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为了拍摄这次平板电脑广告，朱德庸专门创作了 6 幅漫画艺术作品，每到一个拍摄地点，他就在原本只有黑色线条的画上刷上鲜艳的色彩。他想用这种方式去表现在一个一直不停前进的地方，人们到底丧失了什么？“我觉得人们丧失了线条和色彩，人们变得线条一致，色彩统一，我对这样的变化无法接受。”
“以前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最大的区别是变快了。快的最大伤害是没有慢的权利了。很多事情若不能在慢的频率里感受，是无法发现的。时速 100 公里的车和时速 10 公里的车相比，你以为你走了很远，但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在快的世界里，所有东西都是耗材，我们会失去自我，像轮子一样不停地转，不知道何时才能停下来。快只是假象，丧失的都是有价值的东西。”
在朱德庸台北和杭州的工作室里，堆着很多他创作的艺术化漫画，但是他都不愿意拿出来卖。“我画好一般不会再画第二遍，因为再画一遍，所有的好奇乐趣都没有了，开心的过程也无法复制。”
朱德庸画画，从来都只是为自己而画，“读者在哪里，你根本不知道。你走在马路上，可能真正的读者是旁边蹲在地上吃面的那个人，他不正眼看你，却有你的书。”他只负责把触动他的东西画出来，至于他画出来以后，能不能触动别人，他管不到，也不想管。“对我来说，从事创作的人，尤其是画画的，能够衣食无忧，已经是最大的福祉了。”
幸福的生活是做减法
朱德庸对别人说：“我只有空余时间在画画，大多数时间都在生活。” 家里只有一个钟点工，一周来两次。每天散步、观察路人、整理手稿、做饭、交水电费交罚单……就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因为对台湾初级教育的不信任，朱德庸夫妇在儿子小时候，无论走到哪儿都把儿子带在身边，自己教育。
开始画画到现在，朱德庸的工作室只有他和太太两个人，没有助理，所有在台湾的事务都由他们自己操持，大陆有一个经纪人，帮他处理大陆的事情。
画画也是如此。很多漫画家有了声望以后，根本就不用再画了，只要把所有人物形象输入电脑，把剧情想好，把漫画人物形象拿出来放上去。“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意思，那根本不是在画画，而是在玩拼图。”
朱德庸的每一幅画，全是他自己打草稿、打底、上色，从不假人手。偶尔书里的漫画因为情节需要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画面，他也是一笔一笔耐心地画。很多人笑他笨：“你为什么不去组个团队？你只要想点子，下面有画手帮你画，你可能一个月就出一本，能赚很多钱。你为什么书里那么多边栏？你那些边栏每一个都可以改成四格，那你的书产量就会多一倍。”
事实是，朱德庸的每一本书，出版周期都拉得很长。《绝对小孩》从构思到最终出版，用了差不多 10 年。除了每一幅画都细心地慢慢画，连后期的出版，朱德庸和太太都一手包办。他们自己在台湾找美术设计，自己决定开本、章节、字体、版式。排版出来以后，他们会一遍遍修改到自己满意才交给出版社。在印刷的时候，他们还会自己选择纸张、对比色谱，务必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所以朱德庸的经纪人说：“如果不认同他们的理念，跟他们合作的人会疯的。
但他们的较真也就仅限于此了。朱德庸常说，幸福的生活，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他甚至对他的经纪人说：“事情是越做越多的，所以接的工作越少越好。”这么多年来，朱德庸几乎没有开过讲座，没有办过展览，也不参加商业活动。甚至都很少来大陆，一年只来一次，而且最多待一个月。
他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故意被弄复杂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上 80% 的人是没事干的，所以他们就把事情复杂化，然后每个环节都能拿到利益。既然所有事情都被复杂化，我们只能自己简化。”
他发明了一个“百货公司理论”，“从百货公司的这个门进来，那个门出去，按理说直接走出去就好了。但事实是，进门之后你就开始绕道，让你经过所有的店，可能经过哪个店你就被吸引了，你本来想买串香蕉，结果却买了把葱。”
正因如此，朱德庸是个坚定的“反时尚主义者”，他身穿的裤子是 10 年前买的，如不是为了拍广告，他也根本不会去买新衣服。“现在的很多时尚设计师都没有资格成为设计师，都是在抄袭以前的人。现在的人就是挖死人骨头，把以前的东西改改再拿出来。目的就是推出新的产品让你不停去买，并且用各种行销手段告诉你，你这一季不这样穿，就是野人。”
愤怒的力量
在台湾的时候，朱德庸每天除了画画，就是和太太散步。路上经过咖啡店，坐下来喝杯咖啡，然后继续走。在北京也是如此，长安街上的哪家咖啡馆还在，哪家面包房变成了银行，虽然是很多年前走过的地方，他们依然有印象。
“人本来就应该在地上走，任何交通工具都阻隔了我与城市的接触。在所有的交通工具里，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自行车。越慢的工具与人性越接近，步行的速度才符合人性。双脚是我行走的工具，也是我汲取养分的方式。从擦肩而过的人身上感受到气息和讯号，能帮助我了解这个城市。”这就是他为什么喜欢到处走的原因。
然而，行走中，朱德庸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陌生。现在的北京，不再是 2000 年冬天一家三口在一个叫侣松园的四合院里看雪景的北京；现在的北京，遍地充斥着像银河 soho 那样“大而无当”的建筑。
“我对银河 soho 的印象非常恶劣，从里面能感受到强烈的悲哀。我才不在乎它的设计者是不是有名。它看起来是追求一个很进步的减法的，但是那个地方会让我窒息，那里没有生命，不应该存在于世界任何角落。它是真丑。”
也许画画的人都跟他有同样的感受，一个圆的形体做成建筑，跟人是违背的。“人应该有棱有角，现代人应该住在一个有角落的房子里，受伤的时候躲在里面。”
在朱德庸说“真丑”这两个字时，你真的能感觉到他的愤怒。愤怒于朱德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他支撑下去的动力。当他有了愤怒的情绪，就会画在画里，看的人轻松地一笑而过，而于他，却是经过了一段愤怒、解剖、看透的历程。
他也不否认，也许有一天，他就会在自己的漫画里表现一下当代建筑的荒谬，就像他在《大家都有病》里，用四格漫画去表现时尚的荒谬。
你很难想象，一个看起来永远不会被激怒的人，其实心里隐藏着许多愤怒。聊到商人的时候，朱德庸很愤怒，“其实我是很瞧不起商人的，因为商人不是靠自己的劳力赚钱，而是靠转手去赚差价，所以商人是最不应该被尊重的。可是现在的时代竟然把商人的地位提到那么高，这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说到美食家，他也忍不住评论几句：“美食家是最扯的，味觉是多么个人的事，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和我说。我们小时候，家家户户的妈妈都是美食家，个个做得一手好菜。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自称美食家，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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