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四种境界
按照人的自我的发展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我把人的生活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即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
在现实的人生中，上述四种境界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想象一个人只有其中一种境界而不掺杂其他境界。只不过现实的人，往往以某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其余次之，于是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某人是低级境界的人，低级趣味的人，某人是有高级境界的人，高级趣味的人，某人是以审美境界占主导地位的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艺术家，某人是以道德境界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家……如此等等。
欲求境界
最低的境界，我称之为“欲求的境界”。人生之初，无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念，不能说出“我”字，尚不能区分主与客，不能区分我与他人、他物。人在这种境界中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舍此以外，别无他求，故我以“欲求”称之。刚出生的婴儿，据心理学家测定，一般大约在两岁以前，就处于此种状态之中。此种境界“其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但此种境界实伴随人之终生。当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生活于越来越高级的境界时，此种最低境界仍潜存于人生之中，即使处于我后面将要讲到的“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中的道德家和诗人，亦不可能没有此种境界，此禁欲主义之所以不切实际之故也。孟子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大概就是指的这种境界。
单纯处于“欲求境界”中的人，既未脱动物状态，也就无自由之可言，更谈不上有什么人生意义和价值。婴儿如此，成人中精神境界低下者亦若是。当然，在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成人的精神境界会低级到唯有“食色”的“欲求境界”，而丝毫没有一点高级境界。但现实中，以“欲求境界”占人生主导地位的人，确实是存在的，这种人就是一个境界低下的人，我们平常所谓“低级趣味”的人，也许就是这种人。
求知境界
第二种境界，我称之为“求知的境界”(或“求实的境界”)。美国当代著名发展心理学家简·卢文格说：“刚出生的婴儿没有自我。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学会把自己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认识到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客观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外在世界的自我。处在这一阶段的儿童，自我与无生命的客体世界是不分的。”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由主客不分到主客二分的过程。在达到主客二分的阶段以后，自我作为主体，不再仅仅满足于最低生存的欲求，而进一步有了认知作为客体之物的规律和秩序的要求。此种要求是科学的求实精神的萌芽。故我把这个第二境界，既称之为“求知的境界”，又称之为“求实的境界”。有了知识，掌握了规律，人的精神自由程度、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大大提升了一步。所以，“求知的境界”不仅从心理学和自我发展的时间进程来看，在“欲求境界”之后，而且从哲学和人生价值，自由之实现的角度来看，也显然比“欲求境界”高一个层次。黑格尔就是这样按照自由之实现的程序来划分人生境界之高低的。他明确指出：“自由是精神的最高定性”(D ie F re ih e it ist d ie h ?ch ste B e stim m u n g d e s G e iste s)。自由在于不以自己的对立面为外在的，从而也就是不以为它是限制自己的。自由的主体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他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一种内在的东西，而要求把自己变成客体，在外在的东西中见到他自身，实现他自身。主体只有在这样的对立统一中，才得到自由，得到自我满足。然而，要达到充分的自由和自我满足，则有一个过程：起初，自我只要求吃饱睡足之类的感性满足和自由，这种满足和自由对主体——自我来说，显然还是很有限的。作为人的主体之自我，必然要进一步要求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没有知识的人，不懂得客体的规律，客体对主体是异在的，他显然是不自由的。人必须从最低欲求的满足，“进而走进精神的元素中，努力从知识和意志中，从知识和行为中求得满足和自由。无知的人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异在的世界……”“求知境界”之高于“欲求境界”，从黑格尔的此番论述中，得到了深刻而确切的论证。
主客二分阶段的“自我”观念，还有一个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这影响着求知的深浅程度。人在形成“自我”观念之初，往往把“自我”隐蔽、淹没在与自己最亲近的社会群体(家庭、同伴集体之类)之中，言所属群体的“我们”之所言，行“我们”之所行，尚不能见由己出，言个体性的“自我”之所言，行“自我”之所行。对于这种隐蔽、淹没在群体的“我们”之中的“自我”而言，群体内部的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自我”的个体性、独特性尚未显现于外。心理学家称“自我”的这个阶段为“遵奉的阶段”(Conformiststage)。当“自我”从“我们”中凸显出来，从而把自我与所属群体的其他个人区分开来之时，这就达到了心理学家所谓的“自主阶段”(Autonomousstage)。“自主阶段”的“自我”不再是隐蔽的，而是显现的，即真正具有个体性、主体性的自我。显然，“遵奉阶段”的“自我”是不自由的，只有到了“自主阶段”，“自我”才有了精神上的自由。与此相联系的是，“遵奉阶段”的“自我”在求知方面缺乏独立的创造性，只有到了“自主阶段”才有了独创性。此种情况表现在中西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也很明显。我在《个体性自我显现的历程：中国与西方》和《我们—自我—他人》等文中，已经比较详细地论述过：中国人的传统自我观是“依赖型自我”，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让中国人大多只习惯于按自己的社会身份(即所属社会群体的“我们”)说话和行动，说官话，说套话，说空话，缺乏个性和创新。如果说，儿童在尚处于“遵奉阶段”的自我成长期，是由于年龄关系、生理关系，而“不能”见由己出。那么，在中国文化传统自我观束缚下的自我，则是屈于封建专制的压力，而“不敢”见由己出。中国传统的自我观是中国封建社会缺乏自由和科学不发达的思想根源之一。反之，西方人的传统自我观是“独立型自我”，“自我”是个体性的，不一味依赖于“我们”，故惯于和敢于见由己出。此乃西方近代科学发达，在自由民主方面曾比中国先进的思想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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