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例子是，中国史界引入“新文化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学中强调对“象征物”应予以特别关注这一派别的刻意模仿，比如对旗帜、服饰、艺术品、建筑所包含意义的探讨。早在80年代末，高毅曾撰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一书，系统引进“新文化史”健将林亨特的思想，可是迟至90年代末，中国史界才在自己的研究中对此真正有所回应。其迟疑之处即在于，“文化史”研究无法和“社会史”研究的叙述框架做彻底的切割，因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同样关注宗族、寺庙与日常生活中各种符号作为隐喻的支配作用。只不过，受费孝通先生功能学派解释的影响，大多数学者把注意力放在“民族志”式的基层社会构造的解读上，对底层生活符号和“象征物”的研究没有真正独立出来，形成区别于社会功能分析之外的有效方法。
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终于抓住机会，从“物质文化”的解读入手开拓自己的研究空间。特别是以探索“消费文化”为名拓开了“时尚”研究的新路径。这条路径的出现大致是为了回应和间接解读当代中国消费能量以惊人速度膨胀的历史原因，试图阐明其根源在明清两朝已呈雏形，从而把“文化史”研究建立在与当代问题意识进行对话的基础之上。但问题在于，“消费文化”的研究致力于从比较的角度揭示明清士大夫奢华生活与当代白领大款的糜烂享受之间存在某种传承和呼应的关系，却没有进一步揭示这种联系对士人和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影响，没有和“国学”或“学术史”研究形成有效的对话格局，故台湾有学者形容此转变为从“经世济民”到“声色犬马”。
另一方面，“物质文化”的研究也没有像“社会史”研究那样为“传统的再造”和复兴提供一种历史的解释，更没有为中国政治转型中文化层面的变化及其意义提供有说服力的说明。“物质文化”的研究还过多弥漫在“怀旧”感伤的氛围里，孤悬于一种文人式的自我欣赏状态之下。
“文化史”研究重寻出路的另一个路径是，依凭“建构论”的观点重构中国文化图像。如对中华民族祖先和其它符号的解构式阅读，或者是对某一地区文化被“建构”过程的梳理，都力图和以往思想史的“根基论”解释区别开来。但这种解读也有自我消解历史的嫌疑，极易陷入历史虚无论的泥沼。
“建构论”迅速渗透到了中国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开始改变原有的学科布局，比如“性别研究”和“医疗史研究”的兴起，即是对国内风靡一时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风潮的协应。但细观中国史界对“后现代理论”的接受史，我们会发现，凡是通过对现代性批判进入历史语境的文化史研究著作，几乎都带有一种美化古代历史的倾向，似乎以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现代社会政治展现出的龌龊一面恰好可以映衬出古代生活的优雅浪漫，与消费主义文化研究那怀旧式的沉吟冥想若合符节，几乎构成了一个等式：“后现代”=“前现代”(古代)，这样的等式完全与西方“后现代”从“现代”中自我引伸出来的批判风格大异其趣。面对这个荒诞的等式，我只能说，在未来的“文化史”实践中，“根基论”与“建构论”必须有机地融合起来，才能找到出路。
除“后现代理论”外，“后殖民”理论也对中国文化史研究产生一定影响。比如注重对“跨文化”语境的探索，特别关注各种“边界”状态下的历史纠结所发生的作用。但对“跨”语境的重视一旦走向极端，往往会忽视“跨”与“被跨”文化内部历史特性的把握，并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文化史研究中的相当一部分论著是打着“阅读史”旗号出现的，并为此积累了大量与阅读行为相关的历史资料。但国内的研究仍对阅读者心理、动机和阅读目的以及制约阅读取向的历史语境等层面缺少分析力度，似乎仍处于资料整理辨析的阶段。当然，这与中国缺乏有分量的能折射阅读群体心理精神世界的材料有关。故“阅读史”往往通过对“印刷文化”等课题的探讨展现出来，实际上变相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无法独立构成一个规范性的研究派别。
3 “文化史”研究的自我拯救：
这里所说的“拯救”大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文化史”研究如何获得学科建制内的合理位置；二是“文化史”如何在史学大潮的革新中真正能够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获取自己的主体身份，而不是总处于某个学科的附庸地位。当然，前者的实现应以后者的完善为前提条件。
我认为，“文化史”要走出“孤悬”的困境，必须要在问题意识上与社会史，特别是政治史建立起真正的横向联合。而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一味模仿西方“新文化史”的解读路径，在形式上追求所谓“独立”。比如国内兴起的“概念史”研究就要更注意国内社会语境的制约作用，而不是一味寻求“概念”本身作为语言的演变轨迹。《新史学》第三卷中的多篇文章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史”研究者应该形成一个共识，“文化”归根结蒂是“政治”的一种表述，应该与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复杂政治过程构成相互说明和印证的关系，而不是仅仅表现成和“政治”相脱离的独吟浅唱。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联合”并非主张要简单地回到某种“政治史”的叙述轨道上去，或者与某种传统“决定论”式的政治史命题重新实现妥协共处，而是借助“文化史”的认知方法，争取对中国历史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做出崭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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