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说南京很好，适合生活、适合写作、适合做学问。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有远方来客艳羡或客套的口吻，有客居者自豪或庆幸的语气，但我不知道那些堂皇的理由是否可靠。我们经常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城市中的人都喜欢夸夸其谈，言语有时候真的是很可怕，一点道德感都没有，它们像是毒品，廉价的快感驱使我们为一个个“狰狞”的场所辩护，为自己的苟且和怯懦乞讨一点点尊严。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所有的城市都是“平等”的，平等得让人绝望，让人为“人”本身感到沉重。活在这里的真实理由常常是无法示人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爱美、向往自由的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呆在一个愈来愈恐怖的洞穴里。
城市是一个可怕的洞穴，穴居在这里的人有一种悲伤的底色，而那些偶然漂泊在这里的文学人则是这一底色的最真诚的见证者，他们拒绝遗忘自己是悲伤的孩子，但却会因此更悲伤。柏拉图让我们走出洞穴去看太阳，看到太阳就明白洞壁上的影子是幻象，就明白发现真理是多么幸福，而沉溺于幻象是多么地让人痛苦和哀伤。可是柏拉图没有见过这样的城市，他无法预知一个庞大而恐怖的洞穴会有多么让人折服和堕落的魔力，这里没有什么是真实的，真理的范畴是失效的，得到真理比沉溺于幻象更痛苦，或者说，留在洞穴里才能保持最后一点点真实。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那么喜欢洞穴，“坟墓是温暖的睡袋，而生活却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常常彻骨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已不值得我们出门，而于我而言，能有耐心留在这个常年极夜的寒苦之地，能有勇气走出没有士兵巡逻的“十字监狱”（布罗茨基曾经的关押地），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我拥有一些文学上的朋友，他们是我在城市中得以悲切苟活的“亲人”，他们是那些永无止境的寒冷冬夜的些微火种。于南京，于我，黄梵就是这样一种触目的“存在”，我们彼此都是一粒能够给予对方温暖的火种。
我与黄梵结缘于《第十一诫》，经友人夏夜清介绍，我为他的这部长篇处女作写过一个稚嫩的评论。在一个夜晚举行的讲座上我第一次见到黄梵，我早已忘了那晚他为那些真诚又“无知”的听众们讲了些什么，但我能够感到他的滔滔不绝背后隐秘的孤独。孤独，就像他在《词汇表》一诗中的定义：所有声音听上去都像一只受伤的鸟鸣，这一印象在我们之后的交往中慢慢凝固下来，成为我与他，以及他介绍的几位至今关系牢固的友人们互相认领的耻辱标记。那个时候的黄梵正处在人生和创作的一个转折时期，《南京哀歌》正为他的青春誓言立下墓碑，他早年的热情、广场上黑色的激情被埋藏在那些行将失效的胶片里，历史的旋转把一切青春的倔强、勇敢消磨成“等待青春消失”的中年静观，在这样崩塌性的蜕变面前，能够静观是“可怕”的，一个危险而广阔的诗性空间向他敞开了。以至于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那么得沉静、温和、不愠不火，就像他对“中年”的描述：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它也一声不响。而这条大河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奔腾在黄梵的内心，成为了他不断改变自身、试图超越自己的动力，尽管这条大河的呈现是平静的、从容的、恬淡的、曲折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呜咽的，但它给予黄梵的变化却是丰富的、生动的。
