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殿堂——诗协理事会在西二道街道10号开会——骆耕野在家请朦胧诗人吃火锅——那夜我点燃香烛，为它们引路，到我的心里来，魂归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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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老建筑的灵魂在堂屋前长长的横梁里和屋顶挑起的翘角、屋脊上伏着的小兽里。午后阳光斜照，横梁上隐约可见龙头和彩绘的凤身，想这房子初建时，梁上凤的羽毛用孔雀兰一层层的晕染，再在上面勾上金线。金龙舞凤，好气派。听老人们说房子建于清朝康熙年，岁月的风霜蚀得梁柱上一圈圈发黄的痕迹，加之多年的灰尘，只有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能看见凤。童年的我喜欢坐在我家门槛上仰着头看凤尾上残留的金粉在阳光下焕散的光斑。直到黄昏，外婆把一根凉衣服的长竹竿叉到撑横梁的木板架上，竹竿上挂满大人小孩的衣裳，旗帜似地垂下遮住横梁。横梁很高，藏在屋顶青瓦的阴影里，梁上的雕龙绘凤平时也不打眼，文革时期才得以存留下。
我一岁就和母亲、外婆搬进了西二道街10号这座建在清朝的四合院，院里住了七、八家人。走进院子黑色的大木门里，迎面是一个很大的天井，四周房子围住天井，天井中间踩出一条行走的路，两边是各家的花台、花盆，种着四季花草。大门正对着过去被老成都人称为堂屋的我家住的大屋，穿过大屋就到了后院，宅院侧面也有一条小路通向后院。后院又套着一个小天井，左边的那间小屋也是我家的。小屋后有一株百年的皂角树和一株我儿时栽的苟树。八十年代几经变迁，在后院生活的只剩下我家和大屋右边的那家人。外婆在小屋里去世后，我就一直住在小屋里。
隔壁的王家和我们做了十几年邻居，因为工作调动全家搬走了。1983年底，这间房子的新主人搬了进来。新邻居有好多书，堆在屋子中间、堆在门槛前的台阶上，整个下午新来的男邻居一直在敞开门的屋里整理他的书。对书天生的好感使我立即对爱书的新邻居有了很好的印象。很快我认识了我们的新邻居骆耕野，他写诗很早，七十年代末他以诗歌《不满》，大声地对世界喊出他的声音。骆耕野那时已经在四川诗人中很有声望，我一直想见他，没想到我们成了邻居。
骆耕野在诗歌界的朋友很多，经常有写诗的朋友来西二道街道10号找他，老骆一直不避我这个写诗的邻家女孩，常邀我一起谈诗。他有了新诗或朋友拿来给他看的诗也常常叫我看，我新写的诗也必请他先看。以诗相聚、与诗人为邻，回想人生这段日子我感到愉快。
骆耕野是成都最早涉足商海的诗人。1985年他在滨江路开了一家咖啡馆，名字叫“黑咖啡”。后来开不下去了，又在西大街开了一家书店。杨黎那时没有工作，老骆就叫他去书店上班。书店晚上又兼卖咖啡，生意做了不久，老骆就对杨黎在经济上不清不楚很不满，几次把杨叫到西二道街家中谈话，书店也没开多久就关门了。老骆又改作防盗酒瓶的生产，和贵州茅台酒厂有了联系，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他离开成都去广州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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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底成立四川青年诗协的时候，我和刘涛、李静也跟着玩，做了诗协理事。成立诗协的事是由周伦佑的胞兄周伦佐牵线的，周伦佐当时在各大学讲学，又在省智协（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做些事。他为诗协前期的筹备做了不少工作。记得10月23号，黎正光、周伦佑、我、李静、刘涛我们一起去陈礼蓉家开会，陈并不写诗，是省智协艺术部的部长。他的屋子里放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桌子，桌上一角放着一座石膏像，我们一大群写诗的围着桌子坐下开会，这个会一直在争吵，乱哄哄的。会上圈定陈礼蓉做诗协会长，骆耕野、欧阳江河、周伦佑、黎正光任副会长。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写诗的人来任诗协的会长，不过到会的男诗人各得了自己的位置，散会后大家看来都很兴奋，高兴地离开。
30号四川省青年诗歌协会筹备会召开，安排协会的成立大会在星期日举办。
11月4日，星期天四川省青年诗歌协会宣布成立。晚上在成都市文化宫的小礼堂举办了一个一千多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在成都的好多青年诗人上台朗诵自己写的诗，记得翟永明专门请了铁二局文工团的一个话剧演员朗诵她的诗。我上台朗诵我在夏天写的长诗《银与灰的间奏：圆明园》中“火”的一节。这次朗诵会我对杨黎有了一些最初的印象，朗诵开始后，杨黎一直在阻止他当时的女朋友李娟上台朗诵，李娟很想上台，杨黎竭力劝阻，后来李哭了，杨黎把她带了出去。我觉得杨还真喜欢这女人，以他的方式。
