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德里达逝世一周年

2004年10月8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因患有胰腺癌在巴黎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整个欧洲和北美思想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无不为这位对20世纪的人类思想和文化发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大师的逝世而感到悲痛。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德里达毕生对法国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正是有了他，法国才给了整个世界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对当代知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毫无疑问，在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看来，德里达的英名将和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的名字永载史册。如今一年过去了，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的理论思想不仅对中国当代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也产生了任何人都难以替代的影响。我作为他的一位朋友，不仅有一种“人去楼空”之感觉。今天在纪念大师离开我们一周年之际，这种感觉不禁更加强烈。德里达生前十分关注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以及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热情支持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可以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大批仍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先锋派文化批评家正是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启迪下成长起来并逐步从中国走向世界的。
     无庸讳言，在当今后结构主义及其衰落后的各种理论思潮中，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仍当推雅克·德里达。这位思想巨人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是一位典型的“流散”（diaspora）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出生在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后裔，德里达的学术道路实际上堪称当代众多理论家从边缘走向中心并最终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典范。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他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60－1964年在巴黎第四大学（索邦）教授哲学，自1965年起任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他曾经创立了巴黎国际哲学院并首任院长，逝世前长期担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德里达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理论批评界的崇高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以及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对他的解构理论的推广和普及，因此他在美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在法国的影响。他曾于60年代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于1975－1985年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被认为是美国的解构批评“耶鲁学派”的主将和精神领袖。解构理论在北美失势后他随即被聘为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并曾兼任康乃尔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每年继续频繁地往返欧美两大陆，不断地传播自己的批评理论思想。我和德里达就是在美国的高校相识的。今天回想起来就好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
     在怀念大师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不禁回想起我本人和德里达的几次短暂但至今却难以忘怀的交往。严格说来，我和德里达的交往和我与另一些西方理论大师的交往相比，并不算多，我甚至都未能完整地听完他的一门课，但和他那短短的三次接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实，我们生活在当今世界，总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有的人你和他相邻多年却没讲过一句话；有时人即使你天天和他在一起，一旦分离就很快会把他忘得干干净净；而另一些人，你仅仅和他见上一两次面却会有某种一生都难以忘却的记忆。毫无疑问，我和德里达的交往属于后者。早在80年代中后期，我就对德里达这个名字就有所耳闻，之后应当时的《文学评论》编辑孟悦和李以建之约请，在花了大半年时间的仔细阅读和研究之后，写出了长篇论文《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发表于该杂志1987年第6期。尽管我当时对德里达及其理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斯皮瓦克、卡勒和米勒等人的阐释性著述，但德里达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心中。当我翻开发表在欧美文学理论界有着导向作用的学术刊物《批评探索》和《新文学史》上的一些文章时，总能读到人们对德里达的印证和讨论甚至批判，可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人文科学以及文学理论，人们不管对德里达的理论赞同还是反对，都无法绕过这位思想巨人。我想这就是人文学者和思想家的力量。
     90年代初期，我曾两次与德里达擦肩而过：一次是我于1990－1991年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应友人的邀请前往巴黎第四大学访问，当时一位比较文学教授告诉我，德里达定于本周四下午在该校授课。我怀着仰慕的心情如期前往，但却得到意外的通知，德里达因出国讲学未能如期返回，原来计划中的课也就取消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按原计划匆匆结束了我的法国之行。另一次是我于199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研究半年时，暑期应德里达的老朋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新文学史》主编科恩教授的邀请前往该校出席一次学术会议。我在电话中特意问了科恩教授德里达来不来，他比较肯定地回答，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应该会来的。但后来使我再次感到失望的是，德里达依然因故未能出席那次会议。但在这其后的年月里，我仍然没有中断阅读德里达的著作，尤其是他发表在英文文学理论批评刊物上的文章。此外，我每次去美国访问讲学或从事学术研究时，总要光顾一下大学的书店，因为在那里可以买到德里达本人的著作英文本以及讨论他的学术思想和批评理论的著作。这样年复一年，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德里达的主要著作的英文版都买齐了。我越是读他的著作，就越是渴望和本人见上一面，以便当面向他讨教并和他讨论。
     2000年4月，我应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施瓦布教授的邀请前往该校访问讲学，当时正直德里达在该校进行为期一学期的讲学。我终于在希利斯·米勒教授的引荐下和这位哲学大师匆匆见了面，之后我还应他邀请到他的班上听了他一节课。令我吃惊的是，这位素来以其理论的艰深和语言的晦涩为特征的学术大师竟然用浅显的英语把解构的一些基本原理恰到好处地用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分析。持续两个小时的课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结束了，从那以后我不禁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课后在我和他的交谈中他表示了对中国文化的景仰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去中国访问。就在那次短短的会见的第二年9月初，德里达终于实现了他访问中国的愿望，并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宽恕”的演讲。其间我们抽空约定在北京王府饭店再次见面，并一起喝了咖啡，轻松愉快地回顾了上次见面后学术界发生的一些事件。当他听说我10月要去耶鲁大学讲学时，他告诉我他那时正好在纽约大学讲学，我们也许还会在那里再次见面。然而，就在德里达离开北京继续在中国其他大学访问讲学时，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之后我不顾周围同事们的劝阻依然于9月底赶往美国，出席了耶鲁大学校庆300周年庆典。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就在我回来途径纽约时，竟又欣喜地见到了德里达这位老朋友。我照旧听了他的演讲，当时正值9.11事件后不久，似乎每一个纽约人都面带严肃压抑的神色，于是我们匆匆互知致了问候，我向他发出了来清华大学出席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的邀请。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并要我把详细情况及时向米勒通报。看得出来，他们是至交，有着频繁的接触。可是，那次见面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我每每回想起这段往事，就感到十分的悲痛。
