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曾试图通过“文学的后门”绕到生活背后去发现什么，“却歪打正着地发现了非理性可能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诗性的部分”。而《傻子寓言》又把荒谬推到极端，请问您这次试图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去发现什么？
答：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中，谈论过这个话题。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我试图通过荒诞性来解析这个世界，躲开物理的经验，从精神之路绕到生活的背后去，或者说穿透生活，看看它背后的东西。这种追查带有侦探的性质，试图发现日常经验所遮蔽或者被忽略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错误地以为找到了通往生活背后的途径。但仔细分析以后我发现，生活只有现场，不存在背后。我所触摸到的部分只不过是它的非理性，而非理性也是生活的元素之一。
给生活下定义是困难的。生活是当下事件的总和，在庞杂和紊乱中保持着自身的秩序。我们从事件堆积的现场很难找到生活的核心，也难以在它的运转中稍作停留，正是这些构成了生活常新的本质和魅力。我企图绕到生活背后的努力并非完全是失败的，在此过程中，我歪打正着地发现了非理性可能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诗性的部分。文学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应该有揭示和呈现它的义务。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被纷扰的杂事所纠缠和蒙蔽，按照常规去处理日常的事物，往往把非理性排除在逻辑关系之外。实际上任何事物稍一扭曲、拆解和重组，都会改变它原来的结构，表现出新的形态。我通过寓言发现了许多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构成了生活的多重性。可惜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惯性和惰性，习惯于迁就表面化的东西，不愿意往深处和远处走，忽略甚至从来都不曾想过，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超常的有趣的层面。
基于生活只有现场这个基本的事实，通向生活背后的道路也将返回到生活现场，把非理性融入到自身的伦理之中，构成生活的完全性和饱满性。因此，不管寓言中的故事多么荒诞离奇，也不会超越生活或走到生活的外边。生活没有之外，只有全部。我甚至认为，历史也在生活的现场，只是时间把它推向了远方。在“远方”和“此在”之间，是无数个“当下”在排列和延伸，与我们身处的现场接壤，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引入时间这个向量以后，历史就变成了一出活剧，人们依次出场，然后隐退。因此，生活永不凝固。在生活的全部流程里，只有先后，没有背后。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都是活的。按此推理，历史中不存在死者，只是出场的时间和顺序不同而已。
文学的功能是表现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从中发现真理并反过来映照我们的生存。因此我们企图绕到生活背后的野心不是一种妄为，而是一次小心的试探。为此，我从两条路进行过尝试。一是从理性出发，通过严密的推理和运算，最后却得到了非理性的结果。一是从非理性出发，把荒谬推到极端，却意外地接近了事物中暗藏的真相。两种方式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生活嘲弄了探索者，但文学却不必为此而羞愧。我没有找到生活背后的东西，却发现了生活中原有的秘密，隐藏在每一个细小的事物里。生活的现场是如此庞大而活跃，处处都散发着生机，只要我们迈步，就会出现奇迹。
《傻子寓言》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我的寓言里，每一个点都是旧的，但却生长着新的细胞，你将在其中看到无数的惊奇。 当代人能否成就史诗？
“大解写出了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人们感到惊讶，陌生，疑惑，都是必然的，但我相信这部史诗立得住。它的诞生将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事件。”有人曾这样评价您的《悲歌》。也有人说一部《悲歌》足以奠定您的诗界地位，您如何看待？今后是否还有再写长诗的计划？
尽管您说《悲歌》的意义只是一次探索性行动，但读者还是从其中看到您构筑史诗建筑的野心，您认为在当下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史诗的诞生契机是否到来？一个民族要成就自己的史诗，需要哪些因素？
答：在我们传统的认知观念中，一直把汉语中所缺失的史诗看作是不可企及的圣物，天然带有伟大的属性。实际上，史诗是个中性词，它只是一种具有结构的记事性的诗歌文体而已。我们不要一提史诗就小心和谦虚到敬畏的程度，好像我们的汉语不配有史诗，也不可能产生史诗。这不是民族自卑的表现，而是对于史诗的误解。我觉得这些误解的根源，还是与汉语诗歌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有关。从诗经开始，我们的汉语诗歌就被精致的抒情方式捆住了手脚，没有在叙事功能上得到进化。经过历代的演化，以抒情为主体的旧体诗歌体式越来越精致和小巧，以至于新诗发展百年以来的今天，有些人依然远离叙事，甚至把“宏大叙事”看成是妄想，加以嘲笑。这与本土上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保持着口头传承史诗的少数民族有着传统上的区别。
我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在口头传承过程中，不断加入传承者新的创作元素，是正在生长中的诗。因此说，史诗是个活体。一旦史诗被文字固定下来，就停止了生长。我的长篇叙事诗《悲歌》，是我个人的作品，没有整个民族集体参与创作的过程，也没有流传史。《悲歌》一出生就是文字，因此它与传统的史诗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把《悲歌》当作是一个实验品，以叙事为线索，以抒情为主旋律，以故事结构为框架，书写了一个完整的大寓言。我没有担当文化使命的责任感，我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写作愿望，通过一个故事，把这片土地上这群人的生存史和精神史呈现出来。我依靠的不是创造力，而是文化整合力。如果说这部长达16000行的叙事诗奠定了我在诗界的地位，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人们在肯定一个集成者。我历时四年，于2000年写完《悲歌》，之后写了许多随笔，写了小说《长歌》，写了许多短诗和寓言，但失去了再写长诗的能力。写长诗是个力气活，也许我把力气用尽了，现在只能干些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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