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分裂与团结的二重变奏曲(2)

　　（三）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曾经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结论，即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这个观点在当时背景下，大抵并没错；但是，若把这观点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尤其后来发生的苏东剧变，似乎倒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东风压倒西风，是需要壮志豪情的，但是，西风压倒东风却成了历史的事实。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荡然无存，冷战时代也已经结束；似乎资本主义阵营大获全胜。然而，社会主义运动，也只是暂时遇到挫折；现在就做出西风压倒东风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虽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在历史上，二者是交替出现的。东风压倒西风，是温暖的春天；而西风压倒东风，则是秋天。春夏秋冬，这四季是处于轮回中的。所以，谁也不要悲观，谁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但是，我们现在早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淡化了；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生活本身。我曾经讲过的，高于意识形态的生活，就是这层意思。但是，在文革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却被视为最根本性的问题。那个时候，所以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讲永远不要忘记，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本来，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是有进步性的，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所以反倒复活了许多封建的手段，以致让许多思想深刻的人以为，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复辟。而事实上呢，文革的许多做法都是反封建的。文革时代，人们对东风压倒西风，是极有信心的，大家共同做着世界革命的梦想。甚至有的青年，梦想着举着革命的旗帜，重新点亮十月革命的灯塔，踏遍欧洲，直到攻下白宫最后一个据点，解放全人类，这是多么伟大的理想；可这伟大的理想，在幼稚、天真的人们那里，又是多么可笑。从某种意义讲，东风压倒西风，虽然可以做到，但若想永远如此，却又不过一个迷梦。文革本身，何尝不是一个迷梦呢？人们满脑子的都是两军对战，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难道资本主义真的是洪水猛兽吗？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就能长命百岁吗？苏东剧变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按照传统的观点，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就是计划经济；而资本主义呢，则是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可以说，经济体制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与计划经济相连的，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与市场经济相连的，则是资本主义。而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就划定了思想的禁区。要冲破思想的禁区，也有待于实践的发展。若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那么为什么罗斯福新政要引入计划，让政府大规模地干预经济呢？可见，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过是手段，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而这观点，就冲破了人们思想的禁区，中国也开始了市场化的过程。如果以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那似乎已经是相当遥远的事情了。我们的观念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了。我们已经不再关注“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我们致力于的是自身的发展。人们为意识形态的斗争，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总以为，意识形态，不过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不败的神话。我们为什么要维护这样一个神话呢？我们能从这个神话中获得什么呢？我们不仅没有获得什么，而且失去了太多。神话，都会破产；而意识形态，也会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人，始终是个体的人，它的全部价值，就在个体本身。人，不是一种主义的延续。主义的延续，往往把人视为螺丝钉：而人一旦成了螺丝钉，那就失去了个体价值的全部。主义的延续，需要崇高的精神。但问题的关键只是，是主义为了我们，还是我们为了主义。如果是主义为了我们，那它首先应该保证个体的价值；也只有保证了个体的价值，才谈得上为主义的献身。然而，为主义而献身，只不过一个神话，一个冷战时代的神话。　　（四）避免分裂
　　
　　既然求团结，那就要避免分裂。而要避免分裂，首先不能害怕分裂，如果害怕分裂，做事畏首畏尾，那最终是得不到团结的。所谓的分裂，主要是发生在内部。我们有一个常识，那就是对敌斗争，虽然关系到生死存亡，但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些；但是，内部的斗争，往往非常复杂。所谓的“斗敌容易斗奸难”，就是这层意思。“斗敌”，不过是两军对战，阵线分明，所以就好对付。而所谓的“奸”，则是隐藏在内部的。在内部，这“奸”，只是极少数，而大部分同志都是好的。如何把“奸”从内部挖出来呢？说实在的，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许多时候，所谓的肃反，总不免扩大化。我们所谓的分裂，也有那种“道术为天下裂”的意思。分裂和所谓的路线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譬如红军长征时期，张国焘闹分裂，另立中央，这就是路线斗争。而人们也正是围绕着路线发生了分裂。是北上呢？还是南下呢？中央要北上，而张国焘则坚持南下。南下的结果呢？几乎把部队打光了。所以，又回归到了北上的路线上来。有分裂，但并不怕分裂；而是与分裂作斗争，最终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而这就成功地避免了分裂。我们看一下中国革命史就知道，革命所以胜利，一方面由于战胜了内部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战胜了敌人。我们甚至可以讲，战胜内部分裂，是战胜敌人的前提。战胜敌人，也可以利用敌人内部的分裂；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战胜自己内部的分裂，以免为敌人所利用。保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大家知道的道理。所以如何把自己人团结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只用那一点点有限的物质利益去团结人，那显然是不成的。因为以利交，那利尽必然散的。所以，我们要用道义来团结人。许多人讲了，这道义不是虚幻的吗？我要说，惟其虚幻，才能够凝聚人。中国革命所以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了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曾经被当作党的事业的生命线。许多事情只要思想问题解决了，那就好做了。崇高理想的树立，伟大献身精神的培养，都有赖于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也就是教育工作做得好。当然，在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曾经被抬得很高；以为只要思想工作做好了，那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实际上，如果把思想政治工作当做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也是可能走向极端的。