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在采访中流露出了一种坦诚和自然。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对于“三枪”，因为“赵家班”风格的凸显，有人说这是“非常不张艺谋”的作品。但是在记者看来，“三枪”其实“很张艺谋”，这不仅仅表现在影片所呈现的张艺谋式的影像风格特点，从这次接受本报专访的过程中，我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张艺谋近年在创作心态以及对中国电影市场看法上的一种变化。他多了一份自嘲，称以前的自己是“搞艺术的”、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称为“导演的毛病”、对于“品牌张艺谋”的说法，他则笑着告诉我：“用北京话讲，别把自己当碟菜。”第一次为贺岁档去拍电影的他已经把什么都看开了：“一部电影的好坏一点也不重要，对一部电影的评价也不重要，一个人这一辈子，也没那么重要。所以今天坦率地说，从我打算用小沈阳开始，从我打算为贺岁档拍一部电影开始，就跟当年的《英雄》一样，已经标志着你堕落了。”
选择改编《血迷宫》就是喜欢它阴差阳错的故事，我加入了自己的发挥，在美学上我用了中国戏曲“三岔口”的结构重新定位，科恩兄弟回头看这部电影一定觉得很好玩，张艺谋怎么把电影整成这样。
Q
二度创作？
A
新京报：之前都知道你要拍《金陵十三钗》，为什么突然拍“三枪”？你的每部作品都要花几年时间去筹备，这次似乎是你最不“严肃”的一次创作。
张艺谋：“三枪”从改编、选演员到喜闹剧的包装，这些的确都是比较突然的，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我的很多经典都是这么“突然”而来的，《秋菊打官司》就是非常“突然”的一次，我当年是要拍《一地鸡毛》的，都拉着队伍选外景了，突然对主题吃不准了，我在大街上买了一本小说，看到了陈源斌的《万家诉讼》，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在街上排着队给陈源斌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导演买了小说的改编权，完全是临时换的。后来找刘恒来写剧本，原本是一部生活剧，我某天早上醒来又临时决定拍成纪录片。所以临时性、突发性的和深思熟虑的到底哪个是所谓正宗的、严肃的，我不知道。
新京报：你最早想改编的是《老无所依》，怎么改了《血迷宫》？
张艺谋：的确动过买《老无所依》版权的念头，但那部电影太新，版权很复杂，花多少钱都应付不来，只能算了。选择《血迷宫》就是喜欢它阴差阳错的故事。在改编过程中，除了包装上的中国元素，在美学上我也用了传统戏曲“三岔口”的结构重新定位，所以把原来开放的环境融入到一个面馆里，让它更具寓言性。其实这种人在命运前的无奈和荒唐，科恩兄弟也流露过，但毕竟是处女作，并没表现得很强，而我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大，而且选用了喜闹剧的外包装。我觉得生活常常是这样，很多历史事件也是由一个误会产生的，我觉得这种事情永远是很微妙的。
新京报：但“三枪”在情节上与《血迷宫》基本一致，有很多细节也和原作的处理方式一样，比如片尾孙红雷被杀的一场戏，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张艺谋：那是在向科恩兄弟致敬吧，让我记忆深刻的东西我都是尽量保留，而且原来的这些处理我自己也很喜欢。
新京报：猜猜科恩兄弟会怎么想？
张艺谋：这次做二度创作我加入了自己的发挥。科恩兄弟回头看这部电影一定觉得很好玩，张艺谋怎么把电影整成这个样子，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啊。如果有外国导演改编《红高粱》，我也一定很好奇他会整成什么样，越风马牛不相及越有意思。 拍“三枪”的时候，我一边在找更多喜闹的效果，一边在反思，常常问自己，什么是最好的喜闹剧，是要分寸掌握最好的，透着聪明和智慧的点子，让人在哈哈大笑之后，觉着还能有味道……
Q
庸俗了吗？
A
新京报：以前你拍《有话好好说》曾尝试了其他的影像风格，但是这次则具有非常鲜明的张艺谋特点，是否因为担心“赵家班”风格太过突显，而让人忘了这是张艺谋作品？
张艺谋：《有话好好说》完全手持的晃动性的镜头感还是比较极端的、标新立异的、手段化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时髦的，大家更多看的还是电影本身的质量。现在我自己总结《有话好好说》会觉得有点失控。这回“三枪”我不想失控，不想抢了演员和故事的风头，所呈现的影像风格还是出于个人喜好，我喜欢比较强烈的，很夺人的色彩。
新京报：所以演员的服装都变得很夸张？
张艺谋：我总结过，中国所有古装片的色彩是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只要一拍到客栈，拍到布衣阶层，就都成了“老鼠灰”。但我这次拍的就是一个小面馆里的几个伙计，但我就让他们穿得鲜艳到很极致，让人物产生了象征性，包括给人物的名字，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只是一种符号而已。实际上整个寓言体的东西就是强化了自己的一种感觉，把要说的话包装在这个情节里面。
导演总是有一种毛病，就是给大家提供了娱乐性之后还不满足，总喜欢把自己想说的那句废话也贴在旁边，这个毛病我也改不了（笑）。
新京报：有评论说“三枪”就是“春晚+《武林外传》+东北二人转”，对此你怎么看？
张艺谋：这个我不在意，大家看了电影就会知道这依然是我的风格。其实作为喜剧表演来说，不大可能不重复，二人转演员的表演风格本身就是一类风格，就不要想在这种大类型上有什么标新立异，有什么创新，想明白这个就不担心大家说什么了。
其实什么叫电影剧本，难道不是由三十个小品组成的吗？赵本山的春晚小品如此受欢迎，创作是很难的，喜剧不好搞，喜闹剧和庸俗之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层纸，这次在拍“三枪”的时候，我一边在找更多喜闹的效果，一边在反思，常常问自己，庸俗了吗？过了吗？起鸡皮疙瘩了吗？什么是最好的喜闹剧，是要分寸掌握最好的，透着聪明和智慧的点子，让人在哈哈大笑之后，觉着还能有味道，这个很难，真的很难。
Q
也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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