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在第8卷第1号发表的《论新文化运动》，是留学生中批评、攻击新文化运动最激烈、最具颠覆性的。他把新文学视作“乱国之文学”，“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之时，皆必有之”，是“土匪文学”，说“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认为“趋附新文学”的人，是“对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
1921年7月底，在启程回国的远洋轮船上，他还就邱昌渭对他的批评（《答吴宓君》），又写了《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昌渭》。针对邱说他是为了维持“圣道”，他说自己感觉“此其名如何之魅，其事如何之大”，并说自己就是要维持“圣道”——不单是孔子之道，还有耶稣、释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所教，不分中西门户之见。
在时代洪流混杂的嘈杂声中，吴宓和梅光迪所发出的声音完全没有引起如《新青年》上的文章那样的关注，似乎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早已胜利，且已牢牢占据中国新文化的统治地位，“几个留学生的反对，已毫无力量。”
此后的岁月中，吴宓、梅光迪等学人似乎永远“落后”于时代，与时代的主流“格格不入”。在剧烈变动的20世纪，这些“执拗低音”被时代交响曲中激越亢奋的主旋律所遮蔽。
群英荟萃东南
《学衡》和学衡派群体
1921年秋，在梅光迪的召唤下，吴宓回国执教于东南大学。
第二年9月，东南大学设立西洋文学系，梅光迪为系主任，吴宓任教授。在刘伯明的支持下，梅、吴二人又陆续邀请哈佛时期的好友汤用彤、楼光来以及李思纯等志同道合者来东南大学任教。一时间，东南大学群贤毕至、人才济济。一个史称“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已经聚拢、形成。
1922年1月，《学衡》杂志正式创刊。《学衡杂志简章》即阐明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卷首插图是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位先贤画像，象征着杂志旨在融合中西方最优秀文化的抱负。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有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评〈尝试集〉》，都是针对胡适和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批评。
杂志社和同人聚会之所设立在吴宓南京的寓所——鼓楼北二条巷24号。吴宓自制一块白底黑字招牌——“学衡杂志社”，钉在大门外。在这里，《学衡》召开了第一次社员聚会，到场的有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骕（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柳诒徵（历史系教授）等八人。
1925年，胡先骕与胡适
胡适在照片后题字：“两个反对的朋友”
会议定下了杂志体例，分通论、述学、书评等六门，并派定梅、马、胡、邵（祖平）为各门的主任编辑。大家公推柳诒徵撰写发刊词——《弁言》，封面的“学衡”二字则请湖南宿儒曾农髯题写。
梅光迪、胡先骕为杂志发起人，吴宓为杂志总编辑兼干事。此后，柳诒徵、汤永彤、缪凤林、景昌极等先后担任编辑、干事。杂志刊文不设稿酬，凡为《学衡》杂志做文章者即为社员，印务则由中华书局承担。
从创刊起，《学衡》杂志的五大主力是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此外还有六十多人围绕该刊撰文，全部作者人数达一百多人。前期以东南大学师生为主体，1925年吴宓北上入清华筹备、主持国学研究院后，又吸纳了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清华国学院师生加入作者队伍。
学衡群体大多是留美归国学生，基本为执教于高校的知名学者、教授，无党团派别和官方政治背景。他们都有着自己坚守的人生信念和文化“道统”，敢于逆已成大势的新文化运动“主潮”而行，公开与以陈独秀、胡适等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主力军“叫板”。
“学衡派”能群聚于东南大学，和副校长刘伯明有“兼容并包”之胸怀是分不开的。刘伯明之于东南大学和“学衡派”，恰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和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学衡》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想杂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东南大学并不提供经费支持，杂志的基本印刷费由骨干成员每人出一百元作基金。到后期出版经费紧张时，由吴宓个人每期补贴百元，并向亲友募捐来勉强维持刊物的运行。
1923年，时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表示愿意出资1000元支持《学衡》杂志。尽管章氏在思想文化的立场和“学衡派”相近，吴宓等人还是拒绝了这笔资助，以确保杂志和任何政治势力保持距离。
