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91年秋我和萧沉开始起意办一份民刊的那些天算起，到吕叶和《锋刃》向我约写这篇文章的2002年初，《葵》已迈进了它的第十一个年头。十一年，或“长”或“短”：对民刊，对我们的创作生命——不同的人想必会对这样一个时段有着不同的评估；但对作为编辑者的我个人而言，回顾起来却每每有种无言的沉重。
这几天，我总是尽力拖延着动笔的时刻，而更多地沉入到一种怀想和烦躁交替的境地。怀想是因为面前这几册厚薄不一的《葵》，以及它们背后所藏匿的我的那些朋友或曾经的朋友的面容。烦躁是源于现实——就在这一周之内，我居住的城市正面临着加缪曾在《鼠疫》一书里描述过的恐慌：一群底层混子前几天手持灌了红墨水的注射器（据抓获他们的警方验实），游走于市区的繁华地段以及若干公交车，逢人就扎，并宣称针管里装满了爱滋病毒，他们的行径令我联想到了不久前在各诗歌网上论坛四处泼洒污言秽语的“刑天”、“看见了”等那些诗痞小丑，以及阿富汗那批极端恐怖分子；还有另一天晚上，诗人任知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告知调往北京不久的天津小说家闻树国猝然去世的消息——三天之中，他是第二个告诉我这一消息的人。而就在大约二十天前，我和闻先生还在开往北京的城际列车上不期而遇，并畅谈一路。他的去世，再一次提示我在沮丧中想到世事之无常，以及个人之力对你所爱领域现状影响之有限……所有这些，都使我无法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把大家带入回忆之旅。我该说什么呢，“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其实，在《葵》所问世以来的这十年多里，诗坛又何曾宁静过？还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以及对理想火光的艰难趋进……
关于《葵》，一切都始自那个1991年。
那一年春，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分配回天津教书，因为同在纽约严力的《一行》发诗的缘故，结识了诗人萧沉。萧当时是《一行》在天津地区的组稿代理人，职业是医药公司文书，副业是广告公司策划，他是我刚回天津认识的唯一一位圈内朋友。那一年，老萧的《纳尔逊·曼德拉》在《一行》获了作品头奖，其它的国刊民刊也不时露面，可谓状态正佳。惟有一点，他参与负责的天津和平区文化馆出资的《诗人报》却停刊了，这使得原本就与先锋诗歌隔绝的天津诗人们在本地丧失了最后的一个与现代诗挨边儿的园地，萧沉本人也感觉没了用武之地。而我则刚回到这个诗歌荒芜的城市，以往学院的诗歌环境顿失，一方面很怀念过去在北京时交往的诗友，一方面也想尽力改变一下身边的诗歌环境。某一天又聊起徐敬亚的那本“红皮书”，很自然就把话题说到了办民刊上。
最初是想办成半年刊，32开的。因为当时的民刊大开本多，小的似乎不太流行。我们都觉得小的更像书，好保存。然后想名字，查书，萧沉找到了金斯堡的《向日葵箴言》，说就叫《向日葵》吧，再说凡·高也画过同题的名画。我当即赞同，不过嫌三个字罗嗦，便告诉老萧台湾有个“笠”诗社，一个字的名字叫起来挺别致，咱们的诗刊不妨叫《葵》。于是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接下来就是各自提打算邀约的同仁名字，无非是我俩当时觉得志趣相投的诗友。定了二十来个人，然后开始发信，说明宗旨以及刊物同仁集资的性质。不过当时草创，第一期实在是没有什么鲜明宗旨的，朋友中回信响应的便都算是同仁。萧沉执笔写了题为《关于〈葵〉》的“代前记”，这样写道：“《葵》是一次同仁性的集体诗歌行动，是开始，中间和结束；是眼睛，黑暗和光明。在二十世纪这最后的十年，《葵》只想摆脱这诗歌的谷底，给艺术以新生，而新生就是太阳，就是朝着顶点奔跑的全部过程。《葵》将在‘过程’里生活，在‘过程’里显现它永恒的意义。因为一切都在这个过程中，都属于这个过程。过程是目的的保证，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尽管这些话在今天读来，还略带高蹈之嫌，但当时确是我们发起办刊的激情所在——不止是建立一个作品园地，以供交流和集体展示。我们还渴望通过自己和朋友们的努力，一起来冲破“八九”后诗圈令人窒息的空气，通过创作上的实绩，为现代诗歌多创造、提供几种有效的写作风格和思维。从这个角度上讲，《葵》的创办，在一开始就是雄心勃勃的。
