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茅盾先生一瞥

　　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不觉走到第二十八个年头，伴随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启动，也让我想起了老一辈文学家茅盾先生的一些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先生，于一九八一年三月以八十五岁高龄辞世，如今已过去三十年。然而先生杰出的著作传世，精神永在，风范永存。

　　我认识茅盾先生虽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但接触较多，逐渐熟悉起来却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一九七六年以来，因工作关系，我常常去拜访先生，求教于先生。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一个后生晚辈，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接触先生的。先生给予我的教益，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记得，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后，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提议，后经毛主席批准，《人民文学》几经波折，得以复刊。当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复刊号出版后，当天我即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他一见高兴极啦！立即仔细翻阅着刊物，爱不释手，他兴奋地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手书，问我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刊用。他说，一九四九年《人民文学》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

　　这时，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说，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辑出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请他题写封面字。为此毛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听到这意外的信息，我喜出望外，便冒昧询问先生：“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

　　先生温和地笑了笑说：“在，在。我珍藏在身边呢。”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这当然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信中所说的：“写一句话”，即后来一直被文艺界广泛刊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读着这封信，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这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先生慨然应允，但却认真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此后，因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他。每次去，我总是见先生在伏案写作，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令人感动。因而我也不忍心过多打扰他，剥夺他的宝贵光阴，所以总是谈完事很快离开。可是，遇到他精神好时，他却总是要我多留一会儿，要我向他说说刊物工作的情况，近来出了哪些好作品，有些什么新作者，创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他十分关心创作，关心文学事业，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成长。常常有许多初学写作者写信或投稿给他，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身体情况较好时，他大体上都翻看的。我发现，在他交我帮助处理的一些信、稿上，有的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有的他还亲笔批示：请处理。请参考。可见他都仔细看了，并且注意到了信、稿中所涉及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精神焕发。当时他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可是当一九七七年十月，《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他出席讲话时，他欣然应允了，并做了认真准备。当时编辑部派我去同他商量，他详细询问了座谈会讨论的情况，以及哪些作家参加，谈些什么问题，与会作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情况，等等。之后，他于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来到东城礼士胡同五十四号，会见了与会作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了。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息很兴奋。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小说家以外，有诗人、有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以文坛一退伍老兵的身份，躬逢其盛，能向各位学习，不但兴奋，并且感到荣幸。我知道有好多同志曾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云开日出，相信今后一定会逐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讲话中，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短篇小说要短而精。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他最后谦逊地说，我所讲的，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上午，他又应邀出席了《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他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看上去虽然身体尚好，但步履艰难多了。当他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他即席讲了话，动情地说：今天我很兴奋，也很愉快。刚才主持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中央也没有命令撤销过。“四人帮”却不承认我们，连中国文联也不承认。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决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要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他不无激动地回忆说：“第一次文化大会，是一九四九年开的。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周总理也讲了话。我记得在那个会上选出了全国文联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郭沫若，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周扬同志，一个就是我。后来我们就一直没动过，直到‘四人帮’上台那个时候……‘四人帮’把我们当敌人，一棍子打死，提出要砸烂文联、作协，这种对我们的法西斯暴行，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现在各方面都在关心 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应该恢复了，这件事情不光是恢复一些机构的问题，而是标志着党的文艺工作的发展，以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利的，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也是有利的……还有，要恢复刊物。《人民文学》虽然已经恢复了。比方《文艺报》，也应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