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诗歌的国度”早不能掩盖当代诗歌的没落，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从世界文学的维度来看，诗歌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鲜明和富有冲击力的符号。余华、莫言的小说虽然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毕竟属于大众文学的范畴，叙事风格的强大差异使得其文学性难以得到精英读者的理解和认同，也不免有读者带着对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国度的猎奇心理阅读。相反，虽然诗歌的翻译难度远远超过其他文学体裁，翻译后许多奇妙的诗意也会因此丧失，但中国当代诗歌依然在世界主流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北岛与特朗斯特罗姆一样，长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更加年轻一些的诗人，如蓝蓝、欧阳江河等，通过汉学家们的翻译，成为国外文学界认识中国的一个符号。著名汉学家顾彬甚至直言：“只有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
“从越来越多的诗歌交流和互动中，我们看到中国诗歌走向国际的道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阔，尽管汉语翻译成其他语言从来都是一种难以跨越的障碍，但中国的现代诗受到关注是不争的事实。”黄礼孩说，中国这些年在翻译他国的诗歌上下了不少功夫，外国诗人和读者也对中国诗歌开始了新的认知，而不是停留在唐朝的李白或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岛身上，这一点令人欣慰。“与当下欧洲普遍老年化的诗人群相比，中国诗人呈现的是青春的气息，崭新的面貌，但在思想力上，年轻的中国诗人是欠缺的。”
对抗生活的唐·吉诃德
“十多年来，如果把办刊的钱加起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到一套了；花在刊物上那么多细碎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作，也会多些出几本书了。因为要这样的时候总是沮丧的，好在活到这个份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黄礼孩很忙，见到他时，他说第二天便要去参加一个诗歌奖的颁奖，“奖金有5千，但必须要去参加才有。”如果是不了解黄礼孩的人，听到这话，准会以为这是个十足的“守财奴”，但了解他这十几年经历的人却明白，黄礼孩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1999年，黄礼孩开始编《诗歌与人》，在开始编这本民间诗刊时，黄礼孩没有想过它日后会变成公认的“中国第一民刊”，也没有想过会有人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高价出售《诗歌与人》，“诗歌是一种独立的圈内文化，她不热闹，把她当做朋友，内心自然有一种满足的喜悦。对于我来说，编民刊就成为自己小小的快乐，我没有想过愉悦他人，也没有想过要去改造诗歌世界。”黄礼孩说将办民刊当成自己出版的著作来做，这种带有私人意念的办刊心理能让他心甘情愿地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那点小钱花在上面。
但理想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面对现实的磨砺，尤其是2005年，黄礼孩开始以一己之力举办“诗歌与人·诗人奖”之后，现实的压力变得更加巨大。以今年的颁奖礼为例，虽然奖金并不丰厚，虽然获奖者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没有自己来领奖，但各种费用加起来也近8万元。“不知内情的江湖，常流传着我是富翁的说法，因为按照正常思维，一个不富有的诗人不可能干这等傻事。”黄礼孩说，在媒体采访时，他常常被问起这十几年当中最感人的事情，有没有砸锅卖铁、有没有到卖血的地步？“还好，还没沦落到那样悲惨的时刻。但痛苦的时候也有，比如当诗人说他们买了什么名牌好车、买了几百平方米的房子，内心就有所波动。十多年来，如果把办刊的钱加起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到一套了；花在刊物上那么多细碎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作，也会多些出几本书了。因为要这样的时候总是沮丧的，好在活到这个份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黄礼孩说。 不过，这些假设如果发生了，黄礼孩也就不是现在这个黄礼孩了，在广州，黄礼孩给别人做策划、写晚会串词，拍舞台剧照，编书……活跃在各个领域，然后把这些副业赚的钱都用在自己的《诗歌与人》上。“我想不起来，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我只知道自己一刻不停地奔跑。奔跑是必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全情投入，只有投入你才能有收获。虽然编民刊与生存无关，但你不能否认它的一种人生的方式。”
今年，因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奖的巧合，让“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也让黄礼孩开始思索这个奖项未来的路径。“我想把这个奖办成是更加国际化的奖项，国际视野再广阔一些。”黄礼孩说，他现在需要联系的人很多，包括外国诗人的中文译者等等，他终于觉得自己一个人再也无力独撑这个奖项，“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虽然我已经尽可能地把颁奖礼做得精致、纯粹，但和我当初想象的仍然有不小的差别。”
尽管黄礼孩开始放弃“一个人的诗歌奖”，寻找合作伙伴，但这并不代表他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拒绝官方和商业对自己的左右，各种权威的规则”，这是黄礼孩的底线，也正因为这个“底线”，让洽谈合作变得举步维艰。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到何时，黄礼孩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很多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唐·吉诃德……”
赋予诗歌应有的尊严
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为了收钱而丧失标准，那么这十二年来的努力就白费了。
今年的4月23日，是“诗歌与人·诗人奖”第6次颁奖，颁奖典礼那天在广东现代舞团的小剧场举行，来了许多人，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特朗斯特罗姆由于身体原因未能亲自参加，由译者李笠代领。李笠从瑞典带来了一部纪录片，人们看到了诗人的面容：一个冷峻的智者，一个诗歌的炼金士，一个孩子般纯真的老顽童。与传统的颁奖典礼不一样，没有领导致辞，没有严肃而刻板的氛围，人们记住的，只有诗歌。“通过颁奖典礼，赋予诗歌应有的尊严。”黄礼孩说。
圈内人愿意把“诗歌与人·诗人奖”称为是“一个人的诗歌奖”，因为从策划到评审再到典礼的最终举行，都由黄礼孩一个人完成。在外人看来，他几乎分裂成两瓣，一会是“手握大权”的评委会主席，一会却为了一盆花的摆放位置而头疼。说起办这个奖的初衷，黄礼孩坦言，是为自己创办的《诗歌与人》这本“中国第一民刊”寻找一个突破点，“1999年办了这本刊物，《诗歌与人》在诗歌界也有了一定影响，但如果没有赋予它更多的诗歌元素，那么它只能停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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