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间”
“很多人说莫言是官方作家，我在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工作有一份工资，余华、苏童都有工资，享受福利医疗。这是中国现实。”
莫言现在开始忙碌起来，新长篇《蛙》出版之后，已有各媒体约访。他穿着旧毛衣坐在自家的客厅里，背后的墙上贴着女儿不久前结婚时的喜喜字。这个讲故事的高手面对媒体早已驾轻就熟，问题不用说完，他就会给出答案，细节丰富，观点清晰。
告别时，莫言对记者说，“不用动那些椅子，下午还有人来呢。”
“越是敏感题材，越要塑造独特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在讲座中说过，这部《蛙》回应了西方对于“中国作家不敢面对敏感题材”的批评？
莫言：也不完全是，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主要还是我的一个姑姑是一个妇科医生，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退休，还有很多人找她，一辈子非常曲折。她是我生活中非常关注、让我非常感动的人物，最终要写出来。
小说最主要的并不是要表现计划生育这个题材，还是要利用这个题材来塑造我姑姑这样一个独特的形象，我想这可能是小说家最高的追求。越是这样的敏感的题材，越有可能让自己的人物处在风口浪尖上，处在这种极富冲突感里边。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小说里有很多隐喻，比如蛙是娃的谐音，养蛙厂和背后的代孕公司等等，这些是你有意设计的吗？
莫言：我没想得这么明白，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些之间有某种联系。其实“蛙”是我们先民的一种原始崇拜，一种图腾。先民最重要的就是生存，繁育后代和获得食物——食色性也。直到现在我的故乡里还有蛙崇拜的这种痕迹。像高密的泥塑里有胖娃娃，双腿之间要抱着一个青蛙。所以小说叫这个名字。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中的写信者蝌蚪，一直在为姑姑做很拙劣的辩护，这是因为这个敏感题材所做的一种平衡吗？
莫言：也不是为了平衡，还是站在相对超然的立场上，来评价计划生育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一边倒，只展示一个个生命被毁灭的过程，那样，计划生育就是一个恶法，一个极不人道的政策，这是不客观的。实际上计划生育应该有它的正面意义。大的角度来讲，和战争一样，有大人道和小人道。
辩护的拙劣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本身就产生一种反讽。
中国新闻周刊：《蛙》的语言不再有你之前作品的那种典型的狂欢化风格，这是你有意的吗？
莫言：最初废掉的15万字还是狂欢化的语言，我觉得不能总是那样，要改。有意压低调地去写，用正确的语言去写。
我也不是一拿起笔就像野骡子撒欢一样，也可以收敛着写。我当然喜欢那种狂欢化的语言，太过瘾了，可以一日万言。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中国作家过了50岁创作力就大不如前，你有这感觉吗？
莫言：写长没有问题，一天写三千字，一年一百万字了。写作时间长了，你的经验越来越多，匠气就会出来，包括你的记忆力衰退。写小说要有记忆力，要从你这个记忆库去寻找写作素材，找词汇、找比喻。记忆力衰退了，就慢慢地不行了。
我们承认毕竟一个人总是有限度的。 “想和其他作家都拉开距离”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仍被贴上了“中国马尔克斯”的标签，马尔克斯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莫言：表面上看就觉得我受马尔克斯影响最多，因为有超现实的情节，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这样的小说，跟我熟悉的生活很接近。土改、革命、中农、共产党，这样的小说才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我们解放以后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是虚假的，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写的，而不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写的。这样的现实主义是狭隘的不真实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年在写《檀香刑》的时候，用那种乡土的语言，民间戏曲的语言。你在后记里说，这是你大踏步的倒退。我个人觉得像是以退为进的策略？
莫言：其实是想从文坛往后退。想和其他作家都拉开距离。不要大家都在一块，写的东西都差不多。
从热闹的地方往后退一点，作家就是应该像鲸鱼一样，稳重的，一个人在深海里呼吸。只有鲨鱼才成群结队，老虎也独来独往。其实文坛没有方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那种狂欢式的语言方式和民间戏曲有关系吗，还是受到其他的影响？
莫言：那种语言和文革有关系，那会儿都在广场上演讲，文革期间红卫兵大辩论，口吐白沫的。口才好会被人敬佩不止，文革期间的语言就是一种气势，大排比、空洞。语言的一种狂欢，大量的形容词，语言的霸气。
我的语言风格是杂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对我肯定有影响，早期小说里边受到元曲的影响比较深。元曲一韵到底的气势是有点狂欢的味道，这种东西我觉得很过瘾。再一个是古典小说，另外就是民间戏曲。
民间口头语言，我想着这个是最重要的。农村有很多文盲，但是口才极好，说话非常生动。我当时特别梦想长大了到集市上说书去。家里人骂我说我“热锅里炒屁”，闲我说话太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小说是对民间性的一个佐证，民间视角，新历史主义还有民间语言，但是你对“民间性”这个概念有所怀疑？
莫言：民间性，到底民间是指什么？过去我想多数人感觉是底层、农村，偏僻落后就是民间的；再有就是和官方对立的、在野的——非官方的就是民间的。尤其是诗人里，官方诗人能在主流的诗刊上发表的，在油印的发表的是民间的。这和出身没有关系。
后来慢慢我觉得民间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要把底层农村简单的理解为民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间。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小说所涉及的都是农村的变革，你已经在城市居住这么长时间，对于城市和当下并没有涉及，是不屑去写还是无从下笔？
莫言：是无从下笔吧。生活在城市里处处感觉到城市的虚伪压抑和弊病，但还轮不到写这些，已经想得很成熟的题材在排着队呢。
事实上城市也已经渗透到我的小说了，每一部小说都有所体现。像《丰乳肥臀》的后半部分，《蛙》的第四部分以后。广义上来讲，80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向城市化转变的。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丰乳肥臀》，当初也引起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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