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读到“朦胧诗”（那时还没有这个说法）是在1979年早春，那时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头年年底创刊的蓝色封面的《今天》，它带给我们的惊喜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像芒克的“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北岛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真像雷霆一样从我们的心头滚过。这本油印刊物很快产生了它的反响，后来我读到多多的《春之舞》“雪锹铲平了冬天的额头/树木/我听到你嘹亮的声音”，我才完全意识到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在向我们走来。
作为一个从知青点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并进入大学的文学青年，我有幸赶上了那个时代。那是一个荒凉的、从漫漫长夜醒来的时代，是一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是一个对历史进行批判和揭露、并不得不为思想重新寻找根基的时代。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今天》应运而生：它唤醒并激动了整整一代人。
的确，即使从“启蒙”的角度看，《今天》的划时代意义，也可以和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相比。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中，《今天》和“朦胧诗”都是最不可抹掉的记忆。作为一个被照亮者，我会永远带着对它的感念之情。
后来读到更多文革时期“地下诗人”的诗，对朦胧诗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的了解。没有那些更早觉醒、也更勇敢的人，黑暗王国就不可能出现一线光明。前不久读到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他这样评述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随着诗最后北京站“缓缓的移动”，“如同一场地震，旧秩序即将解体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概括早期朦胧诗在历史上的意义。
就中国新诗发展而言，“今天派”诗歌终结了一个伪诗歌时代，无情地宣告了它的破产。它几乎一下子就使诗回归到它的正道，并开辟出了一个众星灿烂的时代。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上的寻求，它所带来的美学上的陌生感和刺激性，也如梦初醒般地唤起了我们对诗的感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崛起”，我真的很难想象中国诗歌在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纵然我们后来的写作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使一些今天派诗人在后来也如此），但在很多方面，我们仍走在他们当年所开辟的道路上。我也相信，它所体现的诗歌精神仍会对后来的诗人不断产生激励。
那真是一个不复再现、令人怀念的时代！诗，被禁锢的诗，奇迹般涌现的诗，它的出现，它对我们的激动，它所带来的那种特有的精神氛围，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到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2008/12/1，北京
（《新京报》200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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