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以生理代际来划分作家群的所谓研究本身就过于简单和荒谬……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从来就离不开年轻人……批评界也应该对所谓青春写手给予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不应该选择完全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
去年，《人民文学》推出“80后”专号；今年5月底，《收获》宣布，在长篇小说专号(2010春夏卷)上全文刊发郭敬明最新长篇小说《临界·爵迹》。杂志刊登怎样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选择标准，本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是，当下文坛一牵扯到所谓“80后”“90后”话题，就必然会掀起一阵热议，因此，《人民文学》和《收获》的做法，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轩然大波”。 记者专访程永新时，他曾经特别谈到《人民文学》推出“80后”专号一事，并用“用心良苦”来形容这一做法。 “这么做有一定风险，因为表明了这本杂志完全认同了这样一种写作的倾向和趋势，而《人民文学》是国家级的刊物，更加要承受舆论的争议。但是，我是非常理解他们这种良苦用心的，他们也想为文化断层搭一个沟通的桥梁。当然，如果只从表面看，一些作家、学者、读者可能会认为《人民文学》完全认同了青春写手的价值标准。 ”
潘凯雄对于“80后”“90后”这样的定义并不十分认同，他认为，简单地以生理代际来划分作家群的所谓研究本身就过于简单和荒谬。“即便同属‘80后’或‘90后’，他们之间的创作本身就不一样并呈现出一种丰富性与多样性，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可能用一两句话来描述他们的特性与价值呢？但有一点，作为文学出版人，我们的认识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从来就离不开年轻人。在我们60年的历史上，关注年轻作者的创作从来都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当然与关注作者的年龄相比，我们更关注其作品的品质，只要是能够满足读者需要的好作品，作者的年龄大也好小也罢，又有什么关系呢？ ”
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经成功发掘并包装了郭敬明，此后，他逐步发展成为青春文学的代表人物。韩忠良认为，批评界应该对所谓青春写手群体给予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不应该选择完全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他们没有把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当做一种责任，事实上，其中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大多数青春写手的文学修养仍然不够，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沉淀，不停地被出版社追稿，我也是做出版的，了解这样的问题。 ”
《作家》杂志以善于发掘和培植新人作家著称，提到年轻的写作者，宗仁发认为，刊发新人新作，这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衡量一位编辑有没有眼光、一本杂志有没有水平，发现新人、刊发新作，是一个标志性的衡量标准。他说：“对于一个有知名度作家的稿子，编辑并不在稿件的水平、质量上负有多大的责任，即便作品写得不是特别好，也不会有人责备编辑的水平问题。但刊发一个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如果作品并不好，那么，有多少人去质问作者本人的水平问题？更多的是质问编辑、刊物为什么会发这样的稿子。所以，刊发新人新作对杂志、编辑来说，是要承担着一定的风险的，也是一种考验。 ”
这样的考验既会带来风险，同样，也会制造乐趣。宗仁发记得，上世纪90年代，《作家》发了很多当时在文坛上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作品，比如，“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小说”专号。“不仅如此，《作家》还联合《钟山》、《大家》、《山花》等4家期刊搞起了一个长达5年的意在给青年作家提供更宽广舞台的 ‘联网四重奏’活动，东西、李冯、鬼子、李洱、叶弥、述平、金仁顺等都是这个活动推过的作家。 ”正因许多作家是从《作家》迈出了创作道路的重要一步，宗仁发认为，把纯文学期刊看作是作家的摇篮并不是夸大。 “很多作家都是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发过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才有能力、有机会结集或写长篇出版。如果没有了文学期刊，很难想象作家的成长又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所以，不能单单以发行量等一些狭隘的眼光去衡量一个文学期刊的存在价值。我们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四届评奖中的中短篇获奖小说不都是发在我们这些刊物上吗？眼下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们，绝大多数人的处女作也都是发在这些纯文学期刊上的。现在有了互联网，但至少在短期内互联网还无法完全取代文学期刊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纯文学期刊处在文学长河的源头地带，上游如果干涸了，那后果肯定是很严重的。 ”
文学毕竟是人文精神的产品，应当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果连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都搞不清，也就实在是枉为一个出版人的身份了……文学期刊应该本着自主原则，以输为赢，只需要积累象征资本，创造的是信仰的宇宙
当下，传统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依然是依靠传统媒介，这便为出版社、杂志赋予了“守门人”的重要角色。出版社和杂志的选择不仅仅要跟从市场、读者的选择，同时，也应当起到引导市场、引领读者阅读趣味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出版社和杂志是否具有承担意识、是否能够坚守人文精神，对文学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对此，程永新认为，文学毕竟是人类的精神产品，理应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收获》从巴金先生担任主编起至今一直都坚守人文精神，程永新表示，这是《收获》作为传统文学期刊的价值标准和文化立场。潘凯雄同样认为，一家优秀出版社基本的文化立场当然应该是承载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他说：“这话看起来似乎很空泛，但如果连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都搞不清，也就实在是枉为一个出版人的身份了。我承认现在确有某些做出版的不怎么讲自己的文化立场，但坦率地说，我心目中从来就不认同他们是出版人。至于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理念也很简单，那就是以国家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坚持主流文化与兼容并蓄并举的文化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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