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设想榜单是终了一种见解的方式，至于它引发的对抗性见解，我认为与榜单的见解没有实质区别。因为在情绪的对抗中，谩骂者的灵性会毫无觉察地遵循谩骂对象的思路。如同写格律诗是传统，而怀着对抗情绪不写格律诗，并不能让一个人更接近自由诗的真谛。但现在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即对批评常识的陌生、误解、甚至歪曲，在网络或报纸某些污蔑的“勇敢”言论中浮现出来，逼迫我放弃榜单一出万事皆休的心态。我希望以下的回应，依旧是为丰富对批评方式的健康认识，而不把颇俱份量的思考放在驳斥某人身上。
一、评委资格问题
评委的作用当然是要担当起诗歌的良知，所以，评委既不能对诗歌现场无知，也不能对评价道德表现出轻蔑或漠视。我不是惊谔有人对评委资格提出质疑，在他们“多数评委为何不是德高望重的学者或诗人”，以及“他们有资格做评委吗”的质疑声中，我惊谔于评价常识在他们眼里化为乌有。他们看不到曾经在朦胧诗征战中驰名遐迩的学者名字，已经离诗歌现场有多远。九十年代以来诗歌更为深广的发展，似乎再也没有引起那一代学者的兴趣。他们已成为单一的朦胧诗趣味的卫道士。他们关于当代诗歌的问题基本趋于一个：即与朦胧诗相比，当下诗歌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他们无力解读当下诗歌的困扰里面，所包含的诗歌事实越来越少。另外依我观察，不少能看出当下诗歌表现力的著名学者，他们又沾染了太多诗人圈的复杂人际，对诗歌的判断已经过多依赖与诗人的情谊。多数人是在凭“名气”或“力气”选诗做事，其中包含的稀薄才智，可以轻易被一个严守评价道德的后生超过。另外，诗人对诗歌现场的复杂性虽然有得心应手的了解，但出于对推广自身诗歌趣味的考虑，他们的评判里面隐含了太多自己的诗歌愿望、自我辩护等，所谓的“党同伐异”，便是这种愿望造成的行动。诗人的圈子化意味堵上眼睛，把诗歌分隔成许多的小监狱，加上圈子与圈子的同盟或对抗，再敏锐的才智也被各种圈子趣味或利益束缚得软弱无力，评价道德在这堵民间高墙外面被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便能看到许多民间评奖沦为逗人玩的游戏，外人眼里的评选迷宫，背后则是轮流坐庄或提携“同党”的游戏。所以，公众不能忍受的评委或策划人获奖的闹剧，时有发生。诗人的角色决定了他们在评价中，面临与前辈著名学者一样的严重问题。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帮忙我们摆脱圈子，又不脱离诗歌现场呢？恕我所说，榜单的评委就是这样一群自由旁观的学者。自由的旁观依赖自由的人际，他们确实做到了，除了认识我和马铃薯兄弟等南京少数几位诗人，他们的人际里尚无非靠勇气才能克服的东西。对前辈著名学者无法介入的诗歌现场，他们始终保持着全神贯注，对诗歌中令人深思的新迹象，他们都有应有的各种反应。写诗始终是多数评委的语言训练，如傅元峰、何平、何同彬、李心释、羊霞等，他们用得到耕耘的语言敏感，来甄别各种格调、风格、圈子的诗歌，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他们花了不少年，从评论和写诗两个层面接近诗歌现场，同时也从评论和写诗两个层面远离诗坛人际。有了他们，一种能超越各种圈子的有效甄别才成为可能，从每个圈子里飞出来的是蚂蚱还是云雀，才能一目了然。如果“德高望重”的附加条件，不过是前面我叙述的致命问题，那么我当然以加入这个无名者的行列为荣（何况马铃薯兄弟、何言宏、傅元峰等早已是诗界或批评界的知名人士）。他们将使诗人互评诗歌的做法逐渐过时，限制诗人在诗歌评价中的作用，将使诗人和学者都能找准各自的位置。诗人不该参与对自己作品的评价，除了呈现作品、宣言和态度，流传后世那不可言传的任务，应该交一代又一代接触诗歌现场的学者完成。过去，我们错就错在这里，评价体系不该与诗人融为一体。正因为这个引起轰动的事件内涵深远，大家一时难以适应时代对于诗歌评价方式的新安排，但依我看，诗人应该习惯失去这种评价的“权利”，应该把说哪首诗是高峰或低谷的权利，交给那些后起而敏锐的学者。诗歌评价应该从“神秘”的人际中解放出来。
二、评选标准问题
