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我不知道韩东做过这样的总结，只知道他为《今天》三十周年所写的感言中这样说:“‘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回首三十年 ，《今天》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
经济观察报:食指刚刚过了六十岁生日，你把他视为新诗的一个开创者。
北岛:对，我们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是1967年开始写作。正如我在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录《断章》里所写的，第一次听到食指的诗时，我们都还在写旧体诗，这显然与毛泽东有关，他的37首旧体诗词我们当时都会背诵。1970年春天，我和两位同学到颐和园划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站在船头朗诵了食指的一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那些诗句对我产生的震撼是无法描述的，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户。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都不太了解食指，最多知道他的《相信未来》。
北岛:这很可惜，食指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虽说自1973年精神失常以来，他的写作没有早期的那么出色。中国人太健忘了，尤其是商业性的娱乐文化在不断吞噬着年轻一代，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要知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传统，也在失去想像的空间与能力。
经济观察报:你参加很多诗歌朗诵会，你喜欢朗诵吗？
北岛:起初一点都不喜欢，我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喜欢公共场合，但后来在国外待久了，朗诵成为一个诗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在美国，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很多美国诗人都靠朗诵为生。
经济观察报:开始不喜欢朗诵，后来有所转变？
北岛:我在我写的散文《朗诵记》里谈到，除了内向的性格，还有早年的朗诵经验对我们的影响。过去革命式的朗诵方法，声音特别夸张，高八度，字正腔圆。在八十年代有个殷之光朗诵团，他们代表的就是那种朗诵方式。我们后来有意识地克服这种朗诵方式，追求一种比较自然的与呼吸有关的音调与节奏感。朗诵对写作是必要的调整，你会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停顿。美国“黑山学派”提出了朗诵与写作的关系，特别强调呼吸的重要。“黑山学派”是美国“垮掉一代”的重要分支。
经济观察报:你曾批评过，美国六七十年代后的诗歌主流是叙事诗，你不喜欢叙事诗？
北岛:这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系。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主流，诗人也大部分中产阶级化。自五十年代末美国大学建立了创作课，把一大批出名的诗人网罗到大学，成了教授。总而言之，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没有这种体验，写诗就会变成一种文字游戏。而叙事是英语文学的传统，没的可写，就往叙事上靠，写自己身边琐事，比如生活中遇到的小麻烦，牛奶坏了、狗丢了，等等。我在美国教书时，特别在课程安排上声明，我反对的正是美国叙事性诗歌的主流，故特意选择二十世纪国际现代抒情诗作为教材。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讲过希尼？不过希尼的诗也是比较叙事性的。
北岛:没有。其实我是他的诗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1986年就翻译过他的诗，只是没有发表。但我并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叙述跟抒情是不是被分得太开了？诗是可以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的。
北岛:其实写叙事诗并没什么错，关键还是怎么写。中国自古以来有不少出色的叙事诗，像《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长恨歌》，等等。
经济观察报:你喜欢卡佛吗？
北岛:喜欢。不过看卡佛最好看英文原作。我跟苏童讨论过这个问题。苏童的英文并不太好，但为了掌握卡佛的精髓，他查字典把卡佛的原作几乎通读下来。卡佛的小说非常微妙，那种微妙很难在翻译中传达出来，我看过一些译本，都不太够味儿。
经济观察报:他也写诗。
北岛:我跟他还有点儿渊源关系。我从1999年起在美国柏罗伊特学院教书，每年秋天都去，只教七个星期。有人捐钱设立了专门的奖金，每年请一位美国作家来教书。这个项目最初是为卡佛而设的，那是1988年，结果卡佛那年病故了，由卡佛的夫人顶替。
经济观察报:我所知道的是，在国内的诗人中，你比较欣赏的是张枣和柏桦。除了他俩，还有其他诗人吗？
北岛:是的，我挺欣赏他们俩的。他们两个同是学外语出身，具有双重文化的背景。柏桦有点儿可惜，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有很强的张力，到了九十年代，商业化冲击太大，他曾做过书商的“枪手”，编写了一百多本书，靠此维生。这种生存的手段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我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他转向中国古典诗歌，但都没有他早期的诗那么好，遗憾。这些年国内的诗歌，我读的不多，故无从评价。《今天》原来是张枣和宋琳做诗歌编辑，最近由廖伟棠接手做诗歌编辑，与宋琳合作。廖伟棠年轻有为，希望通过他能和更多有潜力的年轻诗人保持接触。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说到，美国把这些诗人、作家请到大学里教书，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了他们的写作，你后来也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你会不会担心给自己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北岛:外在条件并不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再说我大半生都在动荡漂泊中，过几年安稳的日子不会轻易代替我的过去，不会轻易改变我，当然也要保持警惕。这么多年来，我在美国大学当客座教授或驻校作家，都是临时的、短期的，东奔西跑，居无定所。我终于在香港得到稳定的教职，但愿能利用生活的稳定多写点东西。
“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
经济观察报:你平常怎么关注国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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