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经过两次出版以后，在诗歌界赢得了一些影响，读者或许想，大解有构筑史诗的野心。这种设问当然有道理，但我还是想说，在写作之初，是故事的结构使我产生了持久的冲动，支持我用四年的时间一直保持着高度而稳定的创作激情，直至把它写完。我并没有建构史诗的野心，但写完以后，我发现我确实建构了一部结构完整的长诗。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只说这是一部长诗，出于对史诗的陌生和敬畏，打死我也不敢提史诗二字，但书出来以后我在版权页上看到，出版社把《悲歌》列为史诗而出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做了《悲歌》的责编，他是个有胆有识的出版家，对文史类图书非常重视和支持，他在任期间，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史类图书。我要感谢他对《悲歌》出版所做的努力。
我认为在当下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诞生几部史诗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新诗已经出现了百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口语这种鲜活的语言进入诗歌以后，诗歌已经具备了叙事的功能，人们终于把书写和言说统一在一起；另外，诗歌已经从单纯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稳定地走在艺术回归的路上，诗人们遇到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什么样的作品都不算过分。实际上，一个民族并非必须有自己的史诗，比如汉民族，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广泛流传的史诗，不也一样发展到今天吗？史诗是一个民族语言史和文字史综合演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史诗，他一定有另外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存史和心灵史。比如《史记》《三国演义》等，都是史诗性质的作品，只是这些作品不是用诗歌的方式表现出来。
当代文学该建构还是解构？
著名学者、教授，国家图书馆馆长斧锐(詹福瑞)说：“当弄潮诗人们忙着解构一切时，大解却在《悲歌》中忙于建构。”您认为对于当代中华文化或民族文学，解构重要还是建构重要？该如何作为？
答：这个问题应该由学者来回答。我身在其中，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小心地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还处在建构时期，还应该继续建构。我们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可供一个民族居住的精神大厦，就谈解构，有些不合情理。你还没有完整的建构，何谈解构？解构这个词，我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反理性、反文化、反崇高的一种破坏性的文化策略的核心概念，它是针对现代主义的一次反叛，把“人”这个主宰者推下圣坛，暴露出人的物性，同时强调生命的尊严和万物的均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人终于动摇了自己的核心地位。我们近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对人道、人性、人体的深度剖析，就是在用新的元素在建构自己的价值体系。诗歌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能强烈一些。当下的许多诗歌作品中，身体的出场表明“人”这个动物已经赤裸出镜，本能暴露出原始的属性。但我的诗离此较远，我比较愿意站在更宽的立场上写作，对人，对神，都保持着敬意。 清华毕业后弃工从文的缘由？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您放弃所学专业，弃工从文，选择了清贫的文学事业。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的误会”？当时是出于何种原因？
答：我大学里学的是水利工程专业，毕业后曾经做过水电站的建站和并网设计。由于热爱文学，后来把业余爱好当成了主业，主动改行，做了多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和组织工作。真是应了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的选择没有错，我做了我所喜欢的事情。编辑，写作，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我在创作中，在语言的世界里发现或者说创造出了许多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丰富了我的生命，也是我的全部价值所在。
诗人被拉下了马？
目前有些民众对诗人持有“潜意识的非议”，甚至认为诗人“非疯即傻”，诗歌“胡言乱语”，诗人的形象和地位似乎一夜间被拉下了马，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诗人在当下的生存处境如何评价？
答：民众对当今诗人持有非议，首先是来源于对新诗的误解。原因有多种：
1、几千年来，我们的传统诗歌一直是带有格律的旧体诗，孩子们从小就开始背诵旧体诗。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只有那些有格律的旧体诗才叫诗。自由体诗虽然已经在中国发展百年，但文化的惯性依然把它挤在知识体系的边缘，还没有形成文化基因，在普通民众中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感。2、我们的教育体系在编写语文教材时，所选用的新诗，大多是些与政治多少带有一些关联的作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人们对新诗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以为只有那些激愤的、抒情的分行作品才配叫做诗。久而久之，人们对变化的新诗不愿接受，影响了新诗的认同。3、我们的文化传媒机构，尤其的报纸和电视台，依然在把诗歌当做一种煽情的工具，一遇到重大社会事件，就适时推出那些适合于大喊大叫或神采飞扬的朗诵作品，以至于使民众认为，只有那些激昂顿挫的朗诵诗才是新诗，其他的诗都不可理解。
4、新诗的探索速度超出了读者的接受能力，没有迁就读者，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怀疑。尤其是接受过中文教育的所谓文化人，一旦新诗所做的努力与他们所学过的东西对位时出现了偏差和距离，就会得出否定的结论。5、多元文化分散了人们的视野，使诗歌从政治中分得的有限资源在多彩的生活中一宵散尽，走向了彻底的边缘化，社会对诗人的关注度也随之消失。6、后现代主义对于诗歌的影响出现以后，身体上升到人的高度，本能取代了崇高和神圣，一些反应生活本质的诗，里面或许夹杂着芜杂和不洁的东西，使一些具有洁癖和朝圣情节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甚至产生了反感。7、网络传播的兴起加速了诗歌的泛化书写，良莠不齐，使一些不了解诗歌的人感到失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以上这些新诗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诗人本身。有些极个别的诗歌作者热衷于行为艺术，不在写作上下功夫，却在行为上装疯卖傻，故作惊人之语，以此来标新立异。而我们的国人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些异端行为的心理准备，对于一些超出世俗规范的行为不能容忍，甚至仇恨。还有，与官本位并行的拜金主义盛行其上，诗人的贫穷和坚守精神被视为傻子，受到了俗人的蔑视。他们睁着美丽的大眼睛，却看不到诗人心灵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凡是念过几天书的人都想在本子上写几句抒情的话语，以此认为写诗不过如此，仿佛人人都可称为诗人。凡此种种，都加剧了诗人形象的损毁。我想，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然后应该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然后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深度和宽广视野的人，一个有情趣的人，然后才是诗人。毕竟诗歌最后要离开诗人而独立存在，其他附加的东西都将散尽，诗歌文本将是接受人们检验的唯一标本。我劝真正的诗人们自重，拿出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同时我也劝慰诗歌的围观者，不要把一些伪诗人的行为和作品无限放大，以此来诋毁全盘诗歌，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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