不少人总是期待标准应该来自德高望重人物的恩赐，可是并不了解标准实际依赖诗歌现场的运动。朦胧诗的标准在迁徒近三十年后，与诗歌现场已经有了一条鸿沟。这里不是说朦胧诗中没有诗可以流芳后世，而是说曾经显得突出的时代因素，已经与新的诗歌现场格格不入了。标准中的时代性，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要求，它是开始一切原创的基础。朦胧诗标准中能够长存的，是与整个诗歌史的相似性，这种普遍的要求往往会导致诗歌丧失鲜活和原创。好在朦胧诗里存在过令人信服的时代因素，这是我们在回顾它时感到鲜活，或颇具原创力的真正原因。也说明一样是批评家，为什么新一代诗歌的崛起，往往也伴随新一代批评家的崛起。对诗歌时代性的变迁是否敏感，不是单用推理论证就可以完成的，依赖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的阅读和共鸣，依赖非学术的诗歌和语言敏感的训练。所以，批评家对现场经验的积累，与个人成长有神秘的联系。对前辈批评家显得颇为困难或不感兴趣的问题，如语言与现实如何重新协调等，新一代批评家便能做得从容不迫。而追踪标准中的非时代因素，即贯穿于整个诗歌史的那种超越性，新老批评家扮演的角色都是相同的，这种超越性凭智慧可以把握，是一连串与当代语汇无关的经典阅读，和由热爱促成的适度的学术训练，无须批评家介入个人的生活经历。
尽管标准不像法律条款可以细化，那样做的不妥当是一目了然的，但我仍想说明榜单评选的注意力是在哪里。我们既不愿迷失在超越性带来的抽象中，也不愿迷失在时代性带来的偏狭中。我们注意到作品得以维持长久必须兼顾上述两个因素。超越性与时代性的紧密配合，使诗榜的作品犹如好的或不好的示范。达成这种共识的过程也颇具代表性，评委们都有自己的偏好，比如马铃薯兄弟偏好口语，我偏好简洁、清丽的书面语，何言宏关注人类意识，傅元峰关注诗歌里的中国性等。那么评选中各种趣味碰撞的意义又在哪里？依我看，评委会就是对诗坛乱象的模拟，一个美或不美的小公开市场，榜单是经过竞争在乱象中建立的秩序。不见得榜单就能模拟历史的最终选择，但它比单一趣味或人际关系促成的选择，会有更大的价值，因为榜单所包含的标准，没有受到任何一种当代趣味的束缚。
三、负面榜问题
大量报纸仅仅聚焦庸诗榜，反而阻碍了认识三个负面榜的意义。在报纸制造的动机迷幻中，只有诗人于坚意识到了比榜单更重要的东西，他对报纸说负面榜的出现“这次的形式是开了一次先河”。是的，哪个读者希望真实的评价是一场猜谜游戏呢？批评家的语言都消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奉承上，使得众多寻找方向的爱诗者，必须花费诸多努力才能弄清作品真相。这些“清醒”或“博学”的好话与无知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说得越深刻生动，越增加了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的难度，增加了一代新诗人成长的成本。当批评的正确性也成了新鲜事物，当批评或自我批评的能力得不到发展，那么我们试图鉴赏某一作品时，我们依据的思维其实只适合鉴赏某种情谊，鉴赏某种利益，或者至多适合鉴赏相同阵营里的“杰出”作品。如此建立的批评环境，很大部分是让读者对庸俗作品予以重视，使鉴赏趣味被那么多庸俗作品弄得混淆，这样遗忘好作品就成为可能。当优秀作品的丰碑难以得到确认，由于庸俗作品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它们便会产生让作者感到“幸运”的效应，即庸俗作品一样会培育出忠实的读者（读者不是先于作品产生的）。这就是好话连篇的批评环境产生的绝妙错误，直到作品的真谛，有一天被后人指出时，当代这些煞费苦心的“挑选”就成为后人眼里的耻辱。记得一位年轻诗人曾找我写评论，我回复他：你能承受得了我的真话吗？他很快表示了他的勇气。当我依照真实的见解写下欣赏和质疑并存的言辞，他连发表的勇气也没了。这是诗人只能接受好话的例子。反过来，当代的批评家又太像诗人，他们总是积极回应情谊或利益或抬轿的要求。只有好作品才能在说好或不好的环境里长久，庸俗作品在这种环境只会渐渐暗淡，所以，负面榜的出现旨在帮助建立一个说好或不好的公开市场，它越催生出各地说真话的榜单，或真实的批评声音，这个有关诗美与不美的公开市场就越可靠。依我看，它开先河的真正意义在于，开启了企图脱离利益影响的新批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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