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我为自己的执着感动
2006年主要成就：作为一个以描写西藏地域生活而驰名的作家，范稳新作《悲悯大地》（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被称为中国本土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力作。
2006年最骄傲的是我创作计划中的“藏地三部曲”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悲悯大地》如期出版。这是我为之努力了三年试图诠释藏文化及其宗教的一部小说。沮丧的是这部书虽然在评论界叫好，但是发行量始终上不去。我个人认为，一部反映西藏文化的严肃文学作品应该有更多的读者，但是现在的图书市场对我们这些搞严肃文学的写作者来说，的确令人沮丧。最喜欢的事当然还是回到藏区。今年来去了三次，每次都有很大的收获。最被感动的事是今年七月在云南怒江大峡谷一个叫白汉洛的藏族村庄里参加的一台天主教弥撒。为了赶上这台乡村弥撒我走了两天的山路，翻越了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我既为自己的执著感动，更为那些身处深山僻野仍坚持自己的信仰的藏族人感动。最愿意收藏的回忆是在藏区高山牧场和一个放牧的老人共同围着火塘度过的一个夜晚。那晚我知道了许多在我们想象力以远的人生传奇与经历。
文坛发生的事情，如果跟文学创作没有多少关系，我基本就不管了，也不愿去评述，我也没有看到对文学创作本身有多大促进的争议。似乎大家在谈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地去写自己的东西，坐而论道，那文学就真的只有等死了。文学死了，作家也就死了。但古往今来，总是作家先死，文学永恒。因此一代作家讨论文学的生存或死亡，未免肤浅。事情还远没有坏到大家都要去讨饭的地步，就是真到了这一步，一个真正的作家即便讨饭也要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
文学的基本价值在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异，过去这个价值是由文学理想和精神来决定，现在似乎是由话语权力和市场来说话。我的文学价值观很传统，跟过去一样，要写出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东西。作家的变革如果是指在文学范畴内的，当然应该支持。如果跳出这个范畴，到市场上去搏杀求生，则可能是严肃文学的悲哀。作家们其实过得都不赖，比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得好。所谓求生，不过是欲望的驱使罢了。那是没有止境的。未来一年文学靠什么成长呢？我觉得一靠激情，二靠理性，二者不可或缺。激情让我们对生活永远充满写作的冲动，理性让我们坐看云起，埋头干自己的活。
2007年在我的创作计划时间表里是阅读和在藏区跑的一年，为2008年的写作做准备。
周国平：官司全部胜诉，但不感到兴奋
2006年主要成就：《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是周国平对人生、社会、思想、道德、法制、教育、青年、爱情、婚姻、女性、子女、写作等诸多方面的看法。
2006年，情感体验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2005年因为书引起的三个官司，到2006年总算全部了结和胜诉，不过并不感到兴奋。我只期望今后出版市场和司法环境都更加规范一些，使这样的官司越少越好。
对于2006年文坛发生的很多事件，关于文学的许多争议，我不太关心。在我看来，好的作家也不应该关心这类争议，好好写自己的作品就是了。文学的价值只存在于好的作品之中。一切离开作品的争议都与文学无关。现在围绕作品的争议太少，离开作品的争议太多，实在可悲。我认为文学永远靠作家对写作本身的热爱成长。
2007年，我在写作上没有新的计划，由于我写得太慢，争取完成若干老计划就不错了。
麦 家：高兴与麻烦接踵而至
2006年主要成就：讨厌套路、喜欢出其不意的麦家因为《暗算》（作家出版社版），成就了2006年中国电视剧的“标志性建筑”。
总的说，我觉得作家不是个容易产生骄傲感的职业，这个职业要求你孤独，浸在孤独里，而孤独的人跟谁去骄傲嘛。一定要说，填空性地说，今年我最满足的事是《暗算》电视剧播出后得到了观众喜欢，似乎不是一般的喜欢，走到哪里都听人在津津乐道。这好像确实是件高兴的事，但是沮丧跟着就来了，就在它的背面，甚至是侧面，一转身你就烦了。什么？就是接踵而来的制片人、导演，一个个项目，一个个的诱惑，弄得我“物是人非”。报道中的新长篇久久不露面，肯定跟它有关。我一直期待今年推出新长篇，可转眼三年多了，还是闷着——说法越来越老，脸皮却越来越薄了。
说小一点，文学的价值就是让我活得相对比较充实又简单，这也是我宿求的。我一直讨厌喧嚣，而这时代越来越喧嚣，尘土飞扬跋扈地飞扬，遮天蔽日，没劲，文学算给我了一个缓和吧。说大的就没意思了，也没人听——那么喧嚣谁听谁的？我们甚至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不见了。任何时候，作家都是靠“好玩之心”和“好求之心”——两颗心——写作、成长的。现在的文学被批评家斥为“空心的文学”。文学空了心，死了也罢了。
我在写一个新长篇，《解密》系列的，算第二部吧，已经磨蹭那么久，我想明年无论如何要结束了。其实，结束是随时都可以的，只是想把它弄好一点。
张悦然：一张张真挚的面孔成为我的美好回忆
2006年主要成就：长篇力作《誓鸟》（光明日报出版社版）无论是选材、构思、写作手法、情节设计各个方面，都摆脱了青春文学的痕迹，被誉为张悦然的转型之作。
目前我手头同时在写两部长篇小说。希望2007年的时候，这两本书都能与我的读者见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沮丧也没有。最喜欢的事是第一次拿到自己的长篇小说《誓鸟》的样书时。最感动的事是父亲认真读完了我的新书。最愿意收藏的回忆，是在签售时看到的一张张真挚的脸。