如果走到极端，那和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如果要联系一下文革中的向人性宣战，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会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说实在的，什么都不能推向极端的；如果推向极端，最美好的东西可能引起最恶劣的后果。在文革中，团结与分裂斗争尤为激烈。但这种激烈的斗争，又恰恰印证了共产党的团结。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是向着整个官僚机构宣战的。毛泽东说，如果你们不跟我走，我就去农村，领导农民推翻你们。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我想，解放军会跟我走。说实在的，这话是非常让人震惊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文革究竟为了什么？也许并不怎么暖味，反而非常清楚。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当然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但是，这种破坏本身，又有着最为崇高的动机。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当时的官僚机构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人民。也许是毛泽东的幻觉，老年人疑神疑鬼，是常有的事；也许，毛泽东预见了未来，走在了历史的前面，所以要防患于未然。然而，不管怎么样，毛泽东在当时，确实把党从分裂的边缘重新团结了起来。而这种团结，也意味着引火烧身。分裂与团结的二重变奏是很明显的。九大标志着文革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并不是很牢固。到后来，就有林彪事件，又有与四人帮的斗争。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团结。围绕着权力、路线分裂，又一次次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泽东的政治艺术，在文革时代，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说，还是那句老话，团结就是胜利。也许，毛泽东就是要在大革命的动荡中，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然而，很不幸，这个伟大的愿望落空了，人们只记住了文革中激烈的权力斗争，而忘记了它的伟大理想。
　　
　　（五）在斗争中求团结
　　
　　团结，并不是一种终极的状态。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团结。团结是争取来的，是通过斗争争取来的。如何实现团结？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一方面要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目标，另一方面又要有道义。道义与共同的基础、共同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团结。当然，要实现团结，还要有灵活的方法，许多时候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也有利于团结的达成。而能把人们最快的团结在一起的，就是共同的敌人，也即是所谓的“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共同的敌人，可以把势不两立的人团结在一起。然而，一旦战胜了共同的敌人，这势不两立的人又开始斗争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是二元对立的模式，即一方吃掉一方，我们压倒并消灭敌人。然而，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模式，不再是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化敌为友，谋求共同的发展呢？也就是，我们原来信奉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那么，它不能转变成你活我也活的和谐哲学呢？我看是可以的。然而，这也只有我们现在才可以做到，在文革时代，却是不可能的。在斗争中求团结，这不只针对敌人，更是针对自己。刘少奇曾经讲过，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而毛泽东则讲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这实际上，都是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意思。但是，理论归理论，实践又是另外一副样子。在文革中，谈得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么？谈得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可以说，已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来解决了。文革给人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吧。虽然主流的理论明确地反对这一点，但文革的现实却是失控的。残酷斗争，这针对敌人的，怎么能够在内部施行呢？文革的权力斗争，总给人一种风起云涌的感觉，人们似乎总是关注着上层的权力斗争；而上层的权力斗争几乎成为了文革的全部。我总觉得，一个社会，如果只去关注上层的权力斗争，实在是很可以悲哀的；因为这样的社会，政治是生活的全部；除了政治，几乎没有别的生活了。实际上，政治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生活的全部。一个理性的，自由的社会，会让政治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也就是说我们感觉不到政治的存在，但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好。政治的选择，不应该决定人生的一切。我们完全可以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让政治成为政治家的事情，而我们呢，只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既不必理会“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必理会团结在谁的周围。分裂与团结的二重变奏是不会结束的，因为政治不会结束。虽然古人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我们却只想做一个自由人，至于国家兴亡什么的，就让政治家去操心好了。我总觉得，文革时代的运动迷——王秋赦，是非常悲哀的。政治运动只是成就了他的疯狂。什么文革三、五年再来一次，这不是梦呓，又是什么呢？文革虽然有崇高的动机，但毕竟伤害了太多的人。如果我们无视这种伤害，那便是这种伤害的同谋。但若我们夸大这种伤害，又会背离历史的真实。我有时也在想，文革时代有那么激烈的权力斗争，为什么依然能够维护一个团结的局面。难道这只是因为毛泽东的斗争艺术吗？诚然，毛泽东的斗争艺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有人讲，文革并没有稳定的依靠对象，它总是利用一批人，来打击另一批人。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的斗争艺术所在了。我们知道的，无论文革中依靠的人，还是被打击人，都在无条件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虽然很奇怪，但却构成了那个时代人们团结的基础。在整个的毛泽东时代，人们普遍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跟着毛主席，就可以夺取胜利。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迷信，但是，当迷信已经成为了信念甚至信仰，它还是迷信吗？毛泽东所以能够把人们团结起来，还在于他的个人魅力。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里，总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压倒一切的力量，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毛泽东是英雄中的英雄，巨人中的巨人。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的象征。中国有幸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不知崇敬，而只是像苍蝇那样吹毛求疵，那只能说明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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