不久男诗人们又开始重新筹划排定各自在诗协的位置，每天都有人来西二道街10号找骆耕野，老骆从中调停。诗协改组后，大家一致选举骆耕野为青年诗协会长。
1985年1月，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其中选入我的长诗《情感的B大调》。
诗协闹政变时，周伦佑从西昌匆匆赶来成都和老骆交谈。3月1日，诗协在西二道街10号召开理事会。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欧阳江河、周伦佑、黎正光、钟鸣、石光华、万夏、杨黎、宋渠、宋炜、孙文波、杨远宏……把后院坐得黑压压的，长满滑溜溜青苔的小天井里也坐了人，诗人们较上了劲，空气凝滞得就要让人窒息。
我和翟永明、李静、刘涛几个女的坐在我的小屋子里，我们不怎么关心诗协的权利之争，我更愿谈诗、谈点轻松的话题。翟永明坐在简扑的蓝色布质沙发上，我问她最近写什么？她说：她准备写一组关于女人的诗，名字暂定为《女人》。我说：名字取得好啊，很大气。 其实我也一直想写女人，女诗人都一直陷在自我的小圈圈里写女人，真要写好，不容易。不敢轻意动笔。
生而为女人，写女人是女诗人的宿命。写出真的“女人”，完整女性，这也许是冥冥之中天主安排我命中一定要做的事情，命定要写的诗。
后院木质的墙壁，经修缮后，被漆成红色，油漆透亮的大红。走上前去，能照出人清晰的面孔、身影。有一种说法说人在一个地方呆过，身体里的微离子就会投射在那里，等科技再发达，能使人的全息投影从隐匿的物体里走出来。那这块红油漆的木墙和小屋粉刷的砖墙上将走出很多诗人，让后面的人看见他们飞扬的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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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西二道街道10号的小院里来了几位朦胧诗人，北岛、舒婷、顾城，及顾城的夫人谢晔，还有诗人叶文富、曲有源。他们是应“星星诗刊”的邀请到成都参加星星诗歌节的。
老骆请他们几个到家里吃火锅，那时成都人请客爱在自己家里吃火锅。那天我也在场，记得北岛和舒婷坐在老骆的两个大红真皮沙发上，叶文富、老骆坐在床边，曲有源上床靠墙坐着，
顾城、谢晔、老骆的前妻刘丽莎，我们几个坐在从我家里临时搬过来的小凳子上，把老骆的小屋子挤得满满的。北岛作大师状，严肃话不太多。舒婷文静地坐着，也不怎么说话，我和她聊了几句。顾城那天很活跃，给我们讲他和谢晔如何在火车上认识、怎么追她，讲他们两个的恋爱，谢晔还不时地补充顾城遗漏的细节。我觉得谢晔是一个好会关心人的姐姐，而顾城又诙谐又可爱，他给我们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天晚上顾城给大家唱了一首又一首歌，全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语录歌。曲有源喝了不少酒，不断发牢骚，他不停地说，老骆、北岛和他谈论关于诗歌的一个严肃话题。
几年以后从新西兰传来顾城、谢晔的凶事，让大家非常震惊，不敢相信。曾经这样依偎、叽叽地一对爱鸟是怎么走火如魔、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我深深地为谢晔感到惋惜，她美丽如水、宽容善良的生命在诗人的“邪”中早逝。诗让人成魔，让人疯狂。女人仅有她的美丽、善良不能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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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很多诗篇都是在小屋里写成的。
我的诗和屋后的苟树一起生长。诗一直是我的欣悦、快乐和悲伤；那些年，诗又是我发泄、出气、倾倒情绪的载体。我在无所事事地时候，盯着窗外的一根晒衣服的铁丝、看鱼滴从铁丝上滑落，就写《看雨的女人》。1985年写《月亮高度》。现代诗从形式、语言上地爆裂，诗人生存态的混乱，我的情绪变化无常，“我一脚把月亮踢到墙角……”我哗哗地在纸上倾泻，这首诗后来在1987年5月《当代诗歌》月刊上作为非非诗人群体作品登出，尔后被《作品与争鸣》杂志转载。好多年忆起这首诗，我觉得对不起月亮，又写一首《忘记月亮》。我是非常喜欢月亮的女人，如水、如银的月亮唤起我很多至美、至幻的心境，我欠月亮这样一首诗。
在西二道街10号拆迁时，我带着几柱香和一叠诗稿去叩祭。夜，月光洒在废墟上，如水、如银。我走到那棵已经有一百多年的皂角树下，离它几米远是我亲手栽植的苟树，夏天结满红色果实的苟树。曾经飞来又飞去的乌鸦消失在时间的过去，现在这两株见证小院之在、见证诗之永存的树也要从月明如洗的土地上消失。它们要经历一次人为的毁灭。寄影在墙壁上过往的诗人们、还有我逝去的亲人们，他们隐匿在墙壁里的脸庞都将随着这座宅院的消失而永逝。那夜我点燃香烛，为它们引路，到我的心里来，魂归我心，我永存于心的西二道街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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