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人，本事往往了得。李超士自然属于这了得的人。
到了这里，一个有趣的悬念便出来了。就我们所知，李超士是因他妙不可言的色粉画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可是，他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这样一个画种？是一开始就对它情有独钟，还是在进入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1834-1917）的私人工作室后，才对它生发出浓烈的兴趣？
原来李超士能跻身于德加工作室做一名学生，仍然得益于他的长兄李骏的扶持。那时的李骏是中华民国驻法总领事，李超士不仅有机会进入德加画室深造，也有较多机会游历欧洲各国，看尽各地的博物馆与人文风光。
色粉画在19世纪前的法国很是风靡，而印象派的德加在色粉画上的天才发挥，将这个画种的价值推到了极致。
对色彩拥有敏锐感受力的李超士来说，能直接进入德加画室，得大师亲自指点，他不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才叫可惜呢。更因那时的老德加已处于生命的暮年，一肚子的真知灼见，他只消在学生的画纸前站一站，轻言一两句，示范一两下，有悟性的人，自然会醍醐灌顶而得真谛了。
当然，老师再好，学生要是不刻苦练习，所有的技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李超士懂得这个道理，他的刻苦也是罕见的。那时的巴黎繁华，不是内乱纷纷的中国人民可以想像，但学校外的这些诱惑，对一个参加过中国革命、怀抱理想的新青年，似乎也不拥有足够的魔力。李超士的时间，几乎全是在画室里度过的。
事实上，李超士一辈子对绘画的热爱，基本上都是处于这样的痴狂状态。
留欧的九年时间，受过了高等美院的严格训练与德加工作室的贴心小灶，李超士在艺术思想、素描、油画与色粉画的技艺上，有了扎扎实实的功底。更因他的优异成绩，他不止一次获得过学院颁发的美术金质奖章。
1919年，民国八年，二十六岁的李超士学业圆满，毕业回国了。
这位文质彬彬、一身才艺的广东青年，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国后，将要做点什么呢。
或许他的心里，就只是存了一个念想，要将自己学到的本事，把怀里揣回来的那颗色粉画的种子，播种到脚下的土壤里，让它结出一株闻所未闻的花儿。
他没有担心过自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事实上，李超士的脚才踏上中国不久，刘海粟所主持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就热乎乎地把他聘走了。
而那一年，比李超士小七岁的林风眠，与小他二岁的徐悲鸿，这两位后来的杭州国立艺专校长与北平艺专教授，才刚刚启程去法国读书呢。
李超士的粉画课在学校一开，教室就拥进来大群叽叽喳喳、活力四射的男孩子女孩儿，我们后来熟悉的中国动画片创始人之一的万氏兄弟中的万古蟾、建筑学教授许士骐、美院教授倪贻德、水彩画家潘思同，及闻名世界的画家潘玉良等，全在其中，而这些学生后来的粉画水平也都十分显著。事实上，当时上海美专的全校学生，几乎都跟李超士学过色粉画，那是怎样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啊。
李超士在上海美专执教了六年，这六年已为粉画在中国的传播，开辟出了第一个大大的花园。而学生们对粉画的好奇与热爱也不亚于老师，成绩突出的几位学生，还成立了一个粉画会，每年都拿出自己的作品共同举办展览。更有学生陈秋草、方雪鸪、潘思同等几位，还创办过一个白鹅绘画研究所，专门传授粉画技术。我们所熟知的颜文樑，虽然并没有直接受教过李超士，但当他看到李超士展出的粉画后，不禁大为倾心，竟勤奋自学粉画，创作了不少的作品，其中一幅好看得不得了的《厨房》，在颜文樑留学巴黎后，曾获法国政府颁发的绘画大奖。
一石激起千层浪，李超士该有多得意呢。不过，这些对性情含蓄的他，大概算不得什么，他深知粉画在欧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而今所做，无非才刚开了个小头，积了薄薄一层底子，往下要做的事，多着呢。
1925年年底，深受蔡元培赏识的年轻才俊林风眠也学成回国，被推荐聘用为国立北平艺专的校长。据说师生们曾举着“欢迎林校长回国”的大幅标语，去码头隆重迎接林风眠。而林风眠不知人们接的是他，还憨憨地向上来相问的人说：我是林风眠，但不是林校长。
李超士当然并不在这些欢迎的人群里，但他与这位梅县同乡的缘分，倒比跟刘海粟的还深长。因为紧跟而来的次年，他即受命于林风眠的聘请，赴北平艺专任教三年，三年后再跟林风眠、林文铮一起，南下杭州创建了杭州艺专，并在此所学校任职了二十三年。人生中精力最为充沛、思想最为活跃的青壮年时期，都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
这个时期，林风眠既是艺术运动的引领者，又是具有开拓精神的教育工作者，更是独具风格的艺术家，其名声与影响，与在南京中央大学及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校长的徐悲鸿不相伯仲，但先锋精神更锐利、更前卫。
李超士一路朴素稳重地跟随着林风眠，发起“艺术运动社”，创建“李超士画室”，还与林风眠分担一些管理工作上的事。紧要时刻，如学校抗战时期退到大后方重庆后，还做过一年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后的代理校长。
此段时期，中日战争成为所有中国人民心口上的一道深深伤疤，也是艺术学院的师生们没有避过的巨大灾难。为避战火，他们把书籍装箱，画纸卷起，笔墨收好，随学校各处迁徙，在颠沛流离中苦熬了八年，最终等来了日本的投降。
残酷的战争使艺术队伍里损失过一些大将，如与李超士同岁的上海画家陈抱一，就病逝于战争结束的当年，没有听到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的投降诏书。李超士是活过来了，可是他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毁坏，太多早年的素描、油画与色粉画亦在战争中散失。战后他与同学们一起回到了久别的西子湖畔，照常开学，照常上课，可惜，受损的身体明显成了他未尽事业的绊脚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一度想请他出面担任艺专的领导职务，仅仅是因为身体不能胜任，他只能婉拒了。
这里，出来一个不易觉察的伏笔：那林风眠校长去了哪里呢？
原来那一段时期，对林风眠也颇为动荡。因他长期以来在艺术观念上的勇于尝试，他的太多想法不被理解，也受冷落。更因人事纷争，所以他一会儿隐居画画，一会儿出山授课；一会儿辞去职务，一会儿又返聘回学校。在1952年学校改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后——这所美院原本与杭州艺专在艺术观念与美学思想上甚有距离，他终于彻底辞职，回家潜心研究绘画，与自己创办的学校从此告了别。
这种动荡的局面与人心的不安，潜意识地影响着亲近林风眠的人。至少，有两个人的去留，一个苏天赐，一个李超士，都因林风眠的不在而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先后离开了这所他们创建并倾注了满腔心血的学校。
人们都说，李超士从五十年代始任职山东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完全是因要到山东养病。但其实，如果杭州艺专一直是林风眠主持大局，李超士想来不至离开，那是多少年同甘共苦的默契与相互扶持。可见身体有恙是事实，学校物是人非才是他起念离开的真正原因。
当然，没有去其它地方而去了山东，是因李超士的妻子是山东人，他们私下做的可能是落叶归根、回家养老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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