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兵：罗蒂教授印象

1、不会呼悠的大学者。95年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一是因为它在纽约，我有很多同学在那里，可以得到他们的照顾，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的想像中，作为杜威工作过的地方,那里的学者们对杜威研究一定很多。可到那里发现,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杜威，我的指导教师ISSAC lEVI教授也告诉我，实用主义已经属于古典之列了。我于是有点郁闷和不理解。到那里一个星期左右，偶然看到一个学术报告的海报，报告人是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罗蒂(当时他好像在佛吉尼亚大学任教)。出席的听众并不很多(这一点与我们国内的名人的学术报告确实反差很大)，他的报告几乎是照稿子读,但是讨论很热烈( 04年，在北京见到他，我还提起95年的报告。我个人觉得，那个报告对我影响很大：他的报告中一如既往地褒扬杜威，或许使得我对杜威的哲学有很大的兴趣。)。由于语言没有过关，我听不太懂太多具体的东西，感觉上是很多发言的教授都不赞同他的观点,很多人在批评他。这一点也让我很惊讶。当时的一个印象是,他不太愿意表达,也不像国内很多大专家那样妙语连珠、滔滔不绝、调侃不断。后来与他接触，感到他确实属于不怎么爱说话（甚至比较害羞）的学者。2004年7月2日，罗蒂教授在我们学院做了一次演讲。我帮助领导做了具体接待工作，与他有了一些更多的交往。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应当是他在北京所有演讲中出席人数最多的，也是反向很热烈的。对比他在那次在纽约的演讲，在北京的演讲可以算是很轰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后来几次在邮件中提到，记得在师大的演讲）。我记得，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在中国哲学与政治的正确关系应当如何；在吃饭的时候，他也故意问过我们一个问题：中国变化很大，钱从什么地方来的?

　　在我的感觉中，罗蒂教授在师大的活动就是一次最简单的学术交流。在师大，学校给他授予了客座教授。但是，没有横幅（只是用PPT做了一个介绍），没有鲜花，没有讲课费，也没有专门的礼物（在去接他之前，我到学校礼品店自费买了两块带学校标志的手表，仪式的时候送给罗蒂教授和担任翻译的黄勇教授），整个活动，学院没有花费一分钱，中午简单的自助餐。他也自始至终很高兴,以学术为乐.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是当时是学期结束，事情太多，我又不会当领导，不知道如何动员和命令别人去做事，自己疲于奔命，实在没有精力去操办；另外，很不情愿去找领导申请经费。然而，我的感觉是，罗蒂是一个很NICE的教授，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派教授脾气的学者。

　　2、很大的、也许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有一个计划：做一个与杜威有关的东西。2006年初，终于把想法落实，动手编写了一个文集。我请罗蒂教授给这个文集写一个序言，黄勇教授也帮忙做了沟通。他让我把所有拟选用的文章的目录寄给他，答应在阅读那些文章后给我的这个文集专门写一个文章或序言。他甚至帮助我联系了一个基金会来解决出版费用问题。然而，到了06年6月初，他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他恐怕不得不修改自己曾经的承诺，只能写一个短序言，因为他的健康变得很糟糕。到了9月底，他告诉我，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进行写作。对此，我一方面感到很能够理解，但是同时感到非常的遗憾。在文集送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夕,我与刘孝廷教授谈起这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刘教授建议我,可以请罗蒂教授允许把他在师大的演讲稿作为文集的代序，我于是在5月1日长假期间给他写了一个邮件，与他商量代序言的事情。我查看了一下电子邮件,07年5月5日,我接到了他给我的最后一个关于序言的电子邮件（Dear Wang Chengbing,It"s OK with me if you use the lecture I gave at your university as a preface.I appreciate, and am very grateful for, all the work you are doing to bring my work to the attention of my Chinese colleagues. With good wishes. Richard Rorty）。在接到他的回信之后，我于 5月8日把稿子交给出版社排版。非常感谢罗蒂教授的帮助。知道他去世的消息之后，除了伤感,也很有内疚感：如果不是把稿子放在我手里将近一年没有修改好，如果不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把稿子一拖再拖，这个东西早就应当出来了，那样，至少我内心中会觉得给这位对我工作很多支持的老人一个交代。我好几次对他说，这个东西的第一卷很快就要出来了，但是，由于自己的懒惰和杂事缠身，使得这个工作一再拖延。

　　记得在他的邮件中,他曾经提到自己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对此,我很敏感,因为,至少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他是一位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是与"用"永远有关的。

　　罗蒂教授安息。

　　2007年6月12日早3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