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者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对于“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这两个流行短语，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误解。首先，自然选择（“天择”）常常被误解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类一般）选择意向，使“进化”按照既定的方向展开。但实际上，进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推动这一过程的“选择”力量，自然选择没有既定方向，也无法预期怎样的变化会对未来的生存有益。第二，更危险的滥用是“适者生存”的口号，常常被误解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竞争优势所决定”。但所谓“适者”并非指由力量来界定的“强者”。流行的迷思以为“更高大强壮、更敏捷迅速、更能残酷竞争的有机体才会更成功地繁衍后代”，或许如此，但同样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会合作的有机体也能同样成功地繁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r Kropotkin）在1902年发表的《论互助》（Mutual Aid）中写道：“如果我们问大自然，‘谁是最适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断彼此争斗厮杀的，还是那些互相支持帮助的？’我们马上就明白，那些习得了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合的生存者。”因此，进化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同时包括双重论题：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合作。
片面强调“自私”与“竞争”是对进化论的误解与滥用。在历史上，从令人忧虑的“优生学”、粗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纳粹德国骇人听闻的“种族净化论”，以及当今盛行的极端自利、无情竞争的“生存铁律”，这一切都意味着，进化论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影响是毁誉参半的。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全面理解达尔文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道德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洞见。 “气候门”事件与怀疑派的声音
“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和努力。“拯救地球”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依据科学界的三项共识：一、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异常”趋势；三、这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在科学家当中，也一直存在着对“主流共识”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他们形成了少数“怀疑派”（其中包括一些声誉卓著的专家学者）。怀疑派致力于揭露“被压制的真相”——气候异常变暖造成环境危机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或编造的神话。但怀疑派的声音在媒体舆论中非常微弱，公众甚至闻所未闻。
然而，恰逢哥本哈根峰会召开期间，一个突发事件使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20日，有黑客攻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务器，盗走了六十多兆的数据（包括一千多封电子邮件和三千多份文件），并在网上陆续公布，其中有迹象表明，气候研究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涉嫌伪造和操纵数据，夸大全球变暖的证据，党同伐异，可能误导政府和公众。CRU是气候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并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承担了重要工作，而这份报告成为目前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依据。消息传出后，西方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引起公众哗然，被称为“气候门”（climategate）事件，也变成了怀疑派及其支持者的节日。欧美许多媒体邀请主流派和怀疑派科学家展开辩论，其影响力已经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有所显示。怀疑派的支持者甚至声称，“气候门”事件是“现代科学史上最大的丑闻”，将会给“变暖派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
但实际上，所谓怀疑派并不是意见一致的群体。其中，有人认为IPCC气候方案的准确性是可质疑的；有人相信气候的异常变暖没有发生或已经停止；有人主张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但主要是自然而不是人为因素所致，或是原因不明；还有人坚持全球变暖并不会造成环境危机。多种怀疑论的观点或许有不同的证据支持，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被科学界普遍接受。而且，个别怀疑派“推手”的历史并不清白，曾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卷入丑闻。《自然》杂志发表社论，警觉到“气候门”事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指出在2010年美国国会的辩论中它会被某些议员所利用，来抵制“清洁能源工作及美国能源法”的通过。社论指出，“气候门”事件不足以改变科学界达成的结论性共识。这也是目前许多官方机构和主流派科学家在回应中所持的基本立场。很难想象“气候门”事件会使怀疑派获得主导地位，但却使他们的声音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海德格尔：旧问题与新争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欧美学界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人主张这种肤浅的“政治正确”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他的哲学贡献和影响，而对其亲纳粹的政治立场或作出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顾。但这种“分离论”并没能平息争论。将一种具有内在伦理维度和政治涵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分离”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理据何在？深究起来，“政治正确”的讥讽者未见得比其标榜者更有说服力。就海德格尔的具体个案而言，有论者（比如汉娜·阿伦特）似乎相信，投身纳粹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偶然失误，与他的哲学基本无关；而另有论者（比如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则主张，海德格尔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内在于他的思想理路。两派之间的争议与纠葛并没有了结，也继续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
2009年11月，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译新著——《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被视作一枚“重磅炸弹”。作者是巴黎大学哲学副教授费耶（Emmanuel Faye），他根据大量的档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开的1933－1935年研讨班讲稿），并对文本和事件与历史背景作出细致的语境化分析，试图表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远比至今为人所知的情况恶劣得多”。海德格尔的所谓“政治失误”完全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时糊涂，而是动机明确的自觉担当——自命为纳粹主义的“精神向导”。与惯常的见解相反，海德格尔在1934年4月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之后，他的纳粹主义倾向并未收敛而是更为激进，甚至在“二战”之后仍未放弃。他的思想发展既从纳粹主义中吸取灵感，又自觉地为其提供哲学基础，主旨是高扬国家和民族（Volk）的绝对至上性，以“血与土地”的神圣名义要求个体的忠诚与牺牲，以寻求一个“新开端”，重返“德国民族的命运”。由此，费耶提出了相当极端的结论——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织在海德格尔理论的整体构造之中，以至于他的理论具有毁灭人道与伦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称作哲学”，他的著作应当从图书馆的“哲学类”编目转到“纳粹史”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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