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离开香港之后，我现在更加体会到，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是真正百分百自由的，包括美国。但在香港或者美国，所谓的束缚是脑子里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言论审查，但那个言论审查并不在于政府会打压你，而是在于媒体可能基于商业利益，不想你批判某家企业；又或者是，主流媒体跟读者的倾向不想让你批评某种主流价值观太多，这种脑子里面的框框都会存在的。所以我来到大陆之后，感觉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在一个限定的条件底下去周旋，怎么去突破它等等。
南都周刊：常呆在大陆对你的港式思维有影响吗？
梁文道：那当然有，首先我想是知识面上跟体验面上的扩大跟增加。但是，在大陆面对的这种很容易有剧烈冲突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我是比较抽离的，我会同情弱者，但是我也会尽量的保持理性和距离去看这个事情，我想其实我的大陆同行也是这样的。我相信自己大部分的倾向是中立的，而我们的差别如果有的话，那就在于我更有条件去中立，因为我本来就不在这个地方长大，本来就有一种距离感，我脑子思考的方法大概还是和港式的人差不多。
南都周刊：回顾下，你自己觉得2009年哪些事情对你比较重要？
梁文道：我想到的总是我有什么没做，比如说，豆腐渣工程、邓玉娇事件、香港反对兴建高铁的计划……我应该多写点东西，包括在节目上谈，但是做不过来。我自己应该花更多时间坐禅，但是我四处奔波，住酒店。我觉得很遗憾，有点荒废了自己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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