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虽然崇敬胡适,承继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并给胡适的历史地位作过最充分和最崇高的评价,但李敖的远大目标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傲骨狂思的性格还是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均与胡适有许多相异之处。如胡适生性温和,讲话婉转含蓄,而李敖追求的却是率真与痛快,只要是他认为错误的东西,均六亲不认加以激烈抨击。胡适做学术研究与从政时不同,讲究“小心求证”,不喜欢把学术问题与政治扯在一起,而李敖研究学术的目的完全在于政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最感兴趣的是现实政治问题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基于这一点,他十分不满胡适“老是卖老货”,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看不惯。
对胡适研究较透的人如徐高阮,早就指出李敖的西化论不是出自胡适,而是受“全盘否定主义者”陈序经的影响。尤其是李敖受国民党的封杀、压迫和蹲大牢后,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对蒋介石藕断丝连,对官方温情脉脉,而是和国民党水火不容,因而他后来不再相信“淑世的改良主义”可争取到自由民主,反过来认为国民党是一头“毫无诚意”的“老虎”,一头绝不能与之谋皮的“老虎”,只有实行“精英抗暴”和“甘地式抗暴”,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基于这点,李敖声明:“我的父亲是他(胡适)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给启庆的信中表示了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的情绪,评价胡适,“简直可说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该有像他这样不进步的思想家”。他开始后悔过去写的那些过分赞扬胡适的文章,厌恶别人再把他和胡适深深地扯在一起,以至一听人家说李敖是胡适的信徒,他就恼火。李敖由过去对胡适的“捧”到后来对他强烈不满,都不是作假,而是出于心平气和的“静观”结果。李敖要做热情、叛逆、勇敢的“战士”,而不愿做胡适那种钻故纸堆,“整天所卖的竟是一些旧货与霉货”的“院士”。“胡适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是属于“李敖之”这种愤世嫉俗的“厌世家”的另一个时代了。
在酒会上猝死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前往南港主持“研究院”院士会议,由于过度兴奋和激动,在酒会刚结束时便仰身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紧接着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板上,从此再没醒过来。事后,国民党官方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103人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还亲自为胡适写了一副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蒋介石这一挽联是对胡适的生平和思想的极好写照。在普通人看来,胡适“戴博士帽,结旧式婚”就是遵从旧道德的表现。以他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整天泡在麻将里的旧式女子结婚,生活习惯难免南辕北辙。胡适以讲笑话的方式曾说过要将古时的女子“三从四德”的“四德”改为现今男子的“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里无疑包含有胡适自己的人生体验。这大概就是蒋介石所说的“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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