连一直对“学衡派”持严厉批判态度的周作人也评价说：民国时期的形形色色“古文复兴运动”，背后大多有“政治的意味”和“人物的背景”，譬如林纾之于徐树铮，章士钊之于段祺瑞，但《学衡》的复古运动没有政治目的，是真正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更胜一筹。”
学衡派群英荟萃、齐聚东南大学的盛况，持续两年就不复存在了。1923年11月，《学衡》的主要支持者刘伯明突发脑膜炎去世，年仅38岁。他的继任者缺乏兼容并包的胸怀，西洋文学系很快名存实亡，到1924年四五月被校方裁并。
“学衡派”一时风流云散：梅光迪赴美执教哈佛，吴宓北上受聘于东北大学，缪凤林、景昌极等也到东北大学任教，李思纯回四川成都，胡先骕再度赴美深造，在哈佛攻读植物学博士学位。
杂志发起人梅光迪从一开始就把《学衡》的编辑工作和社务全部丢给吴宓，自1923年起就不再给《学衡》撰稿。
作为主编，吴宓苦苦维系，几乎靠一人之力支撑着《学衡》。他是杂志的核心，也是整个学衡群体里最有团队意识的。北上后，他曾几度积极筹划，想让分散各地的学衡同仁们重新聚集在一起，恢复当年群英荟萃东南的盛景。
1925年，吴宓回母校清华，负责筹备国学研究院，曾计划让刘永济、柳诒徵、吴芳吉等人受聘清华，但没能成功。当时，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都在东北大学任教，他一度又设想以东北大学作为“学衡”的基地，赶到天津和过路的柳诒徵会面，商议此事。但柳还是想回到东南大学，不愿一直待在奉天（沈阳）。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之计划，亦只可废止而已。”
1927年7月初，得知任教于东北大学的“学衡派”同人决定南归，他很伤感，在日记中说“宓在东北所苦心维持经营之团体，真将瓦解”，抱怨柳、刘、景、吴丝毫不理解他的心意，“只任一己之自由，而无团体之计划在心，可伤也。”
为《学衡》撰稿的人并不多，办刊经费时常不足，社务也无人过问，也无人捐助，只有吴宓一人为刊物筹款操心，编辑权也因此落在他手中，所以有人说“《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
在日记和自编年谱里，吴宓记录下自己的操劳和委屈，以及同人的不理解，为得不到应有支持和社会认可而伤感，“平生苦作，而不能感动一人，独立辛勤从事，而无人襄助，无人矜怜，无人赞许，无人鼓励，殊可痛伤。”
1932年，《学衡》在南京的社员们不满于吴宓在北京一人独揽杂志编辑权，要求杂志和中华书局解约，转而归张其昀创办的南京钟山书局印行。这使得吴宓和南京同人产生了分歧，他只好辞去总编辑职务。南京方面改选缪凤林为总编辑，并与中华书局解约。
当时，在南京的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认为：《学衡》已经背负落后、保守的恶名，决定放弃《学衡》的名字，于1932年9月另起炉灶，创办了《国风》。79期成为《学衡》的终刊。
在和“新文化派”对峙的反对派刊物中，《学衡》是存在时间最久的。除前后相承的《学衡》、《国风》外，属“学衡”一派的还有多个由成员创办、主持的外围刊物，包括以历史学者柳诒徵和其学生为主体的《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史学和地理》，吴宓在清华时期负责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1945年由张其昀、钱穆、冯友兰主持的《思想与时代》等。
1937年春，吴宓在清华园留影
文学论战
“含泪批评家”和“古衣冠小丈夫”
1922年，19岁的文学青年胡梦华因一篇诗歌批评所遭遇的，是“学衡派”及其同情者在与同时代“高音”竞声的一个缩影。
时隔八年，沈从文回顾这场论争时评论说：“《蕙的风》所引出的骚扰，由年青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
1922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湖畔”诗人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爱情诗集。
上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以汪静之、冯雪峰等浙江第一师范学生为群体的“湖畔诗社”。他们专事抒情短诗的写作，以一种挑战姿态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慕，对恋爱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掀起了爱情诗写作的新高潮。
青年诗人汪静之是胡适的同乡晚辈，因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一下子跃上中国诗坛。他的诗集《蕙的风》最初得以出版，也是因为胡适出面帮的忙，并请胡适为之写序。
序言中，胡适对汪静之的诗歌创作大加肯定，把他划归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二代少年诗人（“湖畔诗人”），称赞汪“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指出了汪静之诗歌的稚气与浅露，但又认为这样远胜于暮气和晦涩。胡适最为肯定的，是汪对“诗体的解放”。
因着名人胡适的推介，《蕙的风》很快引起文坛大佬们的注意。朱自清读后称赞汪静之有诗歌的天才，“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但多是性灵的流露”；周作人专门做《情诗》一文，指出《蕙的风》显示了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同年 10月24日，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题为《读了〈蕙的风〉以后》的文章，尖锐批评汪静之的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因此“应当严格取缔”。对于为诗集作序的人，胡梦华也提出批评，说这些“滥序”有被人利用之讥，“为清醒的读者笑，为昏迷的读者害。”
