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但是早期，即使现在，在经过海翁、臧力、臧棣这三个署名所代表的他诗歌的发端期、蓄集期和成熟期之后，这种过于抽象、晦涩和修辞的风格在臧棣诗中也很明显，但他并未想改换写法，他视诗歌为语言的“智性游戏”，讲究过程和戏剧性，讲究精确、独到、回旋的节奏感和层次感，“一个人写东西最后肯定还是想对得起自己的心志，对得起对这个世界的创造性理解，我没法按其他人的方式”，“我只是创造出来给你一个参考，即使不做参考也没关系，我只是对得起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完成一个心愿”。而他这样写的前提，我想所有人更无法反驳——“我干这个事情是花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你也没资助我，如果你每年给我两百万，我做的让你不满意，我会有歉疚，但这完全是我花自己的时间，放弃了很多娱乐做出来的，你可以不喜欢，但也没挨着你什么事。”
无论你喜不喜欢臧棣和他的诗歌，在国内诗坛他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诗人。自从2005年荣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中国十大先锋诗人”等诸多大奖开始，他就被视为当代诗歌的某种方向和旗帜。而因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和诗歌评论家的身份，他还被冠以“知识分子诗人”的头衔——原来他觉得这是一种强调诗人应有人文关怀的策略，现在他则对之很警惕，“成为诗人已足够了不起了，已具备了人文智慧和生命智慧，没必要在诗人身份上再加一个知识分子身份，好像才增加了某种深刻性和高大上的思想形象”，他将此视为现在中国文化的一个迷障，是虚妄不自信的表现和对诗歌本身的误读。
而我在心底一直疑虑的是，作为评论家的臧棣和作为诗人的臧棣会不会矛盾——至少我还没见过一个既能左手写评论、又能右手写小说且都可以胜任无碍的人。因为大抵来说，一个高明的看戏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位困顿的演出者，演戏和看戏毕竟是两码事——前者要冷，后者要热，前者要向外，后者要向内，这种势同冰炭的对峙能否在一个人身上容相容为一？我不止一次地想过一个人左右互搏、天人交战的场景，对于臧棣我尤其想象过这个场景。诗歌和诗歌评论在他身上同时生根生长直至花开并蒂，可能吗？
“事实上，跟林贤治论战的时候，我也在写诗，跟北岛论战那么激烈的时候，也不会影响我写诗。论战完了，可能我花一小时就能回到诗歌的频道，我也不会带进去很多愤怒的、负面的情绪，我该怎么写还怎么写。”臧棣这样解释他在诗歌和评论上的两种分际，他迷恋新闻中用材料重建场景的能力——没有读上新闻系的他以此为青春圆梦，也很享受能回到一种空白和原点的诗人状态，“站在那个原点上突然风靡起来，一下子被激活”。诗歌的鱼和熊掌，臧棣在年轻时自信可以兼得，现在他觉得身份只是一个安身空间，并不是生命对象，生命要完成的是“另外一个东西”，诗人就是他的那个东西。
而对臧棣来说，写评论满足他的是一种对材料梳理和重建的能力，在新闻梦想实现而又幻灭之后，他转而以诗人诗歌为对象继续这个梦想。“我原来也没想写那么多评论，从事诗歌研究就是探讨怎么写诗，探讨这个行当，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写作处理经验，通过评论我们去反思它、剖析它，更清醒地认知它。它不一定是培养写诗的能力，但它能在你的个体生命里形成一个比较开阔的空间，让你的诗性有更多迂回、从容的内容。”
受艾略特的批评观念影响，臧棣曾经为自己立下不批评、不指责当代诗人缺陷的规矩。“如果一个诗人如果需要批评的话，这太浪费时间了，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把最好的才能、最好的时间花在批评别人的瑕疵上面我觉得不值得，这不是我要干的事情”。此外，他觉得写作终究是一件个人的事情，是写作者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优点可以被人享受，但是缺点应该在自我反省能力之中自己克服，不需要外人假装高明、居高临下地指点。而中国当代的诗人环境和中国人交往文化的不成熟，也让他坚持只看对方的优点，因为“观点上的批评也可以演化到生活中，他就觉得你在否定他这个人，他会无限放大”。
但一段时间以来，臧棣和林贤治的论战、对北岛持续而深入的批评，却在中国诗坛上被广为传播和围观。对此他解释说，“批评北岛和林贤治，是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代表了一种比较恶劣的、霸道的、武断的、决不反思自己的批评文化。这不止伤害了我个人，而是伤害了整个诗歌。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里，很多诗歌媒体就利用他们的言论妖魔化中国的当代诗人，觉得他们跟这个社会没关系，让读者越来越远离诗歌，就拿它不断做文章。我觉得这已经触犯了某一个底线，所以我才会脱离原来设定的批评原则。”
