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厢，“学衡派”史地学者们创办的《史地学报》合两期转载了《读书杂志》上对“古史辨”的讨论。柳诒徵站出来，公开支持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有意展示东南大学的群体力量。
他以长者之姿和语气，教训二十来岁的顾颉刚，针对顾从《说文》中释“禹”得出“虫”的结论，教导他要以史书为本，不可专信文字。如果要用文字来研究古史，要先熟读许慎的《说文》，并潜心研究清代儒者的论著，然后再来谈“疑古”。
顾颉刚
年少气盛的顾颉刚显然被激怒了，发文说自己不领受柳的教导，“我们现在研究学问，自有二十世纪的学问界做我们的导师”，至于《说文解字》和清儒著述，也只是“研究的材料，不是学问的准绳”，说自己和柳的分歧在于“精神上的不一致”。
紧随其后，北大同人组织了新一轮反击，钱玄同、容庚、魏建功都参与应战，气氛一下子从心平气和的讨论激化为夹枪带棍的言语攻势。
钱玄同以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强势话语，一下子划分了“咱们”和“他们”阵营；魏建功则尖锐地指出柳等人“只有学古人的舌”，激进地提出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所谓“正史”也只是一些史料，只有经过彻底整理之后才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正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容庚则向柳诒徵进言，要他注意甲骨文、彝器等新近出土的大量新材料，而不能只守许慎的《说文解字》。
面对来自北京的气势汹汹的攻势，柳最终以“不再去辩论这个是非”结束了这场大战。但是，他仍通过顾颉刚致函容庚，表示自己会重视容庚的话。这也让容庚感受到学界前辈的肚量，随后也为自己的不敬道歉。
正如容庚对柳诒徵的提醒，当时参与“古史辨”大战的南北双方除了对待传世文献的“疑”或“信”的态度之外，也有语境、知识资源占有上的区别。
清末民初时，一下子出现了大批的、连续的、重大的史料发现，包括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钟鼎文），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书和山东临沂、湖北云梦、甘肃居延等地出土的简牍，以及敦煌文书。
当时，北大研究所已经开始大量占据这些新的历史材料。“这是章太炎和柳诒徵为代表的东南大学的学术研究所不及的。”专注于“学衡派”研究的学者沈卫威指出。
王国维是当时南北两派都十分敬重的学问大家。
他在文化立场上亲近“学衡”一派，在学术上却非常前沿，对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等都作出了国际公认的一流研究。他首创“二重证据法”，利用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考证出商代帝王世系，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从而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对于当时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以及“疑古派”和“信古派”之争，王国维在1926年致容庚的信中有过中肯的评论：“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
旧伦理与新道德
痴人痴事
“新文化运动”所鼓吹的“反旧道德”和追求个性解放，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伦理及其对个人的束缚，也给新青年的个体命运和情感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出现了许多勇于拥抱新伦理、新道德的新派人士，尤其是领时代风潮的文人学者和新青年们。他们搞“家庭革命”，和新式女子结合，成为当时一种独有的时代现象：譬如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恋，陈独秀和妻妹高君曼的结合，徐志摩与林徽音、陆小曼的浪漫恋情……
如果说新派人士在私生活中“弃旧迎新”，是“解放个性”“追求自主的婚姻和恋爱”的知行合一，一直鼓吹节制情感、反对浪漫主义并痛心疾首于传统道德沦丧的梅、吴二人，则显得道德主张和个人生活严重背离了。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开女禁招收女生。当年考入西洋文学系的，有一名叫李今英的广东籍女学生，“面有微麻，却气质高雅，才识俱佳。”在校期间，身为系主任的梅光迪和李今英陷入热恋，一时成为南高师的大新闻。
1927年，梅光迪与原配离婚，和李今英一起奔赴幸福，对原配、长子再也不曾过问。
最荒诞、最有悲剧色彩的，则是吴宓的情感和婚恋经历。
他苦恋上妻子陈心一的校友、同时也是清华同学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想方设法和陈离婚。在追求毛彦文的过程中，他做出了许多痴狂、荒诞之举。因为一直苦追毛不得，中间又移情别恋于诸多新式女性，包括女作家卢葆华、华侨女子陈仰贤等。
当时，学生郭斌龢从国外写信来，劝说吴宓与发妻陈心一复合，并说离婚有损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进行。第二封来信口气更为严厉，力劝吴宓与陈心一破镜重圆，提醒吴宓“为《学衡》计，为人文主义计，为白师（白璧德）计，为理想道德事业计，均应与心一复合”，又指出吴宓“近来思想行为，皆是romantic（浪漫），实应省戒”。
吴宓与夫人陈心一、长女学淑
对友人的劝阻，吴宓心情“痛愤”，辩解说自己之所以坚持离婚，“乃本于真道德感情”，若不离婚，才是自欺欺人的“乡愿小人”，才不配提倡人文主义之道德。至于romantic，那是自己的本性，在去美国留学之前就是这样了。
1931年夏，在美国留学的毛彦文到欧洲旅行，开始认真考虑回应吴宓的追求。得到心中“女神”的回眸后，一路追毛到欧洲的吴宓突然中途变卦。回国后，他穿梭于毛和诸多女性之间，笨拙地谈起了“N角恋”。看到吴性格和情感上的种种不可理喻，毛彦文抽身而去。
毛彦文
1935年9月，毛彦文嫁给比她大29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吴宓遂将自己的情伤诗登报，并做演讲主题，搞得路人皆知，成为公共笑话。三年后，熊希龄病逝香港。得知毛守寡，吴宓又燃起追求之心，试图继续痴缠。
情路上历经沧桑，令毛彦文对吴宓的追求看得比较通透——吴宓只是把对“理想爱人”的想象套在了她身上。她曾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
但她对吴宓仍有佳词，说他“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
1950年，吴宓和患有严重肺病的年轻女子邹兰芳结婚。婚后不久，邹兰芳去世，吴宓一直承担着接济她家九口的重责。
吴宓晚景极为凄凉，这其中既有特殊年代对个人的无情碾压，也有儿女对他的疏远与冷漠。
陈寅恪曾说：“昔在美国初识时，即知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犹壶水受热而沸，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相比较，被梅吴视作“洪水猛兽”的论敌——胡适，虽先后和韦莲司、曹诚英等中外女子发生过恋情，也一直不乏陈衡哲这样的红颜知己或徐芳这样的仰慕者，但终其一生和母亲为他娶的“小脚太太”江冬秀风雨同行。
