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史铁生：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北京798“时态空间”里一如既往的忙碌。
1月4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聚会，为了一个从31日清晨就跳跃在无数人手机里的名字。人们捧着花聚集在这里，为的是赴他最后一个约。
许多人都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或邮件：“拒绝花圈和挽联，希望大家穿得鲜光，长得鲜艳，不拒绝鲜花(白花除外)和色彩先进的牌匾。”
他曾说过：“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一天是他的60岁生日，朋友们要给他过生日。
最后的聚会
挂在“时态空间”门口的海报很显眼，史铁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侧身坐在轮椅上，手臂搁在椅背上，似乎是在招呼客人。海报旁书“与铁生最后的聚会”，这个标题是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亲自拟定的。
没有挽联、花圈，有的是一束束散发着馨香的百合、菊花和红玫瑰。四个胸前系着麻质彩色蝴蝶结的少年站在门口，象征“披麻戴孝”，向所有的来宾鞠躬致意。60支点燃的红蜡烛在门口红色铁丝网围成的“悼念圈”内摇摆，“悼念圈”上插满了玫瑰花和黑纸片的祝福。右边是长达20米的整面照片墙，记载了史铁生和朋友们的点点滴滴。大多数时候，他都坐在轮椅上，然而他涉足的世界却不止方寸间。
照片上的许多老友新朋从各地赶来，得到消息的市民和媒体们也闻讯而来，宽敞的空间很快被填满。陈希米一刻没闲着，她拄着拐杖和各式各样的人拥抱，说话，拍照，俨然一位聚会的主女人。甚至有人捧着史铁生的书让她签名，她推脱着，迫不得已才勉强着边签边说：“这真不合适，这是他的书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说，陈希米从史铁生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就开始忙，忙着招呼各式各样的人，一直到现在都没闲。房顶很高，她有点冷，又加披了一条围巾。
陈希米在发言里说：“史铁生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是朋友多，可是，特别是到了透析多年之后，他却成了朋友们的聚会上最煞风景的那一个，养精蓄锐地等待聚会，刚在兴头上，他就累了，要撤……几乎每次都是意犹未尽。”
“今天，我们不用再时时看表，怕他累，怕耽误他宝贵的、少得可怜的用来写作的时间。今天，他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力气，和我们一起尽兴，再尽兴。”
清华附中的老同学们在这里，作协的老朋友们在这里，各种文艺界的人士也在这里，还有普通读者，学生，甚至有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女孩闻讯从深圳赶来，只因为喜欢他的书。现场秩序井然，人们聊天，叙旧，写留言，看照片。中央的演讲台上，朋友们依次登台说着他们熟悉的史铁生，希米坐在下面坦然地面对摄影机的轰炸，表情平静，时常和人耳语些什么。60周岁的蛋糕静静地躺在一边，扎着红丝带。
史铁生的遗体已于1月2日先行火化。好友之一陈国华后来问希米，骨灰怎么处置？希米说：“趁下雨天，在地坛的小树林里刨俩坑，撒了就跑。”
这当然只是句玩笑话。从二十几岁开始，史铁生就“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1990年，他写出了《我与地坛》这部感动并鼓励了无数人的作品。现在，一群朋友们拿着史铁生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我与地坛》，希望帮他完成拍电影的遗愿。
追思活动的策划者之一徐晓是史铁生多年的朋友，据她介绍，31日当天就决定了要办这个追思会，希米坚持不办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整个活动从讨论到实施只花了3天时间。场地是一个朋友无偿提供的，会场里跑前跑后的人都是史铁生当年的朋友。另一位策划者刘乃康说，原本在现场准备了8个保安，做了50张工作证，就怕场面失控，结果都没用上。“不是我们策划这个活动就表明我们和史铁生关系好，只是我们刚好碰上了，谁赶上了都会办。”他说。
当天，在1000公里外的上海，另一场追思会也在复旦举行。作家王安忆和陈村因为无法赶来北京，商议后决定在上海也办一个。“不能去北京，总觉得心里特别放不下。在这里聊聊史铁生，心里会舒服一些。”王安忆说。
“有些作家要去走很多路，经历很多事，但他走不了，他在心里走。”陈村说。
两地的追思会上都有一首被频繁引用的诗，《永在》。史铁生好像早已在心里描绘过今天这样的场面，他似在和陈希米，也似在和朋友们说：“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历数前生，你能够与我一同笑看，所以死与你我从不相干。”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许多几十年前见过史铁生的朋友，都有一个印象：他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瘦弱。有一张照片是他扎着头巾，抱着一头牛站在那儿笑，身后就是他插队的陕北清平湾。
拍完那张照片不到一年，1971年夏末，因为在一次放牛中遇到暴雨冰雹，史铁生发了高烧，腰腿一天比一天疼。同去插队的校友李子壮在追思会上回忆说，那时的史铁生脾气火爆，远不像后来那样淡然，他跟医生大吼：你不治好我，我拿菜刀劈了你。三十多年后，老李再回插队的地方，那医生已经不记得史铁生的长相，却还记得这句狠话。
史铁生回到北京，自己一步一步走进北京友谊医院。一年多后，离开医院时，下肢彻底瘫痪，只能由爸爸用轮椅推着回家。那年，他21岁。
北京友谊医院是史铁生住过时间最久的医院，12间病室，除去病危者入住的1号和2号，其余10间他都住过。
刘乃康认识史铁生是1980年末，因为大家都热爱文学，也因为史铁生爱交朋友，他成了史铁生家的常客之一。那时，史铁生的肾已经丧失正常的排尿功能，只能从身上“造瘘”插管入膀胱，得随身带着尿壶，随时排尿，每天都要将导尿的管子拔出来消毒。一折腾就是好半天。
刘乃康记得，那时史铁生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和父亲、妹妹史兰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的一间小屋里。“房间很小，父亲和妹妹住一间，床用帘子隔开，他自己住一间。”刘乃康回忆说。在他的印象里，史铁生那时虽然生着病，但上身很强壮。他能用手扶着轮椅到处跑，手臂一撑就上了床。他的房间里常常是烟雾弥漫，床上、凳子上全坐着人，就连他的手摇车也不会闲着。他的父亲会在下午定时打豆浆招待他，到了吃饭的点，就煮些面条或买点包子、卤煮火烧一类，说笑声中，全体吃得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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