文学是一种宣泄和补养。它更多的时候，是人的一种自然需要。我反对把文学看得太崇高，过多强调作家的理想和责任感。我不认为中国作家需要在变革中求生，一个作家之所以不断创作，这是因为文学对他来说，是必需品，而不是因为他需要通过文学来谋生、求存。他们面临的压力应当来自创作本身，而不是外界。
我不喜欢预测，只能说，我希望中国文学更有想象力。2007年，我除了写几个短篇小说，没有大的写作计划。
王树增：我一年中只做了写《长征》一件事
2006年主要成就：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图书中，《长征》（人民出版社版）算是最厚重的作品之一。
2006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写《长征》。让我备感沮丧的是，《长征》写了30多万字，写到一半推倒重来。这个滋味不太好受，毕竟我花了太多心血。不过《长征》出版后得到读者认可安慰了我一番。前段时间，我到遵义去签售，他们对《长征》的热情出乎我意料。中国普通百姓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流露出的骄傲和留恋，让我很感动。签售那天，天气很冷还下着小雨，要求签名的队伍里有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由母亲带着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作为一个作家，当自己的写作能够得到最普通的读者的承认时，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骄傲更感动的事了。《长征》53元的定价不算便宜，对于普通百姓，尤其是生活不富裕的老区人们来说，拿出53块钱买一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些读者还买了我以前出版的《朝鲜战争》和《1901年》，这些书定价都不低，他们拿到我面前时，让我震惊。读者滋养了我们，给了我们信心和写作动力。
因此感动之余，我对读者有了一种更强的责任感，促使自己更努力地写作，绝不能让读者失望。读者对作家作品阅读后表现的失望，对写作者来说是件绝望的事情。写作不是孤芳自赏，如果作品是公众读物的话，那么作家在社会责任感上、在文学的审美上，必须给读者某些奉献，否则就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作家。
我认为文学的基本价值是社会价值。文学作为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并列在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之中。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负责任，对读者的心灵有所滋养，至少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给读者一种积极的关于人的生命过程的思考，这是自古以来，自打有文学概念以来，文学最基本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文学在人类文明史上不会存在。
文坛出现了畅销或者滞销的某种特例，除了受当代社会某种浮躁情绪的影响之外，一部作品受到最广泛读者的追捧必然有理由，我想能够存在的东西就是合理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都信奉“文以载道”的古训，无论站在什么样的文学立场上，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坚守社会责任的良知恐怕是最基本的层面。文学从创作角度来讲是很个人的事情，不太能够贯彻团结合作的精神，是作家分散劳动但又在大的文化氛围下创造出来的。
我对这个时代还是有新奇感的，包括阅读。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是经典，那么不管时空如何阻隔都不会产生阅读隔膜，譬如《诗经》、《史记》、《静静的顿河》等这些我们百读不厌的作品，我想这就是文学经典。作为作家，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这些经典的高度，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都是经典作家，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当今中国文坛缺少经典。如果我内心里还有悲观的话，我想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经典，因为目前不具备产生经典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
我想我永远达不了那个高度，与谦虚无关，那是我向往的高度，美学就是永远在彼岸。作为作家，我会永远追求那个高度。
由于《长征》出版太仓促了，致使出现了一些瑕疵。因此我现在就开始写《解放战争》，准备在2009年出版。这样，我写得从容一些，也能给编辑和文学上的好友留审读的时间，争取在出版之后少一些遗憾。同时穿插着写的还有我的《1911年》。2007年对于我来说，不是出版的年头，主题很大的书，一年一部也写得过来，但质量会很粗糙，体力消耗也会太大，写作是件非常艰苦的事。
成君忆：我的人生又得到了一些历练
2006年主要成就：作为出版过《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等本土畅销管理类作品的著名管理学专家，成君忆新作《像园丁那样管理》（中信出版社版）似乎不算畅销，或许正如他在博客里所解释的，《像园丁那样管理》表白的是一种价值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观的。