当然，第一期的亮相并没有赢得预期的反响，也没有充分显露出上述野心。有的读者看后还把这里面的作者戏称为“葵们”，大约是指它里面一些过于浓重的海子诗风吧。实质上在第一期的作者里，大概除了我本人之外，没有谁是对海子持断然否定态度的。而我之所以与别人不同，是因为我最早读的是海子的《打钟》和《亚洲铜》，这两首假模假式的作品令我对海子印象不佳，并由此对他的诗风以及膜拜他的诗人们充满了智力上的歧视。这一倾向至今未变，虽然后来的阅读和写作使我对海子部分短诗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凭借着我阅读上的直觉，我知道这个人的写作是一种反现代主义的写作，他的风行将给新汉语诗的继续现代化带来灾难。
在《葵》的第一期作者中：我和萧沉共同的朋友有严力和王敏。后者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大四的学生、原来的诗社社长。王敏利用自己原来搞社团的便利，为这一期刊物解决了印刷厂免费油印的问题。但打蜡版需另找人，宋晓贤的中学同学戴柏俊帮我们在他们单位找了一个愿意低价打字的朋友。那些日子没少给老戴添麻烦，我每晚下班，蹬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去老戴那儿，吃饭聊天看校样，然后就住在老戴的办公室里（因为家太远了），第二天一早再径直骑回单位上班。记得那阵儿天已经入冬了，每次骑在往返看校样的路上，听耳畔飕飕的风声，倒也满心欢喜，倍感生活充实。伊蕾、王向锋、梁晓明、蓝蓝、陈先发、阿橹、寒碧是萧沉约的；我约的人则有郑单衣、西渡、桑克、伊沙、蒋谈、蔡恒平、戈麦。编刊过程中戈麦去世，于是又加增了对戈麦的纪念文稿。
这里有个小插曲：印刷厂的装订速度极慢，因为走的是免费沾公家便宜的路子，王敏、我、老萧都怕最后刊物再起什么变化，于是决定不装订，把散页取回来自己定。这下好，我、萧沉，还有他的夫人，折页、分页、排页码、再装订，三个人在他们家忙了个混天黑地。等最后活终于干完了，大伙说怎么还不过瘾呢，真想跑到街上见什么叠什么。王敏这时放假回家了，算是躲过了一“劫”。
第一期《葵》印成订完，大约已是1992年2月的事了。共计一百余册，我和萧沉开始分寄各地。北京就免了，我背过去，这样一是省钱，二是可以多散点儿。
第二期《葵》编成于1992年8月，印成于当年10月。出于对第一期外界反响不佳的反思，萧沉和我决定最大限度地精简阵容，力求突出刊物的纯现代诗特色。并开始设栏尝试集中发某个作者的“历年诗抄”。这一期的作者有我、萧沉、西渡、伊沙、桑克、严力、宋晓贤、岛子、陈东东，还继续刊发了戈麦的七首遗作。前五个人大约每人出了那么二三十块钱。写评论的郭栋帮着用这点钱找了两个打字小姐，萧沉找到了一个许久未走动的开打印社的亲戚还是朋友之类的人，又赶着出了一期。仍是32开，这回是胶印，大约印了150本左右。
这一期的编者前记是我执笔的，内中提到：“马丁·路德·金有过一篇著名的演说，叫《我有一个梦》。对，我们也有一个梦——成就中国新汉语史上最优秀的诗歌。尽管很难，但这个梦必须实现。”有感于人们对刊物容忍作者多元化风格的议论，以及当时诗坛上部分标榜“先锋”、“前卫”的第三代诗人在写作上呈现的难以为继，我写到：“《葵》从不在风格和倾向上挑挑拣拣，它只针对诗。诗歌的近亲繁殖以及诗人间的党同伐异，是我们所绝对唾弃的。同时，《葵》对前卫、先锋等字眼不感兴趣，它关注的是精湛的技艺，成熟的思想以及心智的和谐。它从不脱离诗歌真诚的读者，也决不媚俗邀宠。”文末引了两位诗人的话：“作者不流泪，读者也不会流泪”（弗罗斯特）；“不存在什么方法，除非你才华横溢”（艾略特）。应该说，从这时起，一种鲜明的办刊宗旨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形成（我不知道萧沉兄是否和我一样）：一、超越于门派之争，凡能为现代诗的进步提供有效经验的诗歌，《葵》都应予以关注，应该有兼容并蓄的胸襟；二、口头上的“先锋”、“前卫”往往令诗坛处于一种群氓云集的状态，其对现代诗写作的危害将是深远的，对这类口号下的作品必须予以警惕。