之后的几年，我们围绕着“南京评论”这一小的、松散的文学团体成为朋友，通过一次次的交流砥砺而成为彼此的倾听者。黄梵的倾听敏感而深入，这一品质让他的诗歌经常能抚摸到你心灵深处的隐秘伤痛，让他的小说带有印象主义者的朦胧的“锋利”，那些精妙的片段式叙述常常让人感觉置身于刀刃的寒气中。这种敏感源于他的好奇心和广阔的的阅读视野，如庞德所说的，没有好奇心，诗人就会枯萎。而不懂得在阅读中确立方向与高度，那写作也将是盲目而重复的。黄梵不是一个僵死的、因循的文学生产者，他总是能从对优秀作家作品和各种艺术形式的谛听中获取滋养，有的时候我真的惊讶于他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还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投入到那么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中。与他的倾听能力相反，尽管黄梵能够在任何场合中表现得像是一个成熟的演讲者，但他却本质上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由于拒绝缠绕，他的文学宣言准确、生动但永远无法成为旗帜。黄梵有丰富而广阔的内心，庆幸地是，他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呈现它，我说的是那种文学掮客们的夸夸其谈的呈现。巧言令色，鲜矣仁，关于文学的一切真理都是无法用语言精确描摹的，它的不可言说性是一种必需的神秘与敬畏，用黄梵的话说，文学是直觉的，不是什么真理的通道；而直觉往往是鲜活的、游移的，不是那些概念和主义可以框定的。黄梵的小说和诗歌远比他的言谈要奇妙，虽然他关于创作和生活的很多观点是朴质的、清新的、独到的，但与他的诗歌和小说中呈现的复杂内心是无法完全契合的。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清楚地知道边界在哪里，知道那些无法言及的孤独内心和精神秘闻是永远无法谈论的，但我能感受到它们散发的温暖气息在我们之间的游荡，似乎我们就是他笔下的蝙蝠：我开始感到它们振翅的温暖/蝙蝠，害怕孤独的蝙蝠，也许你我错在──/不能交谈，却如此接近。毋宁说这种“不能交谈”是一种障碍，不如说这就是文学人的宿命，黄梵从来不试图在言谈中说服任何人，也从来不要求他周围的朋友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他只是诉说，只是促成“交谈”。我从来不会把他作为一个文学“导师”，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兄长，并非是他的言谈不会给我教益，而是我喜欢把文学上的朋友当作自己的亲人。我清楚得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合适的，在这个荒唐的文坛上当面彼此称兄道弟、互为友朋，背后互相诋毁，或一言不合、反目成仇的闹剧已经太多了。但我与黄梵的亲人关系是建立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心交、神交之上的，是那种谁也彼此不愿忽视和遗忘的，也即彼此成为可以贡献温暖的火种。在这个城市的巨大洞穴中，对于一个个饱受凌迟之苦的心灵而言，更为贴近灵魂的友人是血缘和婚姻的亲人所无法代替的。有边界的交谈就是我们的神谕，彼此守护对方的孤独就是我们的使命，
曼德里施塔姆在《论交谈者》中认为：诗人与谁交谈？一个痛苦的、永远现代的问题。他认为，作为具体的交谈者，时代的听众和同辈中的朋友是纠缠着诗人们的永恒的恐惧，而真正值得诗人们期待的交谈者则是那些总是未来的、未知的接收者。在谈到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之前，曼德里施塔姆发出这样的疑问：每个人都有一些朋友。诗人为什么不能朝向朋友、朝向天然地与他亲近的人们呢？但他认为的朋友却是那些多年之后在海滩上捡到漂流瓶的人，漂流瓶记述着航海者的神秘的遭遇，而捡拾它的人是那个隐秘的收信人。与熟悉的人交谈，只能说出熟悉的话。可是，熟悉的人真的就不可以是那个“隐秘的收信人”吗？这个洞穴很寒冷，而未来只能更寒冷，有几个人还以诗的内心珍重过去的漂流瓶呢？历史成为时代人用以牟利的浮华废墟，而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未来就会认领我们的漂流瓶呢？所以，我对未来的接收者没有期待，我把黄梵作为一个合适的交谈者，他也把我作为那个“隐秘的收信人”，我们为彼此投掷密封的漂流瓶。在南京可以成为这样的交谈者的还有，但并不多，也不需要多。我不关心黄梵是否会成为一个人人称颂的大师，也不关心他是否会拥有一个合适的文学史位置，我只关心他是否还会那样在我的生活里优雅地出现、真诚的关心和问候，在茶馆、咖啡馆的角落里充当我的孤独的交谈者，那里有一条河流经过，有各种漂流瓶在我们孤独的边界徘徊，我们打开那些隐秘的信件，孤独就会插上萤火虫的翅膀，互相照亮，彼此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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