2006年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身体持续好转。《像园丁那样管理》海外版权已经谈妥，台湾地区的繁体字版也在商谈中。想想都是些好事，哪怕是一些沮丧的事我觉得也挺好的，考验了我的融错能力和包容度，让我的人生又得到了一些历练。至于感动的事太多了，只要是真情流露，就会让我感动。
我已经不怎么关心经管类图书了，这与经管类伪书风波无关，现在市场上经管类图书多数是与现代管理学有关，而这与我个人的管理理念有些冲突，我对现代管理学是持否定态度的。我承认它技术性的知识是有效果，但我所质疑的是它的理念。我认为，管理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理念问题。我们的管理理念这么多年来没有太大变化，始终处于两难的状态。我把管理分成两个类别：一是渔夫的管理，另外是园丁的管理。现代管理学是渔夫管理学，强调对财富的占有和掠夺，是一种合法的前提下或者钻法律空子的唯利是图。我们都认为管理学属于经济学分支，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管理必须符合“投入与产生、投资与回报、效率与成本”的经济原则，不强调道德，只强调成本。现在我们的社会功德无法保证的原因，是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非经济学难题，譬如员工的忠诚问题。按照经济学的理解，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是一种投资，企业再按照忠诚度给出一个相应的价格，忠诚与职位变成了一件交易关系。诚信问题也如此，这些表现在道德人性层面的难题，都是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因此我觉得现代管理学的路径不对。
经济学只是管理学考量的指标，赢利绝对不能成为目标，一定有个文化道德层面的中心目标存在，如果丧失了这个目标，企业就会变得非常盲目，遇到行业的风险或者战略投资上的风险，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但许多企业把赢利变成一场赌博，不去考虑员工的前途问题。现代管理学最大的问题是让人找不到人生的出路，所有的人只是工具，老板是个赚钱的工具，员工是帮他赚钱的工具。
2007年，我有一本管理学作品出版，现在暂时定名为《赤壁战争》。事实上，商业上的战争和军事上的战争有相通性。在赤壁之战中，曹操为什么会失败？我们得找证据，在找证据过程中，我发现拿管理学的方法去研究赤壁，会挖掘到政治之外的真相。
王海鸰：读者的真诚让我觉得特别可乐
2006年主要成就：《新结婚时代》（作家出版社版）收视飘红，图书热销。
2006年里让我最高兴的事，肯定是电视剧《新结婚时代》收视率高，同名图书卖得火了。让我觉得最沮丧的事就是暖气管漏水，把家里的地板泡了，同时遭殃的还有存放在储藏间里的书，真让我心痛不已。最感动的当是读者和观众的热情。
对于各种各样的邀请活动，我平时很少答应。但我去深圳讲了一次课，主要是谈自己的读书、人生、写作。演讲完之后，我记得有一个高中女孩冲到台上来，对我说：“王老师，你是一个成功的……女人。”她憋红着脸、断断续续说话的样子，让我觉得特别可乐。有时候这些活动我不是特别想参加，但去了以后，又会获得分享交流的愉悦。坦白地说，我平时很抵触这种活动，直接跟读者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我也不是很喜欢。但经过这次尝试后，我真诚地讲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发现读者和观众是很愿意听的。
对于文学的基本价值，其实每个作家的感受都不一样。我在写作上，喜欢关注当下主流的人生体验，能与时代对接。事实上，我很关心作品在市场上的反响，不论是电视剧还是图书。因为精神产品也是产品，喜欢的人越多，说明这些精神产品的受众面广，影响的人群也大。
2007年，我以前出版过的《大校的女儿》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发行，同时要完成一个军事题材的电视剧《我是一个兵》，应该不会出书。因为剧本和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把剧本改成小说，是一件很累人的活，我想在2007年里休息调整一下。
曾 炜：我能记起的都是一些乐事
2006年主要成就：《米奇的甜心屋》（花山文艺出版社版）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青春梦幻风潮。
“红袖添香”网站今年做过一个关于青少年阅读的调查。在青少年最喜爱作家排行榜的榜单上，我名列其中。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作者来说，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肯定都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沮丧……似乎没有。我的性格好像还蛮奇怪的，可能是大脑记忆的内存不太多的缘故吧，所以我能记得的都是快乐的事情，沮丧或是不快乐的事通常很快就遗忘了。让我开心和感动的事是我的新书《米奇的甜心屋》出版以后，“弦月之音”和“心灵港湾”这两个网站联手自发地把《米奇》排成了一个广播剧，并在网络上连载。每次想到有那么一群陌生的朋友因为喜欢我的书而始终在不求回报、默默地付出时，我就觉得很温暖。
时代再怎么变迁，文学给人带来的快乐、悲伤、感动、震撼和思考，这些我相信都不会改变。说到变革，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必要为了变而变。社会虽然在快速发展着，但与此同时，有才华有责任感的作者应该都能够敏感而细致地搭住时代脉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