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电视台全部属国家所有，既是制作单位，又是播出单位。全国300多个电视台，3200个电视频道都归国家所有。这种”产权不清晰“使得纪录片的内容受到很多限制，并且由于纪录片的收视率并不高，所以纪录片获得的电视台拨款也相应偏低。据统计，一部1小时的纪录片预算通常只有5至6万元人民币，仅相当于澳大利亚一部纪录片拍摄预算的零头。
体制束缚加上内容不被重视，在郑琼看来，是让中国的纪录片面临不少尴尬的原因。一般来说，国内纪录片的播出形态是以栏目为单位，分布在各个电视频道上。但是全国真正有购买能力的纪录片栏目不超过20个，而且考虑到收视率，一般被安排在23点后播出。
例如，CCTV的纪录片《见证—影像志》，一周三期，都在午夜一点多播出。制片人陈晓卿笑言：”主要给崔永元这类失眠患者服务的，一组节目播完后小崔同志总能打来电话提很多意见。“他当年跋山涉水和同事们好不容易才完成的一部有关我国北方森林的环保纪录片，也遭遇了”伴人入眠“的命运。
”一年156期节目，按照一期6万元的投入计算，一年光节目制作费用就是1000万左右。“郑琼粗略估算了制作上的损失。即使投入这么大，我国的纪录片却”根本无法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中国电视总公司出版的音像制品在市面上很难看到，能有效传播的人群非常有限。“
前不久凭借纪录片《1428》在威尼斯影展获奖的导演杜海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抱怨说，中国纪录片的一大尴尬，就是无法真正地进入传播领域，”片子拍出来，不知道观众在哪儿。“郑琼接过杜海滨的话茬：最重要的不是观众在哪儿，而是必须建立纪录片产业。
有了产业，自然就会培养出观众。按照她的逻辑，国际上的独立制片模式，几乎是可以逃脱束缚中国纪录片”电视台模式“的唯一方法。但是一方面我国相关人才缺乏，另一方面，不光是纪录片自身，连纪录片交易的最主要渠道——电影节也要受到国家的诸多裁制。这次办IDOCS国际电影论坛也是前后争取长达一年，才最终拿到广电总局的许可。
其实，国际纪录片论坛早在2009年初就申请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基金会的一个活动项目，并顺利拿到了一万欧元的支持和授权。此后，新东方学校的徐小平一次性砸下70万人民币的赞助费似乎让国际纪录片论坛眼看就快要水到渠成。
但在具体筹备活动的时候，相关部门的批文却久久批不下来。
郑琼心有不甘，她托遍了北京的朋友，动用了多年积攒的资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直接和广电总局接触的机会。初步交流后，郑琼又把所有能证明他们并非”别有用心“的文字资料传真给广电总局，一番折腾，才算获得批文。
回忆整个过程，郑琼感到有司对于纪录片误会之深，的确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像册。“郑琼很喜欢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话。但在论坛的开幕式上，她上台所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这句，而成了”首先感谢广电总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论坛结束当天，还有不少北影的学生前来签到处询问工作人员在何处领取宣传册。看得出来，他们是纪录片热爱者，甚至一天不落地看了纪录片展映。
不过，对于他们内心那些由此生发的好奇与疑问，并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可以答疑，甚至没有人可以递给他们那本信息量并不丰富的宣传册。不过，”就学生来看，人们的热情度还是很高的。“好不容易才办成了这届论坛的郑琼已经很满足了，如今她希望的，只是人们的热情能多持续一段时间。 史蒂夫·詹姆斯
美国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反映美国篮球状况的作品《篮球梦》曾获得1994年国际纪录片联合会最佳纪录片奖，1995年该片获得罗伯特·F·肯尼迪新闻奖，并被收入美国国家图书馆电影档案室。他拍摄于2003年的纪录片《史蒂夫》(Stevie)在阿姆斯特丹、圣丹斯电影节获得多项大奖。此外，他还是PBS系列剧《美国新生代》、纪录片《战争录影》的制片。目前，他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西北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教授纪录片课程。
史蒂夫·詹姆斯×南都周刊
我是纪录片导演，不是记者
南都周刊：不少中国观众认为，纪录片首要的问题是与观众保持距离、要有客观性。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史蒂夫：首先，我始终不把自己视做严格意义上的记者。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工作与记者分别很大。在新闻记者看来，所谓的公正性以及采访对象的距离感是非常重要的，但当一个人拍摄纪录片的时候，特别是我自己拍摄的一些纪录片，通常需要我和拍摄对象共处拍摄数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有健全心智的人不可能永远保持”公正“。拍摄纪录片的目的是寻找真相，但是真相，并不总是在”公正“和”距离“之中产生。有时候让自己更全身心投入，也能发现事情的真相。但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有时候你会被自己的情感所左右，无法告诉观众事情的真相，即使你已经发现真相藏匿于何处。
南都周刊：换句话说，真相更多地取决于导演如何对实事进行选择？
史蒂夫：你始终在对眼前的实事进行选择，显然这不可能是所谓客观的。但是将自己的观点和感情带入纪录片的拍摄也不意味着你不能忠实地讲述拍摄对象的故事。相反，它会告诉你更多关于这个人。实际的情况是，有时候记者也会那样做，比如你如何关注一个故事、展现一个故事，都有记者自身的选择。我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所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完整地、客观地展现我的拍摄对象，让观众能尽可能理解我片子中人物的遭遇。
南都周刊：比如影片《史蒂夫》，您之前就认识这位人物，还给他寄过圣诞贺卡，这不会影响你对影片所呈现事实的选择吗？
史蒂夫：在《史蒂夫》当中，我希望观众能真切感受到他这些年的遭遇以及他所触犯的罪行。但我并不想让观众在观看了影片之后，立刻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说史蒂夫是否罪有应得。我只是想让人们理解，在美国，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会变成史蒂夫的样子，但我并没有选择像一个记者那样，径直敲开他家的门，来一段客观的采访了事。
南都周刊：您认为观众能在观看电影时将他们的视角摆脱影片视角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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