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国内只是我的关注点的一部分而已，这和我的阅历有关。这些年走南闯北，比如我去过中东，中东的冲突就会引起我的特别关注。还有在这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我认识了很多外国朋友，我们会在世界各种文化活动经常见面。
经济观察报:你大概已经习惯了经常旅行吧，在路上也能写作吗？
北岛:我形容我的生活就像钟摆的两极，旅行变成生活的一种常态:在家就会想念旅行，在路上又会想家。这些年我已习惯在路上写作了，尤其写专栏，到期要交稿。有时候在飞机上也要写。
经济观察报:你住过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地方，你觉得哪儿比较适合自己？
北岛:这就是像你这样不太了解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提的问题。其实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到一个新地方要尽快地适应环境，比如要马上了解，到哪儿能买到酱油和醋，到哪里去租车。这就像动物，尽量保护自己。而且不能太伤感，因为不断搬家，总不能对每个地方都伤感吧？这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你的生活态度，你不是游客，要保持生活的重心，这个重心是不以场景变化为转移的，这是漂泊者的重心。
经济观察报:你在《断章》中提到拉赫玛尼诺夫曾激荡过你们的心，你从小就能听到很多古典音乐吗？是不是主要来自俄苏——就像文学那样，你听的古典音乐是不是主要还是浪漫派的（俄苏和德奥）？音乐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金斯堡和爵士乐、摇滚乐关系很大，你喜欢爵士和摇滚乐吗？崔健接受采访，问他对八十年代有影响的人物有哪些，他首先提到“朦胧诗人”。你和崔健有接触吗？
北岛:我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纯属业余爱好。随着时间推移，我从浪漫派转向古典派，从交响乐转向室内乐，甚至越来越极端，只喜欢听独奏。我也喜欢爵士乐，特别是早期的爵士乐，喜欢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羁无束的感觉，而大多数现代爵士乐越来越冷，就像现代人一样，好像被冷冻似的。我完全不懂摇滚乐，但我喜欢崔健，特别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就有我刚说的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和崔健有过几面之交，有一次还一起过生日。我们是同一天生日，我比他正好大一轮。
经济观察报:印象中好像好多诗人都说过类似的话，诗人就是不断地回到童年。你对这话怎么看？你重视童年经验吗？这种回顾跟写作状态有什么联系吗？
北岛:童年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重心。对诗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忠实自己的开始，并保持重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心未泯”。但仅仅停留在童年经验上是不够的，还要从中生长出另一种东西，即“青春风格”，那是一种更成熟更持久的生命力，或许就是韩东所说的“强硬的精神”。我正在写一本类似回忆录的书，讲述我的童年我的北京的故事。其中的片断首先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经济观察报: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一过中年就面临危机，创作乏力，精神萎缩，变成一个掌握世界、不再发问的人，被称为中年现象。你对此怎么看？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北岛:这与我刚才说到的“青春风格”有关。一个诗人应该一辈子都坚持这种“青春风格”，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诗歌本质上属于“青春风格”，它决不与生命妥协，否认衰老否认死亡。正如陈敬容的诗集的题目《老去的是时间》，说出了诗歌的精神本质与骄傲。
经济观察报:你有句诗早已成为名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撇开这句话，好像一个有所理想与坚持的人，大抵会有点英雄主义情绪。你现在对英雄是怎么理解的？
北岛:看来你根本没读懂我的这首诗。在如今这年代，有何“英雄主义”可言？能做一个人，而不做狗猪牛马就很不容易了。 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作者:刘溜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
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
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
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
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
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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