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表达意见时应当是温和的，“我还很意外的发现在很多人说我言论犀利。但有两点很好玩，第一，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犀利，我觉得自己是温和的一个人；第二，如果我真的很大胆很犀利，为什么我写的文章还能出，我说的话还能出现”，他认为，其实自己能说的，大陆知识分子也能说，只不过大陆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观念上的桎梏，而想当然觉得不能说，“当然我现在开始感受到各种界线的存在。那我的态度就是假装它不存在。”
有人把梁文道比作一个“布道者”，他生长在一个宽容的环境里，近年许多工作都是针对大陆读者、观众而做，他带来了香港有而大陆还没有的东西，比如说独立判断、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公民的责任心等等。
“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是布道者，因为布道者是很相信自己有个道要布，而且自己这个道还是对的”，他说只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介入者，带着一些自己的背景和观点来介入一些事情，而不是来布一个觉得确信无疑的道，他并没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介入如果好的话，它应该能够促成某些讨论，或者某些观念的变化，某些不同意见的提出，哪怕是相反的意见。
南都周刊X梁文道：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
大陆的媒体人会有某种群体意识，对中国有承担，所以大家会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这种群体感，香港不会有知识分子群体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是单打独斗的。热情地来，清醒地看
南都周刊：2009年你在大陆做了很多事，担任香港书展大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件。
梁文道：当时觉得香港书展二十年是一个好机会，让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全中国乃至于华文世界的书展。香港回归前我就提过，97年以后它就不该只是香港最大的艺术节，同时也是全中国最大的艺术节，应该把对象扩展到整个中国来。可是香港人一直没有这个意识。我自己一直强调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不是说香港以后没有文化人，而是说以后香港的文化人不止是香港的文化人，而是中国的。我很希望让香港作家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中国作家，香港的出版物也是中国的出版物，同时也希望大陆能够接受香港已经真的回归了。
南都周刊：你在大陆出了四本书，也多次来内地巡回签售。
梁文道：第一，很热闹。大陆传媒多嘛，在香港你搞个东西，来来去去就两三家媒体，读者也不会很多。搞讲座签售，读者就算来了，也不大会积极问问题，跟台湾很像，台湾也是，你要鼓动半天他才开始提问。在大陆，观众读者踊跃发言。另一方面，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讲，都带着一些很强烈的看法，每次我演讲完他都很积极地举手，其实不是要问问题，是他自己也要演讲。他的意见甚至很强烈，乃至于他在听的时候，有时甚至听反了我的话。第二，我也注意到，大陆这边做事情好像有很多俗套规矩。举个例子，我去演讲，通常有一个主持介绍我出来，然后他就说，好，下面我们就请梁文道老师发表他精彩的演讲，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奇怪，我讲都没讲你就知道我精彩。 南都周刊：香港怎么介绍你出场呢？
梁文道：大陆是个身份意识特别强的地方，但是香港不这样的，就说，好，下面我们请梁文道讲话。也会用敬语先生，但是尊敬的意思没有那么强。这方面香港和台湾又不一样，香港平等意识比较强，这跟香港人用英文较多有关系。在办公室我们不会叫什么总，什么董，我们叫洋名。在香港比如看到特首曾荫权，顶多叫个曾先生，要是多见几次熟了，我就叫他Donald。
南都周刊：大陆现在有很多你的粉丝。
梁文道：我一直对于在公共媒体上出现的自己有很强的距离感，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来和他们交往。比如说在签售会上他们对我很热情的话，我也会很礼貌很客气地对人。可是，我明明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我认不出他的样子，很愧疚。而且我要尽量小心当别人称赞我喜欢我的时候，我必须了解那不是我，要不然你会陷入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影响很可怕。我常常强调，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与自觉不应该只用在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上，也要用在自己的身上。
单打独斗和群体意识
南都周刊：今年你与大陆的文化圈互动也很多，你感觉自己和大陆知识分子比起来有什么差异？
梁文道：和大陆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互动，这是我过去一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2009年因为出书要去演讲参加很多活动，我认识很多人。比如去厦门跟连岳混了几乎一个通宵。在东北又认识一些人，成都又认识了一些人，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像陈丹青我是今年才认识的，但我们一见如故，我很喜欢他。我不能总体说大陆知识分子怎么样，但是我愿意说我恰巧认识的这些人，都是些有想法、有抱负的人。
另外，我觉得大陆的媒体人有某种群体意识，很进步的群体意识。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拿一份评论给南方都市报了，发不了，他的编辑就会想办法帮我转给其他的媒体去登，在香港这是不可能的，大家同行如敌国啊，完全是竞争关系嘛。为什么他会这么转，因为他很渴望这种东西出现。他为什么渴望这种东西出现，一定是因为他对这个社会有看法，他希望这个看法传达出去。他对这个把看法传达出去的愿望的热情，大于同行竞争的这种态度。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们这种人，至少是某个群体里面，你会觉得，对中国有承担，所以大家会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这种群体感，香港不会有知识分子群体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是单打独斗的。
南都周刊：你觉得大陆知识分子在表达意见时有什么特点？
梁文道：群体性事件的表达有两种，一种就是像石首那种，一来就用暴力闹大了。而像番禺垃圾焚烧厂这件事，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运动，相对比较理性跟节制，而媒体人方面的表达也都是非常的温和，甚至迂回曲折的。而在香港我们骂政府是很直接的，我们搞运动也是很直接地搞。我们不会达到石首的暴力程度，也没有番禺事件那么温和。
南都周刊：作为媒体人，大陆和香港两地的新闻环境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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