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超士与早年留学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也是杭州艺专教务长的戴秉心，共赴山东师范学院，出任了这所学院的美术系教授。
山东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其时的艺术氛围与人文环境，自然无法与杭州这样一个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古都相比。而师范学校里的美术系才刚创建，新美术土壤的贫瘠是可以想像的。忽然迎来李超士与戴秉心这两位早年留欧的美术大将，山东美术界真是惊喜莫名，对李超士与戴秉心表达了极大的欢迎与看重，戴秉心被任命为美术系主任，李超士则专开了粉画课，任主讲教授。执教八年后，李超士还被选为了山东美协主席。
美协主席是褒奖李超士为山东美术所做的贡献，它是虚名，但这个虚名至少说明了社会对他的肯定态度。随着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的展开，到文革的越演越烈，这个虚名很快也消失了。
李超士在山东活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是如何活的，集体几乎失语，也没有太多文字记载。只有散落在各处的一些零星碎片，可慢慢拼凑出他的模样，拼凑出国家对这个人的态度与立场。
五六十年代的文艺背景，早已不是民国美术家们自说自话、自创学校、自由育人的那个环境了。从林风眠弃大陆而居香港终老，到学生赵无极、潘玉良不敢回国，再到同行戴秉心晚年的贫病交加，由这些人的遭遇里，都可嗅到政治杀人的残酷气息，推测出李超士的大致命运。
六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清算还没有全面启动时，从山师美术系独立出来成为山东艺术专科学校的艺专，还返聘过退休的李超士回校任教，为他举办画展。山东美术出版社也为他出版过一册薄薄的《李超士粉画集》，内放25幅粉画作品。文革开始前夕，美协还为李超士举办过一次粉画展，自此，李超士的粉画与他雄心勃勃的色粉画事业，就此渐渐沉寂于历史，不再为后人所知晓。
曾跟李超士学过粉画的一名叫孙文松的学生，这样回忆过李超士晚年的处境：到文革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跟他接触了。
“不敢”之意，那自然是指他被孤立、被批斗、被指控过罪名了。学生疏离了他，大环境抛弃了他，不要说粉画难以为继，羸弱的性命是否可保，也成为未知数。
事实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前苏联美术模式已经一统天下，政治美术独占鳌头，本来就很弱小的粉彩画，其存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了。
李超士的孤独心境，万语千言难述。以他沉静的性格，他也不会述。或是，即使述了，他知道也没有人会听得见。
他离开这个世界时，连时间都要多增他一份孤单。他走在1971年的最后一天，没有听到第二天元旦响起的鞭炮声。
李超士遗留下来的色粉画极少，至今估计不会超过百幅，且大多都是五六十年代左右所绘的小幅作品。留法时期与早年回国的粉画或油画等，均于战争中毁损与佚失殆尽。要从他余下来的有限作品里研究他艺术思想的发展与脉络，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
为什么他后期的作品留下来也这么少呢？原来除了国家在政治美术上的一花独放，另一个原因是，自1949年后，中国就停止了生产粉画颜料，也因国门关闭而停止了进口粉画颜料，这样李超士的色粉画就成了无米之炊。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他的一些作品，那是他用珍藏多年的、从法国带回来或早年余下的专用纸与颜料笔所绘。因纸与笔珍贵，他的作品尺寸一般都不超半米。
但仅就这些作品，李超士粉画的独特性，我们已然看到了。他真无愧于是德加的嫡传弟子：笔触历历，在轻重缓急之间自如游走。色蕴高贵，在浓淡厚薄之间任意落笔。无论花朵静物还是人物景致，都如沐浴于月光下，泛着一层令人惊叹的柔和光芒。
李超士画得最多的，是花卉。因为姹紫嫣红的花，最合适粉笔色差细致的特质。须知好的色粉笔，一个颜色之间的色差就有几十上百种，而下笔时前一个颜色不会被后一个颜色所覆盖，线条也不会模糊一团，这也说明了色粉画为什么看上去总是那么饱满、富饶，花朵呈现出一种如受微风吹拂，始终摇曳不止的柔美状态。
政治题材他也画过，不过少到几近忽略不计。显然，这位当初在欧洲接受过高等文明教育、有过充分见识的人，对文革美术语言中所呈现的暴力，有他自己的想法与态度。他执意只画花花草草，是要把自己的美学观和对现世的冷眼态度展现出来。后人是否能从他的画中领略到这些潜藏的深刻用意，他并不费思量，毕竟尊重自己的感受，是他唯一可做的事。
中国国家美术馆曾收藏过李超士包括《大明湖之秋》、《南瓜丰收》在内的六幅作品。作为国家的一级美术机构，他们还是懂得这些作品的意义，没有如政治待人那样，视人才如无物。这使我们的心，可稍稍为李超士，感到一分的安慰。
李超士的粉画，那种味道之醇正，姿态之沉着，艳与雅之间的顾盼和谐，唯有大气二字可作形容。尽管他教授了那么多学生，学生们也倾力努力过，可奇怪地，中国至今还有一个色粉画家曾达到过他这样的高度，或越过他的水准。
色粉画有一种“浮”性，如果拿捏欠佳，稍不小心，艳俗感觉就会粉墨登场，让人想起光亮甜腻的上海月份牌——这原也是中国民间慢慢衍生出来的特色粉彩画的一种。
而李超士的笔，特别“沉”得住，轻盈却不飘。明明是那样艳丽的色泽，却显现出一种谦虚、含蓄、优雅的本质。也难怪他当初留学回国，抱着那样大的理想，自认可将色粉画这株奇葩，播种在中国的土壤里。他是很谦虚地自信着呢。
但时代没有成全他，中国的特殊语境没有成全他。世界上哪里会再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视君子为劣种，视才华如敝屣，视有见识者为反动派，视有思想者为大仇敌呢。
如果时势不是这么不济，造化不是如此弄人，粉彩画在中国，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前不见先人，后难见来者。
意大利有个与李超士几乎同龄的画家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安安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家里画画，一生只画瓶瓶罐罐，世界却慢慢知道他，景仰他，视他为人类艺术的智慧典范。
中国的李超士安安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家里画画，一生只画他喜欢的花花朵朵，人们却越来越轻看他，遗忘他，在他离世后的不过二三十年时间里，连他执教过的学校的老师，都没有听闻过他的名字。
要怎么才能讲得清楚，一个国家拥有的文化肚量，它对千差万别的人才的容纳与扶持，其实最得益的是国家本身，而不仅仅是关乎个人。
李超士的寂寥与“不在”，不是他个人的不幸，是这个国家的不幸。
好在，时代在改变，世界在打开，沉睡者在觉醒。李超士的艺术与价值，他默默做过的那些事情，正在渐渐浮出水面。
也正因他是色粉画的先驱，是艺术的铺路石，我们才务必要重提他，不忘怀他，敬重他，为他也为我们，好好保留下这份宝贵的、独一无二的艺术文献。（来源：《东方艺术•大家》2013年12月万象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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