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印度优秀的中国文化研究人才比较匮乏。某些学者中文功底欠佳，一部分学者由于这样那样原因不热心于中国文化研究，热心中国文化研究者又缺乏到中国进行同行交流的机会。现在印度汉学界缺乏更多的谭中式通才，也很难找到如巴克齐式的大学者。有的学者如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那济世先生和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中文系主任嘉玛希先生和该系教师均是早年在香港学习中文，来中国大陆的机会有限，这势必会影响他们与中国大陆同行的文化对话。笔者曾于2005年2月访问国际大学，在与该系青年教师A·巴纳吉博士交谈中，曾经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修过一年汉语的他告诉我，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部分教师对于中文教学和中国研究没有多少热情。巴纳吉博士2002年完成的学位论文是《中文和英文中疑问句与否定句的比较研究》，他对中国文化研究充满热情，他与该系大部分学生都希望到中国来继续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但是种种原因使他们不能如愿。国际大学目前没有中文外教，想请一个中国教师去那里教汉语，但不能如愿，他们非常焦急，因为印度政府坚持对等原则即中国请多少印地语老师，他们就请几位中文外教到印度去教汉语。（幸运的是，2006年上半年，他们终于有了一位中文外教。）印度的中文教学主要是集中在新德里的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北方邦的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和西孟加拉邦的国际大学，加尔各答大学有四名女教师教中文，但是开设的是不太正规的夜班教学。印度其他地方如马德拉斯、阿赫麦达巴德、孟买、浦那等重要城市没有中文教学人才。这势必影响印度整个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全面开展。
再次是印度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资料比较紧缺，特别是最新的中文资料。笔者曾与2004年12月到2005年9月间几度赴古吉拉特大学、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加尔各答大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浦那大学等十多个大学的图书馆查阅资料，我很少发现比较新的中文资料，即使英文方面关于中国文化的资料也非常少，这势必影响印度学界中国研究的深度。
再次是印度的中国文化研究有时会受到一些学者不能左右的因素影响。我在尼赫鲁大学中文系马尼克先生家作客时，他告诉笔者，由于经费原因，他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至今未能出版，他给笔者赠送的是其博士论文的复印本，而印度有出版社约他翻译两本中国出版的桑树种植保护和丝绸纺织方面的书，很快此二书于2002、2003年先后由新德里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且稿酬不菲。笔者在印度各地收集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资料，很少看到新作，但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特别是中印关系方面的新作却是屡见不鲜，如前述尼赫鲁大学中文系迪帕克先生2005年出版的新作《印度与中国（1904—2004）：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另外本人见到并收集的还有S·桥普娜的《中印关系》（1985）、G·桥杜里著《印中关系：1947年到现在》（1991）、S·曼辛格的《印度与中国外交政策比较研究》（1998）、G·P·德斯潘德等主编的《印度与中国：跨越五十年的梦幻之桥》（2000）等。笔者访问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中文教师R·N·沙尔马先生时，见到了他刚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政治即“三个代表”思想的最新研究专著。
最后是印度学界普遍有一种与中国学界类似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他们大多数人把目光锁定西方，文化研究亦不例外。这是一种东方国家普遍流行的顽疾，一种文化病态，治理这一失衡的学术生态，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奏效的。
相对于前边提到的问题，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供中国学界热心于推进中印文化合作者参考。
1、克服西方中心主义流毒，思想上高度重视印度的中国文化研究对于推进良性互动中印关系的潜在作用。本人在古吉拉特留学时，曾遇到一些当地人对我说：“西藏是我们的。”去当地网吧打电话，门上的各国价格表竟然将中国与台湾都算成国家。一部分大学教师和居民也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给我上梵语课的老先生D·S·米什拉博士虽然对我非常客气，但他对西藏问题非常敏感，主动给我提过几次，他由于不了解中国历史，还将日本侵略中国与历史上国家之间大规模移民相提并论。但他对于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笔者的博士导师曹顺庆先生提出以中国文论批评西方作品非常赞赏，因为他与其他印度学者也在提倡以印度梵语文论批评西方作品。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王宁先生建立比较文学“东方学派”和李达三、曹顺庆先生等人建立“中国学派”观点的启迪，我在印度与尼赫鲁大学退休校长K·卡布尔谈话时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印学派”。这一主张得到D·S·米什拉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写出英文文章《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印学派的可能性》让我带回中国发表。该文已经在四川大学《比较文学报》上发表。米什拉先生还热情介绍我与印度各地著名大学的学者进行对话。我在这种系列对话中感受到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如果我们与印度汉学家们都将印度的中国文化传播和研究提到一个文化外交战略的高度来认识，那将是有益无害。当今加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至少应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我们一直在讨论怎么改善中印关系，但我们老是把眼睛放在政治互信、经济外交的层面，文化对话没有被中国南亚学界广泛加以论证和予以强调，这是一个失误。
2、增加中印文化交流的力度。方式可以多变。中国政府应该多派遣年轻学者和学生去印度留学或进行学术合作。本人在浦那大学梵语系访问时，系主任S·巴帕特女士表达了类似想法。该系正在启动一个项目，想把一批中文和藏文佛经译成梵语，但目前只有一个中国学者留学该系，一旦他回国，该系将很难再进行中印合作研究。目前印度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是很多，甚至是一片空白的地方，基本上都很少有中国人去。如果能将我们热心于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些年轻人派过去留学，也采取措施多接纳印度青年到中国留学，这对中印关系的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印度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大多来自西方文献，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文化战略，将我们近年来最新的文化作品送到印度去，将我们的传统文化精华送给对方，不让西方关于中国文化的二道货充斥印度文化市场。作为一种实践，本人已经给一部分印度梵语学者寄去了英文版的《文心雕龙》，四川大学文学院给十多位著名印度学者定期寄赠中文版的《比较文学报》和英文版的《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总之，支持印度学界的中国文化研究，搞好中印文化交流，每一个南亚学会会员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3、克服新德里中心主义。米什拉先生曾经告诉我，印度的地方学者很少有机会去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能去中国者多半集中在新德里，且经过筛选。他认为，这里有政治的因素。他还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增加与加尔各答、马德拉斯、阿赫麦达巴德、孟买、浦那等重要城市的文化交流，让更多的印度学者参与到中印文化对话中来。实际上，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当今印度文学文化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也是一种学术生态失衡。如果我们也搞印度文化研究的西部大开发，那么这一状况必将得到改变。这对中印文化交流也有好处，因为我们的人才多了。2005年3月，我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加留学生代表座谈会时，曾经发言说，中国政府和学者应该将我们的优秀文学作品、文化精华送到印度各个角落，而不止是首都新德里。我们坚决不搞文化战略上的新德里中心主义。2005年8月18日，我作为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学者在加尔各答的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该系七十多岁的退休教授、曾来北京大学做学术访问的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阿米亚·德夫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在访谈中，我无意中问他该系是否与北京大学等中国大学有过学术合作，他的回答使我惊讶：“没有合作，因为我们没有兴趣，你们中国方面也没有兴趣。”相信中国学者在他的回答面前都会三思和反思的。
2006年4月17-18日初稿，10月2日再改于四川大学
原载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通讯》2006年第3期、云南社会科学院《面向南亚》2007年第1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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