与上述如此严肃的“前记”构成反讽的，是刊物最后一页《敬告同仁》的内容：“由于从第二期起《葵》送交打字社打印，故请诸君自下期始，随稿附寄五十元印刷邮寄费，此后不另行通知。”理想之高远，存活之困窘，两者的天地差异，从来都是诗歌民刊所要直接面对的。不过这时我和老萧以及所有同仁都有没想到，下一期《葵》的出版，要等到五年多以后方能问世。
其实在编完前两期《葵》之后，迫于经济上的压力，我和萧沉都觉得原来出半年刊的想法很不现实，一年能编一本也就不错了。于是1993年秋，我把编好的第三期《葵》的稿件和收上来的钱交到了老萧手中。大约年底之前的时候，萧沉给我打来电话，说样子出来了，你过来看看。我于是骑车从《八小时以外》编辑部赶到他供职的广告公司。一见样刊我有些发傻：首先，刊物的开本变了，成了单面折叠装订的16开，诗文均是单栏印刷——我很惊讶，好看固然好看，但这种奢侈的印装得要大家出多少钱？其次，许多稿件不见了，包括臧棣的三首诗和黑龙江田伟的几首作品；然后细看印成的内容，我给桑克历年诗抄所作的一篇评论也被做了删改，而这篇文章，我又根本没留底稿儿……
萧沉大概这时注意到我的反应，忙解释说改开本是因为这样能更加美观、引人注目，删去一些稿子是因为这期稿件太多……我回问了几点：一、考虑没考虑增加的费用怎么消化？二、按照那一期我俩事先的约定，我定稿子、收钱，他找印厂，对定完的稿子做如此大的变动，怎么事先也不打声招呼，这让我怎么跟那些同仁交代？三、我写桑克的文章为什么要删，莫非我们现在是在编一份国刊，还需要避什么忌讳（实质上该文内容里也没什么需要忌讳的）？对后一点萧沉的回答是：他本来就对桑克（还有西渡）的诗有看法，认为和其他同仁的风格不一路。我说这正是《葵》杰出的地方，不讲门派，只求展示诗艺，而且本来就是本民刊，弄得千人一面也没意思。总之两人的分歧开始显现。临走前我跟老萧说了几条我的意见，大致包括：一、《葵》如果以现在的面目出现，我反对，同时他如果老是自作主张，以后两人也无法再合作下去了，希望至少能让这一期尽快恢复原貌，把去掉的稿子补上，给各地同仁也好有个交代；二、改大本儿可以，但是否考虑印成双栏，这样可以省纸，少花些钱……过了些日子，我给老萧打电话，问进展如何，萧沉说他打工的广告公司事情太忙，顾不过来。我说那大伙儿交的钱呢，他说上次打印已经都用掉了。
至此往后有四、五年时间，《葵》陷入了一种停滞。其间，我因为兼做杂志和一家日报的编辑，也再没有像过去那样空闲的时间，再加上后来开始给《文友》等刊写文化批评和随笔，还开始忙于家事，每月又必须给单位出差，闲暇时间已少到极点。萧沉好象也跳了好几个广告公司，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有时电话问起《葵》的事，他就说过一阵。渐渐我也懒得再问。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俩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和萧沉都掏不出钱。而那时候打印社的费用又早已不是九十年代初的标准了。
这样大约就拖到了1997年。侯马（在流产的第三期里正式加入《葵》）有次打电话来问，说从天津一个熟人那儿得到确切消息，《葵》已经停刊。我说不可能啊，我作为发起人和主编者之一怎么不知道？打电话问萧沉，他说好像是他不久前跟人说过准备把刊停了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在天津办刊太难，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还要面临许多非诗因素的干扰（这一点从1991年我们两次筹办诗歌朗诵会被禁止就开始了）……我这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就问他那些稿件还在吗，他说还在，我说那你就交给我吧。于是又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起跑。