天底下第一号新派人物和他的“小脚太太”的婚恋故事，被好事之人列为“民国七大奇观”之一。原因自然有江冬秀的泼辣强硬，也有胡适的“爱惜羽毛”、在意自己“国民导师”身份的缘故，以及他对人生“福气”的某种洞悉与知足。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共赴国难”中的抉择
从文化到政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危机之中，张其昀、贺麟等部分成员开始有了政治化倾向，从原本纯粹的文化保守走向了政治保守，从张扬民族主义意识走向了维护国家主义的倾向。
“学衡派”重要成员、历史地理学者张其昀在其中最有代表性。191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南京高师文史部，主修地理学。1921年南高师改制为东南大学，竺可桢创办地学系，集地质、地理、气象、天文为一系。大学时代，张其昀受刘伯明、柳诒徵、竺可桢三位老师影响至深。
他是“学衡派”学术刊物《史地学报》的主要作者和骨干成员。1928年，他回已更名为中央大学的母校任教，后随竺可桢入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1941年，在随浙大内迁避难贵州遵义时，他参与创办并主持了《思想和时代》杂志。这份以主张集权、建国与国防为第一要义的杂志，与蒋介石、陈布雷和国民党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
1949年，张其昀随国民党到台湾后进入政界，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张其昀出任“教育部长”，一时竟令在台的北大学子们十分紧张，他们开始运动，主张把人在美国的胡适请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求达到教育、学术界的力量平衡。
离开政界后，张最重要的“事功”是在华冈兴学。1962年，他在台北阳明山创办私立高校“中国文化学院”，后改制为中国文化大学，意在“学衡派”的基本理念——“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华。”
无论做学问、从政还是办学，张其昀都将“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贯彻始终，是“学衡派”中少有的成就事功者。
1960年12月，张其昀在为其著作《中华五千年史》所做《自序》中，对“新文化派”的史学观和研究方法有过批评。
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治史者“把史学狭窄化，甚至只成为一种史料学。他们往往菲薄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为保守，这是错误”。他认为“惟有民族主义才是国家民族继继绳绳、发荣滋长的根本原因”，并认为他所在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在学风上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他所批评的“把史学窄化为史料学”、“菲薄民族主义”的治史者，正是指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这一路“整理国故派”。
然而在近两百年间的国族危机中，家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深深地烙刻在几乎每一位中国学人的精神世界，也由此影响、牵引着他们的治学之道。
顾颉刚在1920年代做“古史辨”的时候，认为历史应当严格地按照客观原则进行研究，把上古神话和传说统统从历史里面赶出去，所以，他要“推翻非信史”，“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认为这些都是层层积累出来的。可到了1930-1940年代国族危亡的时候，他创办《禹贡》，写《疆域史》，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呼吁为中华民族追根溯源。
胡适的另一位高足、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也有着相似的心路。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心焦如焚的情绪下赶出《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言论，从历史角度论证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遗民”的挽歌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7年6月2日，任教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在昆明湖自沉。消息传出，震惊朝野。王国维的自杀，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留下沉痛的一笔。
严格说，王国维、陈寅恪都不是《学衡》核心人物，并没有如梅吴和胡先骕那样与新文化派有过剑拔弩张般的对立，但都因有着相似的文化、思想认同而成为《学衡》的作者。
在吴宓的主持下，《学衡》前后推出两期纪念王国维的专刊。其中，陈寅恪发在《学衡》第64期上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是他个人影响最广并被后人一再援引的名篇。
作为被王国维所信任和托付后事者，陈寅恪在挽词中道出了王所以“不得不死”的原因，以及在20世纪激荡的时代变局中，每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共通的心灵和情感之苦痛：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Idea者……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王国维离世两年后，陈寅恪为之拟《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写下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对王国维之精神人格的总结，让吴宓内心感受到极强烈的共鸣。
1947年，陈寅恪穿棉袍立于新林院52号院內大阳台
1927年，李大钊遭北洋军阀杀害，吴宓与陈寅恪夜谈，二人愤慨于北洋军阀之残酷。蒋介石执掌政权后，独裁的色彩日益强化，他们相约不入国民党，并预见到“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困苦，安之而已”。
他们都为自己所认信和坚守的，做了“殉道者”。
1963年，《学衡》停刊33年之后，有人请吴宓把创办经过写成文字，他谢绝了，并说“《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之后。现在写，时间太早。”
时距“十年浩劫”的发动仅有两年。
（参考书目：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现代命运》；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吴宓日记》；《吴宓自编年谱》；胡适《四十自叙》；毛彦文《往事》 / 参考论文：刘贵福《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杨筱《绮色佳之夏的旧事－胡适文学革命思路的寻访与再思》；张家康《胡适被梅光迪“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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