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首先必须关注的是谭中先生弟子、尼赫鲁大学中文系的马尼克先生。他曾于1978年11月到1980年7月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后于1997年以研究鲁迅的论文《鲁迅作品中的原创性过程和革命性话语》而获得尼赫鲁大学博士学位。可以说，马尼克先生是当代印度研究鲁迅的第一人，也是世界汉学界鲁迅研究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曾以孟加拉语翻译了鲁迅小说《孔乙己》（1978）、以英语翻译了鲁迅杂文《文化偏至论》（2004）， 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论文如《阿Q与国民性质疑》（1991）、《鲁迅的“人”的概念》（1995）、《一个作家的辉煌高度：我的鲁迅观》（1998）等。另外，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中文系的阿蒂梯·恰女士也以鲁迅研究获得博士学位。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时，尼赫鲁大学组织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印度各地学者为此撰写了四十多篇研究论文，由此可见鲁迅研究在印度的重要地位。还有印度学者对中国现代作家如茅盾和巴金等人进行专题研究。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侄子A·N·泰戈尔研究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并出版《现代中国文学论战：1918——1937》。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印度学者也高度重视。黄漪淑女士除了研究中国古代俗文学中的变文外，还研究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现象及当代中国诗人臧克家。
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邵葆丽女士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回国后专门从事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1976年以后）。从笔者在尼赫鲁大学所收集到的她的文章来看，其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价值，她从后毛泽东时代入手，从文学思潮到具体作家到进行了广泛论述。 但美中不足的是，她未将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知青文学”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
在中国古典及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中，印度学者近20年来表现出了非常大的热情。除了上述的马尼克先生外，另有一批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中国古代文学有谭中先生的英文译本《中国古典诗词》和V·赛思的《三位中国诗人：王维、李白和杜甫》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女诗人舒婷的诗歌、小说家谌容的《人到中年》、陈建功的《丹凤眼》、玛拉沁夫的《活佛》等被译成印地语出版，受到读者欢迎。
一般来说，人类历史上的文学活动都是双向交流的，但由于中印文化关系的特殊复杂性，造成了印度文学对中国作家的严重“贸易出超”现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泰戈尔在自己作品里对中国文学的过滤接受才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互动魅力。但泰戈尔之后，主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并在作品中表现之的印度作家非常罕见。正是在这一时代文化语境中，当代印度海外作家V·赛思对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过滤吸纳就更具有格外的价值。V·赛思于1952年出生于加尔各答，在英美两国分获学位后，于1980-1982年到中国南京大学攻读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诗歌非常钟情。在他于1980年初版、1994年再版的诗集《画地图》中，就可发现中国文化的影子：“义净”、“杜甫”、“长城”等字眼交织在他的诗歌中。 在1985年出版的曾获得英联邦国家诗歌奖的诗集《拙政圆》中，赛思以整整二十七页共十五首诗歌讴歌了中国风情，如《南京的夜》、《杭州公园》、《拙政圆》等从篇目便可以见出浓烈的中国文化氛围，赛思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在第一首诗歌《小夜曲》里便显露无遗：“白色的城墙，白色的月光/我漫步在乐音交织的胡同里/一个人弹着二胡/还有庭院/还有地上两把空椅。” 在诗集《你们那所有入睡的人》中，赛思收入了自己翻译的一首杜甫致魏八的诗，并以四行诗的形式和简单的意象铺陈试验着自己诗歌的中国化，如《黑夜》一诗：“道路黑暗家已远/而今入眠不舒适/今夜噩梦离你去/明日醒来无忧虑。”这样的诗歌一共七页二十首。 1992年出版的赛思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集《三位中国诗人：王维、李白和杜甫》共选用王维诗十二首，李白诗十一首，杜甫诗十三首，赛思还加了十三页的英文引言，对三位伟大的唐代诗人作了详细介绍。 许多印度学者通过这本翻译诗集领略了中国诗歌的魅力。对于中印文学界来说，赛思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应该是他结束中国之旅后于次年即1983年出版的游记《自天池出发：穿越新疆天山旅游记》。 该书曾获得托马斯·库克国际旅游图书奖。该书正文178页，作家详细地记录了他在中国西北地区旅游的所见所闻，写活了1980年代中国内陆地区的风土人情，赛思在记叙中还不断穿插他对中国文化的感受体验，形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印度人的中国印象。但作者对中国政治变化比较敏感，在该书1990年版序言中，赛思对中国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持批判姿态。至今为止，中国学术界、翻译界还未对赛思作品进行译介和研究，这是一种不理想的学术生态。
3、目前印度中国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中国的对策
通过以上对二十世纪印度中国文化研究及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接受情况来看，印度学界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在不断加深。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将之与日本、英国、美国、甚至俄罗斯等国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进行比较，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
首先，由于印度学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传统所限，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范围还值得进一步拓宽。虽然印度学界对于中国佛教、中印古代文化交流、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现当代文学某些方面有过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他们对于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理论、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有的方面如中国古代文论甚至是研究空白。笔者在马尼克先生家作客时曾提出建议，让他呼吁印度学者重视与西方、印度文论同为世界三大文论源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以利于今后两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合作。笔者本人近期留印时，本想与印度学者进行中印文论比较研究方面的合作，但发现印度学者无一人研究中国的《文心雕龙》。这与中国只有黄宝生先生等少数人研究梵语文论的情况有些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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