一石激起千层浪，针对胡梦华的批评，新文化一派的文人作家纷纷给予回击。首先反驳的，是汪的同乡、自称“胡适秘书”的章衣萍，他在《民国日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接着是《不中听的闲话》，说胡梦华是“南京蝙蝠派的文妖”，把枪口直接对准了学衡派。周作人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养真发表《诗中的道德》，宗白华等人也撰文与胡梦华展开论争。
面对反攻，胡梦华“初生牛犊不畏虎”，接着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文学与道德》等文进行反驳和答辩，坚持认为文学有一个道德标准，而《蕙的风》恣意表现“罪恶”，引诱人们“去做罪恶”，批评诗人“思想卑劣，情感弱露”，进而尖锐批评整个新文学运动：“年来士气颓丧，未始非文风堕落之故；轻薄的文学，若不再施以严厉的批评，让他兴盛下去，实有亡国之忧。”同时不无失望地表示，“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
正当胡梦华以一人之力与新文学领军人物论战方酣时，鲁迅站了出来。11月17日，他以“风声”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对胡的主要观点给予批驳——嘲讽胡梦华看到“意中人”三字，马上想到《金瓶梅》；看到“和尚悔出家”，就认为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以及含着“不可思议的眼泪”恳求汪静之不要再写这类“堕落轻薄”之作。他认为胡是以“锻炼周纳”手法陷人以罪，而“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
在12月发表的历史小说《不周山》中，鲁迅创造了一个小丑式的人物，用来嘲讽胡梦华。小说中，女娲炼石补天之后，两腿之间出现了一个“古衣冠小丈夫”，捧着一条青竹奏折，上刻一段道貌岸然的文言，女娲于是抽出一株烧着的大树，将那竹片烧了，吓得“古衣冠小丈夫”呜呜咽咽地哭。
胡梦华顽强地继续发文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在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阵营的强势猛攻之下，最终偃旗息鼓了。当事人汪静之回忆说，“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出来之后，左右都不响了。”
在这场论战中，鲁迅以杂文中“含泪的批评家”和小说里“古衣冠小丈夫”这两个形象，捍卫了新诗反传统礼教的战斗传统，同时也把年仅19岁的胡梦华打入文学话语权的十八层地狱。
在之后的革命文学史书写中，胡梦华“沦为”可笑、荒诞的反面人物，为进步青年所“不齿”。
1982年，胡梦华早年论文集《表现的鉴赏》在台湾重版，他撰写了“重印前言”，为60年前的这场笔墨之战做了自我批评，自嘲说当时“戴着假道学的眼镜”是为了“讨好新女性的喜悦”，“因为我本来就是近视眼嘛。”
胡梦华和汪静之年龄相近，也是安徽绩溪人。他家与胡适家族是世交，故与胡适以“叔侄”相称。他报考东南大学时，是请胡适向校长郭秉文写的介绍信。他又是梅光迪、吴宓的学生，故深受二人文学观的影响。
其实，胡梦华在文学立场上属“折中调和”派。一方面，他支持胡适的主张，认为“诗的革新与创新，必须彻底铲掉新旧诗体的格律，连根拔掉，不要有丝毫姑息、保留”。另一方面，他对老师梅、吴等人所坚持的“白话应提倡，但文言不可废”也很认同，认为这是“不朽之论”。
他曾发表过一篇评《学衡》的文章，认为近来评《学衡》的人很多，但大部分只是谩骂甚至咒诅。他深信《学衡》所提倡的人文主义虽和“时代青年格格不入”，确有存在价值、并值得信仰的部分。同时，他也批评《学衡》里的文章“破坏多而建设少”，没有承担起“善于提纲和发扬广大”的大任。
1923年，胡梦华和同班女生吴淑贞结婚，在南京举办婚礼。他特意请胡适为证婚人，梅光迪、楼光来为男女双方介绍人，吴宓、柳诒徵、杨杏佛也都应邀到场。
在花牌楼中国青年会的婚礼现场，两派领袖人物难得会聚一堂，由此展开一场“坦诚而友好的交流”。
据胡梦华晚年回忆，先是“吾家适之叔”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观点，然后梅、吴二师则搬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等古希腊先贤，提醒说杜威、罗素这两位被当时中国学术界顶礼膜拜的博士“未必青胜于蓝”，更不要说后来居上了。接着，柳诒徵又提出了孟子。此时，胡适一人敌三，“陷入重围”，杨杏佛于是拔刀相助，“雄辩滔滔”。
1946年柳诒徵（前排中）等国学图书馆同人摄于陶凤楼，后排右三为周启文，左五为戴瑞琪，右一为王绵
大禹是虫还是人？
南北大战“古史辨”
1919年“五四”运动后，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打出了他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的新方向。
同年12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3年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
