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明白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我们也就明白了许多媒体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报道是不准确的。当《中国力》在去年11月出版时，很多媒体把《中国力》称为《中国不高兴》的姐妹篇或续集。严格说来，这种定位是不准确的。我们去年11月在接受贵网采访时曾谈到，《中国力》是对《中国不高兴》的一个呼应，也谈到《中国不高兴》是我们写作《中国力》的一个推力。这只是说，民族主义这面旗帜把这两本书连接在一起。但是，尽管这两本书都在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辩护，二者并不是姐妹篇，更不构成续集的关系，因为这两书的基本观点有根本的不同。《中国不高兴》跟其它大多数中国系列的书籍一样，基本上属于我上面讲的“民粹式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是一种阶级意识的愤懑，其民族主义的特点是把阶级意识的愤懑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而《中国力》则属于“保守的民族主义”，谈国家意识和公共意识多过阶级意识，把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看成是一个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在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对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中国力》和《中国不高兴》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问：听了你们关于两种不同民族主义的解释，感到《中国力》应该属于“保守的民族主义”。对于这一点，有些媒体还是感觉到了。我看到《长江商报》上有一篇评论这样讲到：“《中国力》强调，除了美国这个特例，英、法、德、俄、日都是靠中央集权实现崛起的。”但是，彼得大帝、俾斯麦、路易大王等固然是靠中央集权在欧洲大陆称霸，与他们在时间上有所交集的康乾盛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单纯鼓吹中央集权无异于原地踏步，又能给当代中国多少启迪？”文扬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呢？
文扬：应该说这位批评者看得很仔细，思想也很敏锐，看到了《中国力》不同于一般宣扬民族主义书籍的地方。但是，对中央集权的的理解，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解，还是有一些问题。这里有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首先，我们确实在《中国力》中讲到，除了美国这个特例，英、法、德、俄、日都是靠中央集权实现崛起的。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崛起，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变得强大，而是指这些国家是靠中央集权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我们在书中着重指出，在西欧各国和亚洲的日本，封建制度的解体、中央集权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中国从秦王朝开始，唐宗、宋祖、明太祖、康熙帝确实都打造过中央集权王朝的辉煌，但是，那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跟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虽然必须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但是中央集权不一定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崩溃时就建立起来了，而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一直到抗战结束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才建立起来。
其次，中央集权其实更多地是指一种国家结构形式，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主要相对于封建和联邦这两种制度而言。一个国家，只要不是封建制度和联邦制度，大多属于中央集权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集权和单一制基本上是同一个含义。在政治学理论中，中央集权有不同的形式，君主专制只是中央集权的一种形式，在共和形式下的中央集权是另一种形式。我们在《中国力》中讲，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摸索和奋斗，终于用共和的形式重建了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就是说今天中国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国家结构的形式上跟法国等中央集权的共和国一样。
第三，我们在《中国力》中讲，中国在晚清没落时错误地向美国学习，而没有像日本、德国、俄国那样用铁血手段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要重走一两百年前西方列强走过的道路。《中国力》中的这一段只是一个历史叙事，只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后错过了建立现代国家的机会，辛亥革命也错过了这个机会。当中国一百多年前本应当像日本、俄国、德国那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中国走错了路，中国后来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历史不能重来，中国今天也不可能重走一百多年前的路。我们谈这段历史只是以古鉴今，强调中央集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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