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学诗”，而非“习诗”，那孔子显然不是从“创作论”或“诗人论”的角度谈诗的，谈的不是诗艺，而是诗教，即诗研究带来的种种益处。“怨”被列入其中，并非“末了一个”，因为至少最后还有一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重礼，主张“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决不希望看到门徒们心有郁结，更别说鼓励他们将这种“深层的痛苦”甚至“怨愤”发泄为诗了。而且，如果心存“怨愤”——假设这种怨愤针对的对象碰巧是“父”或“君”——又焉能“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既然孔子的“诗可以怨”基于“接受论”或“读者论”，而非“创作论”或“诗人论”，那就不是指一个人可以通过写“怨诗”来发泄内心痛苦，相反，指的是一种间接的委婉的劝人改过的方式，而这种间接的委婉的方式体现为对“隐喻”(亚里士多德云：“隐喻者，乃以他物之名名此物也。”)或者说“诗”的征用——而且，所谓“诗”，也并非某人为此目的而特别创作的诗，而是《三百篇》之诗。钱先生将一句纯粹基于“读者论”的议论用作一篇以“作者论”为基调的文章的串绳了。 5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并非是说不读《三百篇》，连话都不会说，而是无法掌握说话的艺术。孔子随后又说：“不学礼，无以立。”所谓“礼”，乃指“名”，即“分”。孔子的“礼”——按现在的术语——是极为“形式主义”或“唯名论”的。这在说话方式上就要求得体、合乎身份和分寸、意近而词远或词近而意远，非学《三百篇》难期其成，因《三百篇》当时乃语言技巧的总汇，“六艺”毕焉。
许慎《说文解字》解“怨”字云：“从心，夗声。”夗声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云：“凡夗声、宛声字皆取委曲意。”委曲者，不直也。
对孔子“诗可以怨”之“怨”，郑玄注曰：“怨刺上政。”但孔子并没说“怨刺上政”，单说“可以怨”，而“可以怨”之后紧接“迩之事父”，然后才是“远之事君”，且“迩”、“远”只是统指，一“迩”一“远”之间，还有不迩不远的“乡邻”、“地方官吏”等。《漱芳轩合纂四书体注》就此注云：“‘远’、‘近’两字论类无所不包，两‘之’字甚活，不粘煞君父。”
《论语正义》曰：“郑注云：‘怨谓刺上政。’此伪孔所本。《广雅释诂》曰：‘讥谏，怨也。’‘谏’、‘刺’同。凡君亲有过，谏之不从，不能无怨，孟子所谓‘亲亲之义’也。然必知‘比’、‘兴’之道，引譬连类而不伤于径直，故言易入而过可改也。”正如孔子“诗可以怨”之“怨”不是指一种怨怒的情绪，而是一种委婉劝人改过的方式，其“诗可以兴”之“兴”也不是指作为一种作诗技巧的“兴”(引譬连类，或朱熹所谓“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而是作为一种“引譬连类”的隐喻式思维方式的“兴”。
尽管孔子是《三百篇》的删订者，但对于《三百篇》的那些无名无姓的不可考的作者们的写作动机和所欲表达的情绪，则持一种不可知的态度。他只是把一首首诗当做一个个隐喻，绝不会像后人那样断定其“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虽颂皆刺也”(此句似欠通顺，应为“虽颂亦刺也”)，因为这等于把阐释者置于了诗作者的“内部”，似乎他能洞悉诗作者的“意图”，如此一来，就把对诗的阐释的多种可能性缩减为一种，即诗作者的“主观意图”，使诗完全失去隐喻性，无以“兴”了。
孔子只说“诗”，即一个已存在的“文本”，而不涉及“诗作者”，这本身就排除了诗作者的“主观意图”。这样，他就把对诗的意义阐释从后人臆断出来的所谓诗作者的“主观意图”中解放出来，交给了读者。这也是他首言“诗，可以兴”、再言“可以怨”的原因。套用西方当代文论术语，他的诗论更接近“读者反应”理论，即一首诗在读者那里引发的反应，诗的意义产生于读者的解释过程之中。对孔子来说，诗是多义的，是能引发诸多联想的，即是隐喻性的。只有这样，“诗”才会变成一个可以延伸的联想和阐释的空间——尽管这种阐释并非完全随心所欲，因为“兴”(引譬连类)基于一个给定的隐喻，如一首诗。
如果“怨”被等同于诗作者的“哀怨”，则“诗”并非表达“怨”的唯一方式。其他形式——如谏书之类——何尝不“可以怨”？但孔子的“诗，可以怨”，其中“诗”字实是一个前置名词，若进行语法还原，则“诗”应在“以”字之后。“可以”并非一个词。全局可读为“(可)以诗怨”，即可借助“诗”的隐喻形式来进行规劝，而非直言其事。正因为“怨”并非一种哀怨的情绪，而是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它就与“诗”这种隐喻-联想的形式息息相关了。
但如上文所说，劝说的对象不一定是“君亲”。《论语·阳货》在“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句之后，紧接的那一句也谈到了《三百篇》。可惜，诸多解家未能将此句与前句对读，而此句恰恰是孔子本人对“诗可以怨”的一次运用，可视为其门徒(辑录语录者)对其“诗可以怨”一说添加的一个例说。该句如下：“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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