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意义不能仅仅归结为拥护科学和民主“两大罪案”，其“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评价一切价值”。
1922年，胡适的学生、北大青年助教顾颉刚在研究古史、伪书和民间的歌谣、戏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出来”的古史辨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盘古、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以及上古时期“尧舜禹稷”的事迹靠不住等一系列观点。
顾颉刚关于古史的诸多论断中，流传最广、最具颠覆性的，是有关“大禹是一条虫”的推断。
顾颉刚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大禹是先由神，再人格化为人而来的。1923年，在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他提出“禹”来自于九鼎，证据是《说文》中的“禹，虫也，从厹，象形”，“厹，兽足蹂地也”，大约是蜥蜴之类的动物。“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新文化派”对中国古史的质疑、否定和颠覆，自然强烈地刺激到中国传统治史者的情感。
从1920年7月到1925年5月，南高师－东南大学的史学者从经学和史学领域主动出击，挑战北大“新文化派”的学术新论：1920年，缪凤林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质疑；1921年，柳诒徵对胡适和章太炎的诸子研究提出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刘掞藜、柳诒徵发起的对顾颉刚“古史辨”新学的挑战。
在对传世文献的“疑”与“信”上，南北两个文化思想群体发生了激烈论战。论战一方是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为代表的北大“疑古派”，另一方则是柳诒徵、刘掞藜、缪凤林等师徒为主力的东南大学“信古派”。
柳诒徵，字翼谋，近现代史学大家，民国时期与陈垣、陈寅恪并称“南柳北陈”。他幼年失父，寒窗苦读，薪传清乾嘉学派，治学严谨扎实，主张“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史以明政教，彰世变，非专为存人”。
除个人治史外，柳氏另一大成就是二十多年中培养了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胡焕庸、范希曾等一大批专长于文史地哲的名学者，时号“柳门”。吴宓曾言：“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
刘掞藜也是柳门子弟，在向顾颉刚正式挑战之前，他就曾作《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伪耶？真耶》，批评梁启超和胡适，其中批评胡适认定《尚书》是伪书、是儒家为“托古改制”所造的说法，这使尧舜禹事迹的真实性成了问题，并给出自己对尧舜禹记载真伪的考证。
1923年7月，顾颉刚主编的《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刊出了刘掞藜、胡堇人质疑顾颉刚、钱玄同论古史的文章，由此开启了“疑古”南北讨论高潮。刘不认同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推想，对他所举证据也不满意；而胡堇人也不满于顾颉刚“古史是层累地造出来”的说法，尤其不满于有关“大禹很可能是一条虫”这一大胆推断。
作为回应，顾在同期上刊文，提出了区别“信史”和“非信史”的基本观念，并提出了四条标准，陆续刊登在《读书杂志》：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刘掞藜对顾的回答仍不满意，又以《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再投《读书杂志》。顾颉刚一边继续完成之前的答复，一边在杂志上用三期刊登“启示”，邀更多人加入这场争论，“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我们几个人的责任。”
在最初两个来回中，这场“疑古”大讨论的双方彼此还彬彬有礼，限定在学术层面。随后，胡适、钱玄同也参与了这场讨论。
钱玄同在《读书杂志》第11期上发文，提出三点：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意思是——我们如今做古史研究，不可先入为主地带着六书“必然可信可靠”的观点
胡适在该杂志第18期撰文，说这场有关古史的讨论，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也是这本副刊上最具永久价值的问题，并强调自己信服“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原则。他表彰顾颉刚，说顾的学术观点是对今日史学界的大贡献，并肯定顾的学说中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
胡适又考察了刘掞藜的史学方法，认为刘的一些结论是“全无历史演进眼光的臆说”，再次提出“一切史料都是证据”的观点，以及史家该以何种态度来看待和处理“证据”。他认为刘搜求史料有功夫，但没有新的精神和方法，仍在传统史学中打转，是简单的信而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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