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分裂与团结的交替，可以说是政治永恒的主题。《三国演义》在讲天下大势的时候，便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分分合合之间，实际上，是有许多道理的。但是，这道理又太难琢磨，于是便成为了永恒之谜。而在永恒之谜面前，人们只留下了诗意的咏叹，正所谓“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我们并不知道兴亡谁人定，也不知道盛衰凭借的什么。用《易经》的说法，也只是“满招损，谦得益”。对于分裂的局面，我们是反对的，我们追求的是团结，只有团结才有力量，只有团结才能国泰民安。然而，这几乎是每一个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为什么在现实中，偏生又有那么多的分裂呢？我想，也就在于各个集团、各个群体、甚至各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正是这不同的利益造就了分裂。那么，什么能让各个不同的集团、群体团结起来呢？我想，就是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譬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主张并不相同的知识分子，能够走到一起，发动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呢？也就在于他们赞同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他们反对的东西却是一样的。他们有的赞成马克思主义，有的赞成自由主义，有的赞成科学主义，有的赞成无政府主义；但是他们都是激烈地反对传统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打倒孔家店，打倒封建的道德与文化方面是一致的，也正是这种一致，促成了他们的团结，于是有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于打倒孔家店之后，建设一个怎样的新文化，那又观点歧异，出现分裂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讲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可以说，共同的目标就是团结的基础。在抗日战争中，讲“国共合作”，讲“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讲“枪口一致对外”；也就是，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能够把拼得你死我活的利益集团团结在一起。国共之争，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但当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依然能够携起手来，共同对敌。只有团结起来，才是不可战胜的；相反，若是一盘散沙，那就会不堪一击。从某种意义上讲，“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民族主义并不尽是狭隘的；一个民族，只有赢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那才谈得上以世界公民的眼光看待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要超越；在毛泽东时代，不就讲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吗？世界人民大团结，是我们的追求；相反，破坏这种团结的分裂、战争，则为我们唾弃。但是，即便我们有再善良的愿望，这世界上依然有侵略、有战争，所以，团结御侮的精神，是不能够丢弃的。团结，主要就内部而言；斗争，则是对外的。但是，即便就内部的团结而言，也是要斗争的，即是说，要在斗争中求团结。对外，自然要斗争，但同时，这种斗争也是讲策略的，即所谓的“有理、有节、有利”。避免分裂，争取团结，这自然为我们所追求。但是，团结的局面绝不是乞求来的，而是在与分裂的斗争中造就的。当然，在与分裂斗争，争取团结的过程中，是需要大局观念的。在争取团结的同时，也不能害怕分裂。譬如抗日战争中，中共对皖南事变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正因为不怕分裂，所以在政治上积极进攻，尽而打退了分裂抗战的势力，维护了抗战的团结局面。可以说，抗战的胜利，正是“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团结造就的。而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共之争又成了矛盾的焦点。是团结，还是分裂，确实是艰难的抉择。这个抉择，并不是哪个人想怎样就怎样的，而是历史做出的。分裂、团结，再分裂、再团结，循环往复，如环之无端，历史就是这一个样子。也就是说终极意义上的团结是不存在的；团结是通过与分裂的斗争实现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讲分裂与团结的二重变奏曲。所以有分裂与团结的二重变奏就是因为各个集团、各个群体的利益在不断地发展、调整、重组。正是利益的变动造就了团结与分裂的基础。分裂的局面不会长久；大多情况下，人们还是团结的。无论分裂，还是团结，都不是终极；因为人们的利益在不断地变动，所以应该以大局观念，克服分裂，促成大团结的局面。
（二）所谓的路线斗争
所谓的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即使我们能够从理论上讲清楚，但在现实中，却永远那么扑朔迷离。所以有路线斗争，那是由了两个因素，一是人们的不同利益，二是道路的多样性。人们的利益，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不免和别人斗争。而现实的道路，是有多种选择的，可以走左边的路，可以走中间的路，也可以走右边的路。也就是说，道路一般是分三条的，在历史的激流险关，人们往往选择走左边的路，因为这是激进的路，也是拯救的路。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人们则爱选择右边的路，因为这样有利于维护稳定。至于所谓的中间道路，往往面临左右夹击的局面，实在是走不成的。左派反右，右派反左，这是很常见的事情。走左边道路的人总是坚持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不过正就不能够矫枉。而走右边道路的人，就不会那么“左”，他们是比较温和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最吃香的自然是左派，因为没有左派就没有革命本身。正是一路向左向左，才有得革命的胜利。而一旦到了和平年代，永葆革命精神的左派就不再吃香，相反，他们被批了个臭米烂虾，以至于我们听到一个“左”字，马上就闻到了臭大粪的芬芳。而右派的际遇和左派恰恰相反。在革命战争年代，右派往往被贴上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标签；他们的妥协退让，往往会葬送革命本身。可以讲，革命战争中的右派是臭米烂虾；然而，一到和平建设时期，右派就由臭米烂虾变为了香悖悖。难道这种变迁，就是庄子所谓的“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又化为臭腐”吗？别的时代的路线斗争，我们且不管；我们单看一下文革时代的。文革时代的路线斗争有那些呢？可以说，文革一开始，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派的，按照那个时候的观点，无比正确的自然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至于与之相反对的刘邓路线，则成了臭米烂虾。刘少奇的冤案确实让人震惊的，一个革命领袖，居然被打成内奸、工贼，这显然是违背人们常识的，为什么又会为毛泽东所认同呢？难道毛泽东就不知道刘少奇是冤枉的吗？如果知道冤枉，依然给予认定，那背后定然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了。我们知道，文革在发动的时候，是被冠以“史无前例”的称号的。旷古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革命；千秋万世之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革命。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态，既悲凉又悲壮。他自己就讲，他准备在这场革命中跌得粉身碎骨，也正是在这种心境中，毛泽东认同了对刘少奇的冤枉。人不是历史的工具吗？既然是工具，那就随时准备牺牲，随时准备献身。刘邓路线，是有路线的；至于后来和林彪的斗争，就简直谈不上什么路线。因为林彪耍的全是阴谋诡计，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主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告诫人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针对着这来的。当然，在文革中，还有和“四人帮”的斗争，那这算得上路线斗争吗？“四人帮”又有什么路线呢？若要让他们自己说，可能会讲毛主席的文革路线。但是，“四人帮”又何尝真心的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呢，他们不过是用这，来达到篡权的目的。所谓的路线斗争，也许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不过是高层的权力斗争而已。权力的斗争会让无比辉煌的政治显现出黯淡的一面。当时争得你死我活，但又终究换来了什么呢？也许，只是换来了人们精神的创伤罢。我在想，政治本身能不能够成就圣贤。大抵很难吧。就像毛泽东，一个人格如此伟大的人，也会被泼得满身脏水，更何况别人呢？我终于觉得，所谓的路线斗争，什么也不是了。在路线斗争中，人们只是学会了如何上纲上线，如何去整别人。但是，整别人，又有意思吗？“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整人者，人恒整之，这也是带有规律性的。虽然在政治中，总不免有权力的斗争，但是，我觉得，最好淡化权力的斗争。淡化权力的斗争是对的。纵然政治中有黯淡的一面，我不去看它，不就没有了。人是应该有幻觉的，只要有了幻觉，那所有的黯淡都可以无限光明。不是有的学者讲，完成华丽的转身，告别黑暗，与光明同在吗？然而，在光明的世界里，就没有了权力的斗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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