     作为一位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学者，我对德里达的理解在很到程度上是通过美国的解构批评家的阐释和他本人著书的英译本。虽然我也收藏了几部他的法文原著，但读起来总没有英文那么流畅。我始终认为，德里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解构主义哲学密切相连，解构主义哲学又称“后哲学”，对传统的理性哲学有着强有力的挑战和消解作用。由于德里达的后哲学的穿透力，它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也即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human science)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德里达多次辩解说解构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的策略，但其结果却充当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德里达就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鼻祖和领衔人物。尽管德里达从来不滥用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这些批评术语，但利奥塔、鲍德里亚、哈桑、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大师却无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甚至连哈贝马斯、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未能幸免他的影响。当然，后期的德里达也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并受到后者的启迪和影响。他认为马克思的幽灵已经渗透到了当代人的生活和著述中，包括他自己在内，任何一个当代人都难以摆脱这种幽灵般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他直到临终之前也没有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毫无疑问，我们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角度来考察德里达的贡献，就必须从构成文学文本的重要因素语言入手。德里达的理论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始终关注语言问题，并曾一度迷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但他的解构尝试正是由此开始的。他反对结构主义的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语言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显然，这一观点对认为言语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也反拨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义的掌握者的观点。因而在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从而为意义的多重解释铺平了道路。
     作为一位极其多产的创造性理论批评家，德里达一反经院哲学的传统，而是将他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这与尼采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他一生著述甚丰，几乎所有的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进入了英语世界，并在北美的批评理论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他自1967年以来出版的著述：《论文字学》 (De la grammatologie, 1967）、《写作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1967)、《言语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enè, 1967）、《播撒》(La Dissémination, 1972)、《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1972）、《丧钟》（Glas, 1974）、《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 1980）、《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 1982）、《哲学的法则》（Du Droit a la philosophie, 1990）和《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 1993）《他者的单语主义》（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èse d’origine, 1996) 等。这些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理论和以解构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但由于德里达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哲学范畴，溶入了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分，形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批评理论，因而他在经院哲学界的地位始终受到质疑。令人不解的是，在他逝世时，一些保守的哲学家经借口对他的理论“读不懂”而保持一场的沉默。我们到知道，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受到“沉默”的待遇有时甚至比受到批判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般认为，德里达的著述十分艰深难读，即使是阅读斯皮瓦克的英译本或卡勒的阐释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这里我应当指出的是，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相比，德里达是十分幸运的，他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国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这三位美国学者中，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德里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字学》准确地译成英文，并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艰深解构思想，为其在美国批评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一书则是全面阐释德里达的早期理论的最为清晰的一部著作；米勒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及时地把德里达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具体化在文学批评和阅读上。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批评阐释，德里达的高深理论和艰涩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学者们的书架上赋闲。那种认为美国的解构批评家未能准确地理解德里达的批评思想、或者说甚至对德里达的理论肆意歪曲和发挥的观点实在是不明白，这种“误读式”的或“创造性”的建构正是在德里达本人的参与下进行的，而且德里达在英语世界的这种影响正是他本人所期待的。
     就在我们那次在纽约的最后一次见面中，我曾这样问德里达，“为什么一个月前你在北京的演讲用的是法文，而我在美国听过你的两次课都用的都是英文呢？”他先是笑而不答，然后反问我，“你如果在纽约演讲用中文会有多少听众呢？”我回答道，“我如果不会讲英语，他们根本不会请我来演讲的。”这时他严肃地答道，“同样，我在中国的访问演讲是法国政府资助的，我作为一个法国学者，我必须用法文演讲，因为我不会讲中文。而在这里，美国大学邀请的是我一个人，并未邀请我的翻译。我如果用法文演讲的话，听众恐怕就只剩下法文专业的师生了。”由此可见，德里达十分重视他的思想在英语学术界的传播，当然他也很重视他的思想在中文学术界的传播和接受。当我邀请他担任我主编的大型文学理论丛刊《文学理论前沿》的国际顾问时，他在打听了我还准备邀请谁之后马上爽快地答应了。
     诚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思潮，解构主义早在80年代后期就受到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而退居了次要地位，但德里达本人的解构尝试却一直没有中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批评教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成分的并重，同时也可以从后殖民批评理论家斯皮瓦克的著述中见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明显踪迹。面对全球化时代理论的不断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评的崛起，德里达越来越远离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以及其后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模式，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代文化批评的理论论争中。他直到去世前一直都活跃在欧美两大陆的思想界和高校课堂，不断地宣传他那以解构思维为定势的文化批评理论。显然，他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和独到的洞见仍对当代文学的文化批评以及广义的批评理论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德里达离开我们而去了，当代人文学科和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界还会涌现出哪一位大师呢？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2005年10月4日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作者为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通讯地址：100084北京清华大学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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