由于停滞了几年，我只好挨个儿向核心的同仁解释，并向大家另约新作。这时伊沙也正好到京津出差，他和侯马一致对我说：坚持住。就算只有咱们三个，也要坚持住。我当时挺感动，说放心吧，我不会让《葵》半途而废。这样，到1998年4月，新一期的《葵》（1998年卷，实际问世的第三期）终于问世：正16开，铅印，100页，印数200，印费花了两千五六的样子。全刊辟出上卷“作品”和下卷“理论”两个单元。收入桑克、王向锋、伊沙、西渡、侯马、萧沉、宋晓贤、徐江、严力、默默、阿坚、秦巴子、莫非等人的作品，并在理论部分推出了“八五年一代诗人对谈”。作者中，前七个人为出资同仁，平均每人出资约200元，我个人则负责补足剩余部分，并独自做了编校方面的工作。唯一遗憾的是，流产的第三期原稿中臧棣、田伟以及我本人写桑克的原稿均未找到，显然是当初删稿时没流下来。另外，原先所约黄灿然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稿子也终于未能刊出。
1999年10月，《葵》1999年卷（总第四期）问世。正16开，胶印，128页，印数300。印费近三千元。收入伊沙、宋晓贤、桑克、王向锋、萧沉、侯马、朵渔、徐江、盛兴、王小龙、于坚、韩东、杨克、沈浩波、南嫫、李伟、树才、张海峰、吴晨峻、江熙、南人、马非、余怒、阿坚、严力、欧阳昱、杨志等人的诗作及论文。其中，前七位同仁为出资者，金额200—300元不等，其余部分由我个人补齐，编校也都是我一人完成。
该期作者较多，我在《写在后面》一文写到：除了作品多以外，“也因为光阴的流转，迫使我不得不在编稿中渗入另外一个主题‘向九十年代致敬’。我想，读完本卷作品的朋友多少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即，诗坛与许多人原先所了解的那种版图并不一样……伴随着九十年代即将远去，你会发现除了那些令人生厌的买办诗人、殖民诗人在诗界整天胡乱蹦达外，我们也确实有一些优秀作品、优秀的诗人在不断浮出海面……”
这期也有遗憾：那就是我多年的朋友、《葵》自创办以来的核心成员之一西渡，因为“盘峰论争”的爆发，大家对诗的见解差距日大，再难合作下去了。而天津资深诗人李伟、福州诗人张海峰在《葵》的亮相，“70后诗人”马非、盛兴、朵渔、南人、沈浩波的加盟，则给这本民刊添加了新的活力。
2001年春，《葵》“2000/2001赛季卷”（总第五期）面市。大16开，胶印，149页，印数500。印费四千多元。收入唐欣、伊沙、李伟、王向锋、宋晓贤、马非、徐江、朵渔、南人、侯马、严力、杨黎、何小竹、崔恕、欧亚、尹丽川、杨邪、格格、秦巴子、小安、朱剑、沈浩波、盛兴、王敏、巫昂、余怒、李师江、小海、吉木狼格、李岩、张志、李红旗、徐柏坚、阿坚、非亚等人作品。其中，前七位同仁每人出资500元。朵渔、南人承担了部分打印费和印费。编校依然由我负责。朵渔负责版式设计和部分组稿、通联工作。南人负责印务和在京的刊物发送。任知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外阜通联工作。
后三位青年诗人对编印、通联工作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近年来所承受的压力。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诗人朵渔在养病期间独立给《葵》编排了全新的版式；南人除了联系印务，还亲自从廊坊押车，把《葵》分别运往京津；任知在个人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一次次从我这里取走一摞又一摞的刊物，自费寄往祖国各地。他们所受的辛苦和表现出来的热情，确实让我感受到了我下面这一代诗人对诗歌的挚爱，同时也让我禁不住回首和萧沉兄两人发起办《葵》的那最初的时日。古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写诗何尝不是如此，办民刊何尝不是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年轻的诗人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给我这个“老家伙”新的激励。正如不久前在网上，我在回萧沉的一封帖子里所讲：“无论写诗还是办刊，我现在都更愿意漠视既往的成绩。凡事皆有因果，我更重视下一个因果。也更重视构成未来因果的现在。”
这期的刊物有几点需要一提：首先是费用，三年来日益增多的印刷费用已经对承担它的每个人构成不大不小的难题，个别同仁开始质疑：“为什么总是咱们这几个人出钱，别人呢？”
