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召南》大多为抒写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的诗篇，如列于《三百篇》之首的《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类，又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既然“怨”乃指一种劝人改过的方式，就一定有其所针对的特定的人和事。《论语正义》对此也作了类似推测：“时或伯鱼授室，故夫子特举《二南》以训之也欤？”
不过，孔子此语可能并非说在其为伯鱼授室(授室，即“为子娶妻”)之时，而是伯鱼久不得子之时。孔子十九岁即被授室，二十一岁即得子孔鲤(伯鱼)，此后无子。孔子删订《诗》，以此作为门徒的读物，是在“自卫返鲁”之后，即六十八岁之后，当时伯鱼至少已四十七岁，想必孔子早已为之授室。然伯鱼年及半百，却膝下萧索，使视“无后”为“大过”的孔子相当不满。但孔子并不直言其事，而是劝伯鱼读《二南》，使之“引譬连类”而知男女之事、家庭之义，好使孔家“其叶蓁蓁”。伯鱼活了五十一岁，其子孔伋(子思)乃其遗腹子。由此可知，他年过半百还无后。为子授室，乃父之责，子无后，乃子之过，故夫子特举《二南》以委婉训导之。对孔子而言，是“诗可以怨”，对伯鱼来说，则是“诗可以兴”。
钱先生认为孔子“诗可以怨”乃言“发愤为诗”，甚至据此认为《三百篇》皆“怨诗”，这就把作为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的“怨”混同于作为一种自我情绪的“怨”，而两者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大有区别，不可互证互释，用比较文学的术语说，是“无可比性”：作为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怨”要求不直说其事，即不能表达“怨”的情绪，而是借助隐喻性的“诗”来引发对方的联想。这才能体现孔子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释曰：“《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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