同样会关注网络作家的作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收获》要完全市场化，我们毕竟还有那么多老读者，他们内心对《收获》有一份期待，所以，我们仍然要坚持人文精神、文学品质、艺术质量、价值标准，而在此基础上，也会适当考虑年轻读者的趣味，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读者。 ”程永新介绍说，《收获》有一本长篇小说专号，半年一期，“我们考虑在长篇小说专号里多用一些年轻作者的作品，希望在文化断层上搭一座桥。我去北京与张悦然等年轻作者进行接触，其实，他们很愿意跟传统纸质媒体打交道，但是，他们本身也感到困惑，一方面他们不想被称作青春写手，但同时，又确实不认同很多传统的写作模式，认为太老套、太死气沉沉，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传统和新兴之间是需要沟通，需要融合的。 ”
文学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读者也似乎越来越小众化。程永新告诉记者，《收获》读者层的基本构成以年纪稍大的读者居多，还有偏远地区、农村的文学爱好者，也占了相当的数量。他坦言，《收获》希望吸引年轻读者的兴趣。 “我们分析了我们的读者构成，感到需要年轻的读者。 ”宗仁发认为，以文学目前的状况来说，希望文学期刊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大众读者，是不太现实的。他表示，作为一个文学刊物，希望有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读者量，“近年来，一部分文学期刊已经转型为大众读物，文学期刊更名、改刊的现象屡屡发生。文学期刊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分离，有的变为文摘类的刊物，有的变为面向中小学生的课余读物，还有一部分原来是针对纯文学读者的，现在变为通俗文学刊物等等。就刊物发展的角度来说，每个刊物都有自身的定位与选择，这种定位与选择是不同的。对于《作家》来说，我们的读者定位是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对文学比较感兴趣的那一群人，也包括写作爱好者，以及较高层次的、相对专业些的大学中文系教师、学生、研究者、作家、评论家等等。我们读者群的低端部分等于是接续了通俗文化读物的高端位置。如果将读者群的分布按照金字塔的形状划分的话，《作家》的读者群分布应当是始于这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一直延续到金字塔的顶端。 ”
另一方面，宗仁发对纯文学期刊的未来感到忧虑。他说：“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就好比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生态系统是需要多样性的、多元化的，它需要有不同的物种的存在。文学刊物在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所有的期刊全部走一条路线，全部都是大众刊物、通俗刊物，也许由于通俗刊物、大众刊物的受众群体比较大，它们的生存境况也就会好一些，遇到的困难也会少一些，但是，由于各个刊物的面孔是一样的，那么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面貌就显得过于单一了。纯文学期刊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它处于这个文化生态系统的边缘，甚至是边缘的边缘，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假设按照目前纯文学刊物的改变、减少的速度发展下去的话，纯文学刊物的数量势必会越来越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纯文学刊物能不能坚持得住，这绝对不是一本杂志、一个杂志社自身生存的问题，它也不是某一个办刊人个人的发展问题，它涉及到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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