我只好再做解释：其他的作者有不少也都承担了其它民刊或诗歌选本的印制费用（如《一行》、《唐》、《下半身》、《年选》等），个别诗人的生计甚至还存在一些问题，哪里还能再有余力交《葵》的钱？不过这也说明了《葵》在新的发展阶段，确实依然面临着经济上困窘的考验，而再像以往那样，靠少数同仁集资办刊的做法，已经显出它不堪重负一面。是到了改变的时候了。二是刊物这一年开始由“年卷”改为跨年度的“赛季卷”，这种变法突出了动感和对新老诗人创作的砥砺；三是我写的《什么是先锋，什么又是民间》，对一段时期以来诗坛的浮躁做了有针对性和前瞻式的批判。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老友桑克出于个人原因，主动退出这一期的《葵》。虽说这些年以来，《葵》一直是个半开放性同仁刊物，来去自由，但我一直以为，作为它最早也是最核心的同仁之一，桑克的离开是令人惋惜的。或许，这又是朵渔说的诗坛“论争后遗症”的又一个体现吧。
其实，2001年诗坛发生的许多事都表明，这一后遗症以及我在《什么是先锋，什么又是民间》里所提到的诸种“先锋”综合症仍在危害着诗人们的心灵。这一期《葵》作者里的李红旗和尹丽川，在网上化名为不男不女的“尹红旗”，对我和其他诗人进行一些诋毁和谩骂便是一个有趣的病例。我不知道这两个人对我个人的仇视因何而来？是因为我常常蔑视、谴责某些新一代诗人所过的那种烂仔、白粉妹的生活方式吗，可这与他们又有什么联系？说实在话，我为我原先选用了他们的诗感到羞愧。我干嘛不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年轻人审查得更严一点呢？这很对不起那些把现代诗视为神圣的读者。
写此文时，正在编《葵》2001/2002赛季卷（总第六期）。又是浩浩荡荡的一波作者与作品。看着这些或陌生或熟悉的名字我在想：这些人中将有多少会是即时性的作者、甚至将来的诗歌小丑，又有多少会因了自己写作的努力和人格上的自我严苛，最终步入不朽者的行列呢？我不知道。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也无法猜出他们各占的比例。作为一个编辑，实际上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着和渔夫同样的工作：好的渔夫总是放走小鱼，把够斤两的东西打上来。第一这可以使未来的大鱼不至中途夭折，第二也避免了买鱼人的失望。我做的是同样的事：把好诗网住，呈现给大家；把技艺和身心尚不成熟的作者留在海里，等他们长大、长健全。这工作有些神圣，也有些让人得意。虽然只是一本儿大家自己掏钱的民刊。至于工作中那些遗憾，有些是因为我没能做得更好，有些则非人力所能及，也就随它去吧。国足教练米卢问他的队员：“球场上最重要的动作是哪个？”标准答案应该是：“下一个。”
从经济的拮据上讲，《葵》的十年生存，在当代诗坛上是个奇迹。就选择文本时的严苛论，它能存在下来又是一个必然。这一方面要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费用的分担，以及对我个人选诗能力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同仁中重要支撑部分的“八五年一代诗人”在诗艺上的整体成熟，一份刊物要想具有影响力，印装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好的作者，还要有处于创作上升期的作者的不停加入。《葵》在这几方面，算得上得天独厚了。实际从第二期开始，每期刊物虽有厚薄之分，文本质量上大起大落的波动从未有过。即便是从新作者开始不断涌入的1999年卷至今，也从不曾有过问题。我在这方面的诀窍是：敢于得罪朋友。
每一份支撑有年的民刊都有它隐秘的生长经验，也有它无可挽回的遗憾，说出来可以激励后来者，也可以提醒新的民刊主办者，以资借鉴。《葵》的故事我先讲到这里吧。说也奇怪，这么回顾着，心情竟也好起来了。
在我原先为《葵》专门预备的一个记事本上，记着威廉·福克纳的一句话，是当初准备印在某一期的扉页上的：“我相信人类不仅是个忍受者，而且是战胜者。”
感谢上苍。感谢我们狼狈不堪的生活。
感谢《葵》。
20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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