如果放弃我们固有的、过于小圈子化和个人美学的诗歌藩篱，在更大的诗歌疆域里细读臧棣的诗，也许你确会发现其玄妙之处，至少能给你提供另外一种视野和可能性。我不知道这是否可归结为他对西方诗歌和文学的深入研读，但可以肯定的是臧棣比绝大多数诗人都勤劳。事实上，很多中国诗人不但缺少他学者式的勤劳，更缺少他学者式的冷静和客观，譬如对被奉为“黄金时期”的1980年代他就不以为然，觉得那是部分人对局部的放大和自吹自擂的乡愿，“对某类诗歌或诗人可能是黄金时期，但从文化史发展的脉络看，其实那是一个荒漠阶段。突然浇了点水，可以让你生长，你会突然间有一种感觉，但基础其实很薄弱，它的土壤、观念、空间和鼓励的类型其实非常单一。”
四
说到1980年代，我们还说起很多人，譬如已故诗人、同时也臧棣好友的张枣。
虽然臧棣和他曾形如兄弟，但在他们的内心可能也横亘沟壑，“我跟张枣关系非常密切，兄弟一样，但我比他积极。他说兄弟，你身上这种积极劲哪儿来的？他开玩笑说我们俩都是天才，我说你是‘放纵自己的天才’，我这种干劲是因为我‘戒天才’，我不相信天才，不是说我没有，而是我不相信，我一旦有或者靠近这种东西我要给它戒掉。”
臧棣觉得，天才并非具体的人，不是一个人格，而是一种生命和创造性的状态，它一直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对每个人都开放，只要充分激活自己都能进入。和张枣就天才争论过几番之后，他把张枣说服了，但被说服了的张枣和臧棣后来却因俗事渐行渐远。
除了张枣，海子、顾城、谢冕、杨黎、陈仲义、魔头贝贝、许立志、余秀华、魔头贝贝等中国诗歌界的很多名字也都出现在那个下午，臧棣以我或隐或显、或宏或微的角度而切入阐释出他对中国诗人、诗歌和诗坛的种种看法，譬如海子的诗歌语言和“卧轨”对他诗歌的放大，譬如顾城杀妻并不能遮蔽他在诗歌中所追求的生命的纯粹和干净。从他的言语和举止中，我分明能感受到一个诗人和评论家对诗歌无限逼近真诚的拳拳之心，我丝毫不怀疑他的这种真诚，那座名为采薇阁的四合院在整个下午都是安静的——除了我们的谈话声和偶尔的鸟鸣，也被关于诗歌的声音所包围和充满，我心里也一样。
到了傍晚，那座刚复原重建成的四合院一角挂上了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夕阳，被四周屋顶切成长方形的深蓝色天空边缘，闯进来几朵即将泛起秋色的圆形树冠，安静，从容，一切似乎都跟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北京一样。这让臧棣颇能感觉到一种安慰，生于斯居于斯的他，觉得北京是他的一种宿命，“跟很多当代诗人不一样，我有很强烈的宿命感，我没有北岛那种漂泊感，大家都觉得宿命是一个很旧的东西，但我见了太多所谓的漂泊、自我标榜的现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既然我生在北京，我的宿命就在这里”。
虽然出了这个院子，就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北京的模样，虽然过去的悠闲从容被现在失控的城市状态遮蔽掉了——臧棣有时候也会对此伤感，但是小时候辗转住过的钱粮胡同、隆福寺胡同和汪芝麻胡同等，仍让他保存着对北京的一种虽然已经过去却并未过时的感觉，“我知道我来源于哪儿，如果有能力的话我能回到那里去，而且到北京的乡间、郊区或者华北平原上去找，这种感觉还是很多，很容易能找到，它并不是完全丧失掉的、无法复原的一个乡土记忆”，而且“这可能也是一个国家在建设过程、在城乡转换中要经历的东西，其实大家还是知道好东西在哪儿，有些东西也在慢慢复原之中”。
1964年出生在北京的臧棣，也许并不像林贤治所言是“温室里走出来的一代”，事实上他随父母在云南个旧和四川攀枝花的所度过的童年也充满了苦难，他的人生经历中也不乏悲剧色彩的内容——前两次婚姻就让他自认为是“一个情感上的失败者”。事实上，这些人生遭际和对现实的关注也并不像其他人说的那样在他的诗歌中缺席，而是或藏或露地存在。此外，抛却诗人和评论家的身份，单纯地作为一个世中人来说，臧棣也有孤独，也有信仰——对宗教情感有一种很深的体验，也有佛家所说的自我加持，他说人活着就该通过不断激活生命潜力、通过不断自我认知达到自在、丰盈、自信的状态。
经历过很多黑暗的他，坚持把这些黑暗看作一种特例，“我不愿意相信人都是这样，还是有好人，还是有愿意做好人的人。对于邪恶和黑暗的东西要克服，没必要纠缠，因为还有别的路要走，越过了那个时间还是会能看到春暖花开的那一面，世界的另外一面！”
那天晚上，臧棣陪我在北大旁边的一家云南菜馆晚餐，之后又开车送我穿过昏暗幽微的校园来到北大东门。我知道，等我下车后他还要掉头重新再穿过一次那种昏暗幽微，然后穿过车流滚滚、灯火辉煌的北京街头回到娇妻幼子都在等着他的家中。这一段几乎每天都要经历的路程，也许就像他所说的，“越过了那个时间还是会能看到春暖花开的那一面，世界的另外一面”。支撑他越过去的可能是诗歌，也可能是诗歌评论，也可能只是他天生就有的“一种空白和原点的诗人状态”——即使不成为诗人，或许那也是诗！
备注：与臧棣访谈见图书《跟着诗人回家》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